诸子百家，早已是被前人讨论过无数次的题目，后来者想进入，充满了知识上的壁垒和挑战。但人类学学者张经纬就做了一次斗胆涉险的尝试，于诸子百家在古典文献、中国哲学、先秦史、考古学等领域积累的丰厚成果之外，从人类学的视角另辟蹊径。

近日，他的新著《诸子与诸国》由中华书局出版。不同于以往将东周历史与诸子思想分开叙述的方式，张经纬将诸子哲思置于各国历史演进互动的背景之下，通过诸国社会的变迁，呈现诸子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实现对诸子学说本来面貌的最大还原。他坦言诸子研究是相对枯燥的，但拒绝将那些距今2000多年的古代思想家标签化、语录化，而是费心挖掘先秦哲人脸谱背后的真实一面。

所以，在张经纬的笔下，我们读到了有血有肉的诸子百家，看到孔子也会被弟子吐槽，发现此前对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以及孔子的“孝道”等思想存有误读。当张经纬在采访中兴奋地提到他破解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楚庄王埋下的一处伏笔时，那份“破译密码”的快乐，点亮了一个沉睡在史书中的细节，也瞬间拉进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

近日，现代快报记者专访了张经纬，听他讲述诸子与诸国的故事。

王凡/文

被误读的性善论、性恶论

读品：研究诸子与诸国，对你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张经纬：那些古代思想家距离今天只远不近，随着时空上的距离，难免断裂了与历史情境的固有联系，而变得标签化、“语录化”，使我们以为“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哲学”，忽略了那些哲学观点原本所根植的现实土壤。考古发掘近来似乎也没有添新知，那么，我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研究角度。

我的灵感来源于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的“语境主义”研究，将作者的作品还原到其产生的语境之中，有一种破译密码般的感受。对普通读者来说，更有意义的或许是延伸出的相关思考。中国古人精神世界和文化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时局背景，同样思路也可以用于解释当代社会。

《诸子与诸国》

张经纬 著

中华书局

读品：你的研究拒绝语录化、标签化，在历史人物身上发现了哪些“有血有肉”的细节？

张经纬：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游戏叫《王者荣耀》，游戏中有个人物是庄周，就是庄子，游戏中点击这个小人，他会说一句台词：“蝴蝶是我，我就是蝴蝶。”这是化用的庄周梦蝶。他还会发一个招，也和蝴蝶有关。你看，现代人想象诸子，是语录化的，标签化的，好像提到庄子就是梦蝶。把古人变成游戏中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对古人不公平。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把春秋战国的历史一点点抠出来，把孔子、孟子、庄子的人生讲清楚，挖掘那些“庄周梦蝶”以外的人生故事，这是我很浪漫的一个出发点。

我研究比较有心得的两位学者，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他们也有自己的语录和标签。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反对他，说人性本恶。以往的研究，我们会觉得孟子和荀子他们讨论的是人天生是性善还是性恶，其实这是我们很表面化的一个理解。还原到历史里去，就会知道他们本质上不是讨论一个婴儿出生，到底是性善和性恶。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春秋战国时，外敌入侵，各个国家都要打仗，诸侯国的国君需要百姓披甲上阵，保家卫国。孟子时代处于战国中期，打仗还没有那么激烈，孟子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人性本善，意思就是如果老百姓看到国家有难，他会见义勇为，勇挑重担，自发地上战场去打仗。不要逼迫老百姓去做这样的事情，要尊重不愿意上战场的人的个人选择。这是孟子“性本善”的内在逻辑。

到了荀子的时代，春秋战国接近大结局，战争更加残酷和激烈，国家更处在危难之中。荀子觉得老百姓保家卫国已是义不容辞。他说人性恶，这个恶不是凶恶、邪恶，这个恶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惰性，好逸恶劳，贪生怕死。所以为了让百姓上战场，必须拿出一些强硬的手段来打破百姓天生固有的惰性。所以，实际上不管是孟子说性善还是荀子说性恶，他们针对的是究竟是否要用国家的权力让老百姓服从任务的安排。一旦把他们的观点还原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底下，人物和学说也就血肉丰满起来了。

当把孔子还原成历史当中的普通人也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他也敬畏权贵，孔子见到鲁国、齐国的国君，也会很谦逊。孔子还会被他的弟子吐槽。比如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有一个晋国的地方官，想聘用孔子去那边工作，孔子兴致勃勃，就被子路吐槽：“你以前这么清高，现在只不过是晋国的一个地方官，你居然这么屁颠屁颠要去了，你有点节操好不好？”《史记·孔子世家》里就有这样的对话。后来孔子觉得确实有点羞愧，听了子路的话，从善如流，做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蹚这趟浑水。你听我这样一说，孔子的形象是不是就丰富起来了？他也曾经受到名利的诱惑，但是坚守了自己的底线。相比我们过去了解的说名言名句的孔子，他人格的多样性出来了。

