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很火爆地过去了。

房地产热，股票也有几天“牛市”，广告业方兴未艾，人才大流动，“月末版”“周末版”大战，港仔歌星独步大陆，凡此种种，使整个93年充满躁动。但谁都忘不了93年的另一大景观——人人都在“包装”自己：饭店换门脸，报纸改版面，更不消说人们争着用名牌武装自己，使得工薪阶层不敢问津的北京“赛特”“燕莎”等高档大商场一火再火。歌星影星的包装更是花样翻新。到了年终，终有消息说，作家也开始“包装”自己了。有几位作家与某出版社签了约，被戏称为“卖身契”。他整个人、整辈子的创作全托付给人家，由别人来设计，他只管出字。

我们的大作家刘心武又怎样了呢？且看他如何动作。

《刘心武文集》将由华艺出版社向海内外读者推出。文集共8卷，有封套，外加硬壳，绢布封面，锦带系结，漂亮、华美，使刘心武再度辉煌。

不过，我们的一位同行却说，刘心武写得最欠水平的是他的成名作《班主任》名人文集封面怎么画，写得最受欢迎的是纪实文学《公共汽车咏叹调》，做得唯一使人称道的是在他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发表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以及空空荡荡》。说句公道话，此公所论对于已有10余部小说被搬上影视银屏，被欧美人收入三部国际名人录，被瑞典文学院于1992年邀请参加诺贝尔文学奖发奖仪式的刘心武（请注意，他是被邀请的唯一中国作家）来说，实有不恭和贬低之嫌。

话又说回来，这说明一位作家的受欢迎程度，多少与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当代芸芸众生的关注和共鸣有关。像西方人一样重视“私人空间”的刘作家不见未经约请的来访者，不管对方抱着何等良好的目的。为此不久前他还特地借武汉市的《长江日报》撰文“声明”，并以三个北师大小伙子莽莽撞撞七弯八拐寻到府上邀请他讲学而终于未能跨进房间一步为例，告诫世人。在我们与他电话联系时，他说每天都安排得密密麻麻，来访者使他不胜其扰。如约采访前，在他住宅楼的电梯上，作者便随口问了一下开电梯的中年妇女，来找刘心武的人多吗？电梯女工轻声吐出的简短几个字不出我们所料。

与刘心武有缘相会，是电视连续剧《小墩子》帮的忙。这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第10部电视剧。至今给电视观众留有印象的恐怕还是《公共汽车咏叹调》和《钟鼓楼》吧。

态度和蔼的刘心武开门见山地谈起电视：《编辑部的故事》将一切化为笑谈，吐出人们心中的怨气；《北京人在纽约》抓住人们对新大陆的神秘感，然后泼一瓢冷水，满足和刺激观众，并由于姜文的表演和刘欢的作曲，引起轰动。但它们丧失了对人生的终极追求，丧失了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而沉重， 才是艺术的真正核心。以严肃作家自居的刘心武表明对电视不太在意，就像一边微笑着搭腔一边把玩作者之一的名片一样，但我们终于忍耐住没去制止这种不雅的动作，因为他正兴致很高地介绍着自己的又一部小说被电视人看中并拍得好，还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电视剧《小墩子》讲的是一个胡同里的穷姑娘承包了一辆快餐车成了“女大款”的故事。这位纯朴、善良的小墩子姑娘虽然有了钱，但感情生活却很不幸，深爱着别人并为此付出许多，可到头来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姑娘的感情史、隐私史。在眼下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时候，它更多讲的是人情、人性、人道。该剧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投资拍摄。导演沈好放曾拍过电视剧《樱花梦》，现为《三国演义》这部巨片的导演之一。小墩子的扮演者是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岳秀清，在影视圈已露头脚。

刘心武说：“中国人现在所想的是形而下的东西多，金钱、名誉、地位、权力、享受、肉欲、功利、物质，但人类总要玩一种精神追求，活着为什么？有了这么多钱又怎么样？个体生活和群体生命如何和谐？我是谁？她是谁？我思考的就是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他自然把自己归入至今仍然坚守文学“净土”的作家群。他们，包括搞电影的一些人，常用“逼良为娼”来形容与他们不走同一条路的人，而自己才是“社会的良心”“光明的使者”。不过这个营垒已经松动和衰减，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读者群的衰减，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作品的选择，这怕也是不奇怪的。

