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的历史为中国这片土地创造了悠久的民俗文化，华夏文明也因此得名，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自古以来，许多民间习俗具有浓厚的性别色彩，如农历五月初五女儿归宁，七月初七女子“乞巧”等。此类民俗对于古代性别角色进行了塑造、强化，而随着传承中外民俗禁忌差异，民俗对于现代性别角色塑造也具有一定影响。

梁丽霞，济南大学教授、博士，政法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近期，梁丽霞做客大众讲坛，就民俗与性别的关系作出精彩阐释。

在同类仪式中面对的不同“待遇”

古时候，人生礼仪已深深融入每个家庭的生活中，每个人从出生到离去中外民俗禁忌差异，在一生之中的不同阶段，都会或多或少地经历、感受各种礼仪或仪式，例如诞生礼、成年礼、毕业典礼、婚礼乃至葬礼等。一次次仪式的经历意味着人生阶段与社会地位的一次次转变，而古代男女在同类仪式中面对的不同“待遇”不仅体现了古人男女有别的思想，在不经意间对于古代性别角色的塑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人生礼仪有助于古代性别身份的构建。以诞生礼为例，作为多数人在出生后最早经历的一项民俗仪式，古时候男孩和女孩所经历的仪式内容往往是不同的。在抓周的环节中，男孩子身边往往放的都是笔墨纸砚等文具，女孩子身边则会放置梳妆用品等。尽管在此时，孩子对于性别的差异尚没有清晰认知，但家庭则通过环境的不同，协助下一代构建不同的性别认知，进而在二元化性别体系下塑造不同的性别角色。

人生礼仪暗示了古代男女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工的不同。《诗经》中记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我国古代当家族中诞生男孩时，家人便会为其准备一种象征权力与地位的名为“璋”的玉器，而当有女孩诞生时，家人便会为其准备纺锤“裼”。这便暗示了在古代，男性在社会中占据着权力与话语权，而女性则处于辅助角色。这一点在男女的成年礼中也得以体现。男性的成年礼冠礼，通过为男性“加冠”戴帽，体现着男性在社会中成为独立的主体；而女性的成年礼及笄礼，则是通过发型与发饰的转换，指代女性正式从女孩向妻子、母亲的身份转变。

人生礼仪对于古代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的构建。在古代，婚礼不仅是男女成年后身份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更是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构建的重要环节，婚礼习俗进一步强化了男女性别角色的塑造。在我国的封建时代，婚礼习俗主要被概括为“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从纳采，即请媒人介绍女方开始，到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的问名环节，到后来的男方向女方送礼纳吉、下聘礼纳征，以及选定婚期，再到最后的接亲，即亲迎环节，都是以男方家庭为主导。对于婚礼的亲迎环节，《礼记》中记载：“男子亲迎，男先於女，刚柔之义也。”这体现了男性作为一家之主，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婚俗仪式，固化着古代女性主内的性别角色与家庭地位。

民间观念针对不同性别角色的严格禁忌

除了人生礼仪外，民间观念对古代性别角色的塑造也发挥了一定补充作用。人生礼仪在人的一生中相对较少，虽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影响显著，却往往只作用于特定时间点。而民间观念则作用于人们在进行人生仪式外的大部分时间，对于古代性别角色的塑造“润物无声”地施加着影响力。

这里所指的民间观念，特指在民间社会自发产生、约定俗成的相关意识，此类意识往往与生活禁忌紧密相连。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围绕着节日、仪式，如正月期间忌迁居、剃头，七月十五忌夜行等；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性别方面的部分禁忌，对于古代性别角色的塑造作用主要体现于第二方面内容之中。

在古时的民间观念中，有部分针对不同性别角色的严格禁忌，在日常生活中对男女进行约束。如男性在行走时，当昂首挺胸，坐下时，当正襟危坐。而对于女性而言，行不露足、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等民间观念成为古代女性的“行为规范”。

尽管在学界探究许多民间观念的起源时，难以在历史中追溯到其诞生的具体原因，然而正是这种一代代口口相传的“约定俗成”，为民间观念增添了神秘感与权威性，进而对古代性别角色形成了无形的塑造力。与此同时，这一塑造力随着民间观念的不断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对性别角色塑造发挥着重要影响。

节日民俗通过禁忌实现对性别角色的规范

节日民俗是民俗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往往与时序节令的转移有关，但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文化色彩浓厚。在人为的节日民俗中，人们对于性别角色的认同得以建立和固化。

节日民俗如何对性别角色进行规范？一方面是通过禁忌实现。在一些重大节日，以及祭祖、祭灶等重要的活动中，女性都要回避。有一首诗讲到这种情形，“时届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酒糟涂灶醉司命，男儿酌献女儿避。”过小年的时候，要祭灶王爷，这时候男人出来祭祀，女人则要避开。

类似的节日仪式，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规范和限制，这种规范与限制在内化后，就形成了自身的性别角色特征。旧时，北京等地，正月初一到初五，女人是不能串门的；在天津，除夕这一天，房间摆好供品之后，妇女不得进入，女孩子不能吃祭祀用的糖瓜。在春节回娘家这一习俗上，也有多种限制，有的说大年初一到初三不能回，有的地方初八之前不能回。

当然，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也有一些以女性为主角的节日，如元宵节、七夕、中秋节等。这些节日与月亮有关，被认为阴性元素活跃，这时候，围绕女性的活动就多了起来，女性在其中也能得到暂时的放松。

有些地方有正月十五请紫姑的习俗，紫姑是厕神。传说，紫姑生前是一个官员的小妾，因受到正妻的嫉恨，被杀死在厕所中，上天神灵怜悯她的身世，就让她升为厕神。正月十五这一天，月圆之夜，很多女子就拿着簸箕，向紫姑问心事，类似一种占卜活动。正月十六的走百病、摸门钉也是专属于女性的活动，在这一天，女子可以结伴上街。摸门钉有两种含义，一是祛除百病，二意味着人丁兴旺，祈求多子多福。

七夕，现在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在传统社会中，这个节日更多地跟女性相关。七夕中有一项活动是蛛丝乞巧，女孩子选一只小型蜘蛛放在一个容器内，盖上盖子，第二天来看一下，谁的蜘蛛能结一张又圆又完整的网，谁就“得巧”了。还有穿针比巧，女子比试谁更心灵手巧。通过这些活动，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尽管以节日为由，女性能暂得自由和娱乐，但渗透在节俗中的“乞婚嫁”“乞生育”思想，更加深入地将女性和家庭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和妻子、母亲等身份绑定起来。

建构性别平等的民俗文化

民俗对性别角色的塑造，是对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的反映，经由民俗活动，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秩序得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性别角色地位已经有较大程度的改善，民俗中的性别文化也渐趋平等，但建构性别平等的民俗文化仍是重要议题。

从政府层面而言，要建立性别平等的民俗文化，改革歧视女性的民俗观念，辨识传统民俗的性别观，落实两性平等的政策方向。这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民间团体也可参与到形成性别平等共识的过程中。具体到个人，每个从民俗文化的濡染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从中获得关于性别角色的切身体验，在意识到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后，能够自觉纠偏，也会汇聚成挑战传统的力量。只有每个个体能够不受任何前置条件的限制，我们才能在与民俗的共处中形成一种更加包容的关系。（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