破解司马迁2000年前的密码

读品：还原历史并不容易，你的知识探索之路上有什么难忘的记忆？

张经纬：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读古典文献，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不同的文献，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若干个版本。举个例子，楚庄王，一鸣惊人这个成语说的就是他。最早提出他一鸣惊人的是韩非子，《韩非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把韩非子一鸣惊人的故事也用进去了。两人讲同样一件事情，有细节上的差异。让我兴奋的是，《韩非子》里说，大臣说了楚国一只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后，楚庄王幡然醒悟，励精图治。而司马迁加了一个细节，他为了造成前后对比，先写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前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一个大臣冒死进谏，说了一鸣惊人的故事，但楚庄王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以为然，大臣一边在跟他说话，他一边左拥右抱。而且写得很具体，“左抱郑姬，右抱越女”。这是司马迁独创的细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我发现，在楚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和楚国打交道最多的还真的就是郑国和越国。楚国每次到中原参战，都是因为郑国请求楚国的支援，历代楚王都是这样。楚庄王的祖父楚成王在位期间，帮助郑国在中原作战，郑国打赢了，郑国国王便把两个妹妹嫁给了楚成王。再看楚国和越国的关系。到了楚庄王的曾孙，那时楚国和吴国作战，伍子胥向楚国复仇，楚国不敌吴国，而后和越国结盟，楚国国君娶了越国的一个公主，他们所生的孩子作为下一任的楚王，最终复兴了楚国。

所以，楚庄王左拥右抱是有历史依据的。司马迁把几代人的故事，浓缩在了楚庄王的身上。就是《史记》里这不超过十个字的内容，让我把楚国前前后后的关系梳理出来，把司马迁的伏笔在2000多年后解开了。

回到诸子思想的源头

读品：诸子学说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你会怎么给诸子画像？

张经纬：研究孔子，我很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孝道”思想的出现需要在历史背景下讨论。孔子当年提出孝道的背景是他认为每个人是孝的，天生就会孝敬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他的出发点是，当国家面临危机，国君要把百姓送上战场，如果成年人在战场上牺牲了，对家庭打击巨大，就没有人赡养老人，也没有人抚养他们留下的孤儿。他说要遵守孝道，是因为当时没有反战与和平的讲法，他只是用一种婉转、曲折的方式建议国君不要打仗，因为打仗会使得国家的中坚力量凋零。所以他提出的遵守孝道不是对普通老百姓说的，孝道其实是一种修辞方式，用来反对战争。我尝试从源头去了解中国人的孝道观念是怎么出现的，澄清它最初的样子。

从孔子研究出发，一点点延伸出来诸子百家中哪家思想最激进，我慢慢把诸子打通了。诸子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同样的议题，都是围绕孔子提出的反战在发表观点。孔子相当于为时代出了一个辩题，大家在为命题而辩论，有各自独立的想法和思想。这才有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

我先说说墨子。他不像孔子那么有名诸子百家中哪家思想最激进，《史记》里记载了墨子事迹的片段。墨子原来也是学习过儒家经典的，但是后来和孔子有了分歧。孔子的想法是，国家在打仗，我们要去抵御外敌，但要讲究礼仪制度，穿上最好的衣服，展现最好的精气神和侵略者作战。但墨子的核心思想是，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该把礼仪放到一边去。墨子认为儒家很“迂”，反对像儒家这样衣冠楚楚地很讲究地作战，他们是普通的工匠阶层，如果敌人来了，在吃饭的时候也会把碗筷直接扔掉，抄起家伙，去和敌人作战。墨家的想法比较激进，甚至到最后变成另一个极端，就是连准备粮草、合计一些计谋都认为是贪生怕死的表现，和儒家产生了分歧。信奉墨家学说的人在战场上牺牲巨大，一个更深远的影响是，因为他们过于莽撞和勇敢，导致自己的学说失传了。

庄子的思想，我们都知道是自由潇洒。钱穆先生说，庄子的思想受杨朱影响很大。杨朱的想法和墨子是正好相反的，面对战争的态度是，认为凭己之力根本扭转不了战局，与其白白牺牲，不如什么都不做，做和平主义者。杨朱的继承人是庄子。面对战争，他不主张做一个攻打别人的胜利者，也不主张做一个悲壮的守卫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这些历史上活下来的前人的后代，从生存哲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实际上都是庄子的信徒。

再说说老子，老子和庄子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老子最早是和黄帝结合，是被当作兵法的一部分看待。老子思想的核心就是顺势，不是逆来顺受，而是随势而动。

我的研究秉持着一个核心思路：所有的哲学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冥想的产物，而是哲学家对所处时代格局、社会结构变化的反馈。这一原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可以把东周时代的社会变迁过程，形象地想象为一堵向东出现倾斜的高墙。“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固然是美好的愿望，但人类迁移的趋势不可违，社会变迁的方向不可逆。大厦颠覆之后，还有新的高楼重新立起；前浪拍岸之时，仍有后浪层层叠叠，日夜不倦。

读品：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汉末以来自由个性的崛起、宋代新儒学的改造以及晚明士商阶层的合流定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突破。在你看来，诸子百家的兴起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意义对后续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继承？

张经纬：诸子百家思想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法则，譬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见义勇为，孝道、节俭、尊老爱幼等美德，往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诸子百家。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当然时代在变，诸子百家的思想不必以“经典”的形式成为后人行为的标尺，乃至思维的束缚或桎梏。我们要把自己从历史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而不是把老祖宗的每一句都当作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我认为这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我们应该回到那些思想的源头，重新发觉它的含义，引发自己的思考，启示今天的生活。

本期人物

张经纬 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学者，专栏作家，译者。长期从事人类学、民族史、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尝试全新的人类史写作，力图向公众传播学术新知。著有《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田野：一位人类学者的成长纪实》《从考古发现中国》《与人类学家同行》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