刘心武对《小墩子》的拍摄是很满意的，“我的双腿，在观看时不断变换着各种舒服的摆放角度。”这是他形容心态松弛的用语。他谦虚地说，拍得好，那是导演、演员和剧组的成功；拍得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很可能是我的小说不宜于改编。他说，看样片时，同时看戏的戏中演员都哭了，徐沛东看过后，不仅为这戏写了歌，还亲自演唱，被大伙儿说成“处女唱”。

那么不宜改编处是什么呢？ 刘心武说，我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前史很多，二是细腻的刻画，隐私的刻画，这都是心理描写和叙述的语言，难以转换为镜头语言。隐私就是私人空间，中国人的痛苦就是没有私人空间。这个私人空间，物质上指居室拥挤，精忡上指中国人的隐私感很差，打听别人的隐私成为一些人的嗜好。这个观点引起我们的共鸣。作者之一说，我最近采访中，得知一个青年，从小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中，每夜同祖父挤一个床，夜里房间中发生的一切他都耳濡目染。长年来使他心中烦燥不安，长大后就不愿夜归，在外和别人搞打砸抢，走上了犯罪道路，到了另一个想必也不会是宽敞的去处。

刘心武称赞王朔写对话写得叫绝。故好改编拍电视剧；称赞导演沈好放能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就更不简单。他要我们多宣传导演，不要宣传他，因为他已经有名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肉是好吃，天天吃却腻人；名儿是好，天天说，别说旁人会烦，连自己也品不出名儿的味道了。

这倒是心里话。人生不外乎一步步地走：一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前，一种是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来。 刘心武属于后者，他登上了一个台阶，就上了一个层次，那已经没有撤下来的余地了。刘心武所以会有《班主任》的成名，全因18岁时就有文章公开发表，到了35岁，已有七、八十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垫底，不愁十七年的笔耕不能成名。过了10多年，他以《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等等长、中、短篇小说巩固了他的位置，并登上成家的又一级台阶。成家以后，刘心武很怕，怕自己不再向上了名人文集封面怎么画， 怕自己吃这个“家”的老本。在五十岁生日时他写了《五十岁戒》。

五十岁是人生中的又一个界线，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心理上都标志着走向暮年。人之初，性本善，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人性中恶的东西将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嫉妒同辈，看不惯下辈，固执地以自我为中心，那就真意味着衰老了。

刘心武以其文学家特有的敏感在反省：五十岁以后，千万别忙着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作品研讨会，也不能只看了别人作品梗概，就用自己的观点去给别人胡乱评论一番，然后在见了报的报道中，找自己的名字，很满足地用红笔打个横杠。刘心武很坦率地说，有一天，我可能也会变成这样。这话也许更多地出于对自己的警惕。

刘心武目前在整理自己的8卷文集，共450万字，依次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纪实小说、舞台剧本、散文、随笔、理论批评、《红楼梦》研究文章。我曾看过他写的一篇研究秦可卿之迷的文章，他说他在“红学”分支考佚学中的“秦学”方面受到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的肯定。我告诉他，92 年我在上海听演贾宝玉的“元老”徐玉兰说，有次她回到家中，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里正出现大出殡的场面，徐玉兰以为是哪个皇帝死了，一问才知是贾府的一个妇人秦可卿死了，觉得这种隆重的场面在全剧中有喧宾夺主之感。我说刘心武，你的揭秘正能解释徐玉兰这种错觉，而这种剧中的错位当时是无法拍出来的，也许编导者只是照本宣科，根本没有探究到这个层面。

刘心武说，秦可卿在贾府似乎不能与宝玉、凤姐甚至其他人相比，但她很可能是皇族权力斗争失势一方的女儿。皇族败落，偷偷寄放贾府。所以她死了，连皇帝的弟弟北静王都来吊孝。我是从四个方面考证得到这个结论的，并用语体文复原了全部过程，写了《秦可卿之死》一文，这是曹雪芹被迫删去的内容。

