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个人读书笔记，无关学术，谨供读者参考。
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在研究长期历史规律的时候，常常苦于范式的缺乏。由秦至清的历代积累虽然浩瀚，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显然不能适用于今天。而最近三、四百年的世界发展进程，对于我们来说又太过特殊了。
有说法认为，工业革命是灵光一现的独特现象。它与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都不可比。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研究还真就只能在无范式的状态下进行。找不到前车之鉴嘛！
不过我还是不甘心，并试图用“第二次轴心时代”的视角来开展研究。
所谓轴心时代，是指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欧洲、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文化突破的现象。释迦牟尼、孔子和苏格拉底三位伟人的在世时间几乎相连。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学家指出，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数百年间，金属工具和畜力耕种技术在欧亚大陆上逐渐传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单位劳动力可以供养的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大量从温饱挣扎中摆脱出来的人口，开始有条件将精力投放到对抽象问题的思考上面，最终引发了文化突破。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我们在谈论工业革命的时候，常常还抱有一种他者心态，似乎那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工业大国。从1840到1949的百年国耻，放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转眼一瞬。
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所有的国别史都只是人类通史的一部分。中国不是什么他者，我们从来就在舞台的中央。
当年冶金和畜力技术的扩散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而这次工业技术的扩散只用了一两百年。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序章，新的轴心时代才刚刚开始。
将当今世界视为第二次轴心时代来考察，似有许多合理之处。由此展开研究或可得到许多重要的结论。而要对轴心时代进行研究，中国方面的历史资料要比欧洲和印度都详实丰富得多。
这就是我对先秦历史感到兴趣的原因。而本篇杂说，正是系列研究中偶然成文的一章。
历史进程
依我个人管见，诸子百家的发展脉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为春秋时期。
据说，上古时期实行井田制。所谓井田，就是把一整块土地划分为三乘三共九块。周围八块由各家农户分别耕种并收获。而中央一块田地则由各家一起耕种，并将其产出作为税赋，缴纳给统治者。当然，这只是写在书里的理想状态。
大量考古证据显示，春秋中后期，铁制农具和耕牛拉犁技术日益普及。由于生产效率提高，许多原本无耕种价值的土地也变得有价值了。这部分新增土地成为了不实行井田制的私田。
这个过程与地理大发现一样，都是典型的“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社会体系之外发现了新的价值源泉，而且这个源泉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最终发展为主流并冲垮了原有的体系。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战争不断兴起。拥有几十、上百个国名的春秋版图最终收归战国七雄。
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用以佐证我们上述增量改革的逻辑。即，春秋时代的几个大国都出现在周朝世界的边缘：齐在东，秦在西，楚在南，晋在北。而在周朝世界的核心区域，由于土地宜耕，所以很早就被划分成细碎的小块，因而很难形成大国。
与之对应的现代事实是：欧洲诸国版图狭小，而美、俄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形成的。
农业供养比的提高，为诸子百家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现代的“学派“不同，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并不是针对同一议题提出不同观点的争论者，他们更多地是在针对不同议题各说各话。
事实上，《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诸子百家实际上是不同行业的知识汇集：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把职业和学术思想联系起来，我以为相当有理。而且这也符合从具体实践中产生抽象理论的哲学规律。因此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实际上就是面向不特定问题的知识总汇。我愿将其称为诸子百家的1.0版本。
第二阶段大致为战国时期。
春秋和战国的两阶段划分是比较模糊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孔子所编的《春秋》为准，此书结尾之前为春秋，之后为战国。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
