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年间所修《四库全书》，承前启后，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四库学”概念的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四库学”的内涵外延不断得以明确，并有所增益。最近，还有学者提出对《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倡议。这一倡议推动了“四库学”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四库学”新的讨论。

唐开元时，皇家藏书以甲乙丙丁为序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凡四部库书，长安、洛阳两京各一本，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四库由此得名。从四库得名可见四库全书分哪四库，四库，有两层含义，一是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一是以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为序的学术体系。至近代词义发生了转移，演为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之名。

《四库全书》研究历程

《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纂修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自成书至今，已走过了200余年的历史。时至今日，七部《四库全书》，仅存其四，保护弘扬之任刻不容缓。

回望《四库全书》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20世纪以前的准备阶段、民国年间的初兴阶段、1949年至1979年的不平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繁荣时期。

20世纪以前，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四库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上，完整系统之作不多，研究成果少。这个准备时期，开四库补撰先河的是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仿《四库全书总目》体式，收录四库未收书170余种，进呈嘉庆后，得嘉庆“宛委别藏”之隆恩，遂开四库补撰之先河。不过，创始之作难为工，《四库未收书提要》存在诸如没有分类、不便检寻、书成众手、时有抵牾等不足。这些不足由傅以礼《研经室经进书录》、李滋然《四库未收书目表》、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等加以完善。

当然，虽然这只是个准备期，但四库修书时，就有传教士把它纂修的事传回欧洲，并寄回这些版本。其成书之日，更以东方文化代表的身份取得了世界性地位。而其共生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成书不久，即传入了日本、朝鲜、越南。

日本方面，宽政五年（1793年）癸丑商舶载入《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部二套、宽政六年（1794年）赍入《四库全书目录》一部二套、天保十五年（1844年）传入《四库全书提要纲目》，嘉永二酉岁（1849年）传入《四库全书考证》一部八套。朝鲜方面，在《四库全书》编纂的10年期间，朝鲜使臣始终关注全书的编修过程，《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便由朝鲜使臣携回朝鲜。在东亚各国都关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背景下，越南也在19世纪初引入了该书。

《四库全书总目》等的传入推动了日、朝、越等国目录学的发展，促进了他们汉学研究的进步。不过，国外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著述的研究，研究视野不广，研究水平和层次都有待提高，更谈不上从专学的角度进行考察。

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解脱钦定束缚，进入初兴阶段。先是陈垣对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稍后，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任松如、郭伯恭等，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

同时，因其于清代盛世修撰，传承了中华文化，使之成为有清一代文化象征。当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后，《四库全书》再次被加以关注，寄予了期许，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即以国家文物身份代表着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其地位也有增无减，视之为“我国历代文化之所寄，一国国粹之结晶品”者，大有人在。

其间，就如何对待《四库全书》及其影印等，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元济等出于“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的目的，倡导影印。王国维因听闻溥仪卖文溯阁《四库全书》，遂建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内务府古器物、书画一同开放，供大众观览。1925年，吕思勉为“广国民之意”，建议国民自设艺文馆，以《四库全书》为基础出版“民国全书”。徐世昌、章士钊、张学良等官方代表则冀望广其流传，达到保存文物、宣扬国威、传承中华文化、沟通中外文明的目的，也积极倡导影印《四库全书》。还有呼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应赶快流通，教育部作为一国文化最高机构，不应有歧视之态，以免文物受损。在内外诸因素推动下，从1920年至1935年，共掀起5次影印浪潮，虽然影印之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得以编印出版，并被民国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给苏联列宁图书馆。这些无疑都推动了《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的深入。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四库全书》研究进入不平衡发展阶段，步履艰难，进展缓慢，趋于停滞。

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区域文化学”等概念相继被提出，并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学”概念得以提出并得到学界正式认可。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蓝本缩印出版。深藏秘府的《四库全书》终于真正实现了公藏理念，进入大众视野，激发了海内外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潮。与四库学相关的书目、文献档案也接连面世。这一切同《四库全书》一道，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进入21世纪后，除新视野新思维新观念外，影印再掀高潮。与此同时，专门的《四库全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成为当今传统文化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四库学关乎中国古典文化传承

虽然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四库学”概念，并且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但追而溯之，其源头是很早的。至远，可溯于隋代，即以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分法确立时期。至近，则为清高宗下诏定《四库全书》之名之时。清高宗认为，四库之目容括“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之间的所有典籍。他把自己钦定的书籍以四库合全书来命名，就是希冀凭借四库典籍及其体系，即经史子集四部所涵括的分类及其知识体系，全面统筹整合古今中外典籍。既使学术文化源远流长，又确保“治统”“道统”合一，实现“大治”。由此也可见，清高宗时期，四库著述已成大观，足以独立成学。

虽然因《四库全书》研究而有“四库学”概念，但就清高宗对其命名宗旨、对它的研究现状而言，其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四库全书》本身。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四库学”既专精于以《四库全书》为本之研究，又超越了它本身，研究范围可达至经史子集所有文献，广涉中国各种古典学问、技艺，并兼及外来学术。

故而，我们的“四库学”四库全书分哪四库，不只关乎《四库全书》一身，而且关乎中国优秀文化及其传承弘扬。这也正是四库本身功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