刘心武笔耕不辍，每月为海内外报刊大量撰稿，有的报刊还为他开了个专栏，成为许多家报刊争夺的专栏作家。如中国青年报的《品味生活》，科技日报的《窗外人语》，香港大公报的《冰糖葫芦》，香港华侨日报的《名门杰作》等。他还为《中国环境报》写稿子，并是《绿叶》杂志的编委。刘心武热爱大自然，渴望着返朴归真的田园生活和人生，这从他早期写过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 》，以及至今他的书斋还命名为《绿叶居》可以一窥端倪。

而他的文学道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 《班主任》开了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先河，所以人们想到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本身。从那以后，整个文学界，乃至人们的思想才从柱梏中慢慢复苏。从这类作品的题目就可看出作家内心的呼唤和责任感：《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二是以《风过耳》《四牌楼》为代表的作品，则一反过去充满激情和过多的议论，转为冷峻和思考，这是因为社会由激情变得冷静，单一变得复杂，再靠激情，再用说教，是行不通的。

有人用玩世现实主义如《编辑部的故事》来反映生活，或者在文化衫上写游戏人生的语言，刘心武称自己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人们不喜欢说教，但我又不愿放弃良知和终极关怀，也就是超越市俗的对永恒的追求，这是人类世世代代苦苦追索的，虽然也有推进，但永远没有穷尽。”

那么，他究竟是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以他的小说《风过耳》为例，在展示北京这座第三世界巨型都市的众生相中，他不再告诫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和激起对未来的向往，而是以打开一个又一个神秘的“盒子”，以使人手不释卷的故事来映照和透视九十年代文化的“瞬间”，填平消费的流行文化与高层次文化间的鸿沟。

5点30分，天已渐渐黑下来，刘心武依然笑容可掬：“就到这儿吧，因为我现在以卖文为生。”我们漫不经心地问一句每月收入几何，又被以保护隐私权为名微笑拒绝，不过大作家不讳言他是文学界第一位穿名牌的人。我们问是否受儿子的影响，因为他唯一的儿子正在北京工业大学念书，本应为三口之家中得风气之先者。回答刚好相反。他解释说，写书多，经济收入可以，有十次境外旅行的经历，自然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名牌服装也是一种文化嘛，商业文化。尽管他的名牌停留在“稻草人”“鳄鱼”的档次，但这种“包装”同他那近乎憨厚的脸上那迷人的微笑一样可贵，表明五十而知天命的作家仍有一颗年轻人的心。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应该以哲思以幽默以浑沌以悬念以迷团以抒情，以俯首即拾抬头可见的景物，以什么什么浮想联翩来画一个句号或省略号了，但之后我们却无意中看到了刘心武在《戏剧电影报》发表的那篇《寻觅“托”儿》的文章。什么叫“托”儿？看完此文，我们才知道这个新名词指的就是：“‘托’即宣传，即变相广告。”

看到这里，我们只好苦笑了。什么时候新闻记者包括娱乐圈的记者，他们的职能仅剩下当“托”儿，做“变相广告”的地步？

苦笑之余，不觉又思忖教训何在？恐怕在于记者失去了自己。记者哥儿们姐儿们，不要再一味吹捧了，举起批判的武器，解剖社会，研究几个问题;解剖人生，使人有自知之明，并像鲁迅先生那样时时解剖自己。既然人人都在“包装”自己，那么记者的包装，自然不该像《古文观止》里——刘伯温笔下那位卖柑者所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作者简介

李西九，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许家坊乡杨家坪村人，土家族。在武钢三中、武昌水果湖中学读过书，在湖北省钟祥市东桥镇团山村当过五年半中国农民。后招工到武钢在子弟中学教书，在中小学教育处参与教育志编写。招聘到湖北电视台《电视月刊》后，做编辑、记者，后评聘为主任记者，并任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和湖北电视台纪检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创作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在武汉的故事》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湖北卫视、江西卫视等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