另一种是以三家分晋这个历史事件为准，而此事件的源头即韩、赵、魏三家灭智。以灭智或分晋的前后来划分春秋和战国。这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
巧合的是，这几件事相去不远，混淆起来问题不大。所以此二说千古流传，并行至今。
在我看来，历史分期的原则，政治为本，文学为末。假如三家分晋事件不发生，那么人们也会选取另一个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的重大事件，作为两段历史进程的分节点。而假如孔子不编《春秋》，人们只需要给前一段历史时期另外起个名字就行了。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点击量”急剧向法、儒两家“头部”集中。这是因为随着郡县制的加强，实权有为君主不断涌现。这些君主构成了一个对理论知识提出强烈需求的新兴读者群体。而以他们为目标客户的知识供应者，主要就是法、儒两家。
从春秋到战国，随着服务对象的变化，法、儒两家都进化出了2.0版本。韩非相比管仲，孟子相比孔子，都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增加了大量内容。而道、墨、名、阴阳等其它诸家则没有出现这样的进化，仍然停留在1.0版本。
我们前面说过，1.0版本的诸子百家基本上是各说各话，而2.0的法、儒两家则有一些现代学派争鸣的味道了。毕竟要争夺读者群嘛。
依我个人理解，他们的争论焦点，主要就在于“相机决策”的合理性。事实上，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学派争论，比如说进步与保守，放任自由与凯恩斯主义，如果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也都可以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
法家2.0认为，环境约束和君主效用这两个函数都在急剧变化。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采取不同的对策。如果决策的执行遇到阻力，那么就应当毫不留情地打破现状。
儒家2.0认为，存在一个环境约束与君主效用相互和谐的最优状态。我们应当朝着最优状态笔直地前进，心无旁骛。所有形式的相机决策本质上都是绕弯路。
从逻辑上讲，我们还可以为儒家2.0打上一个补丁：即使存在一些相机决策带来更优结果的可能性，那也是小概率的，或者是成本过高的，或者是依赖于明君、机遇等特殊条件的，因此都不值得期待。
许多中国人都可以同时接受上述两家的思想而不感到困惑。对于拥有强烈宗教传统的文明来说，这么做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乱世用法，盛世用儒，这简直就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样自然。
那么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战国属于乱世还是盛世？
第三阶段大致为西汉时期。
战国显然属于乱世，秦朝不好说，而西汉则肯定是盛世。于是法儒两家的兴衰交替，似已不必多言。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初年有过一段奉行“黄老之道”的时期。这怎么解释？
黄老之道，听起来属于道家思想。但是我们前面解释过，道家并没有更新过2.0版本。他们对于制度顶层设计方面的议题缺乏见解。所以在这里，黄老之道其实是被“降维”到清静无为的意义上，成为“汉承秦制”的代名词了。
我们现代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可以加息也可以降息，这是一个维度。而当我们谈论经济学理论，相机决策和放任自由的时候，其实是上升了一个维度的。无论央行是引导加息还是降息，都属于相机决策。只有不加干涉地让市场去决定利率诸子百家关于“宁”，才是放任自由。
同样道理，在法家2.0的框架下，既可以变法，也可以承制，这都属于相机决策的范畴。事实上，关于是否要坚持秦制，汉初暴发过激烈的政治斗争，还有人为此掉了脑袋。这哪儿有一点“道”法自然的样子，分明就是“法”立令行嘛。
诸子百家各显神通的时代，终结于汉武帝时期。这是无疑的史实。一般史家都认为，它背后的首要推手是董仲舒。因为他明确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不过我总有些怀疑。一套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是很难用强制力完全扼杀的。即使暂时扼杀了，如果没有新的产品去填补它所在的“生态位”，那么它也很快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么？
汉武帝时期儒家得势，这是由其国力转入强盛的客观基础决定的，并不需要额外解释。但是如果没有3.0版本的大更新，那么以后只要每逢乱世，法儒斗争的战鼓就会重新擂响。诸子百家2.0的时代就不会彻底结束。
依我个人浅见，真正的诸子百家终结者，其实是与汉武帝、董仲舒同时的另一位巨匠：司马迁。
其实想当这个终结者的还不止是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著有名篇《论六家要旨》，试图总括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在《史记》的自序中，司马迁更是明确提出了“整齐百家杂语”这个目标。
回顾诸子百家的进化史，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具体实践到抽象理论的升华过程。比如南橘北枳，这本身是在一个农业种植中出现的自然现象。晏子用它来比喻人物的品格因为环境影响而变化。作为比喻，它很美妙。但是作为逻辑推导，它就不够严格了。毕竟人不是植物，两者的运动原理并不相通。
在法、儒两家2.0的论述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大量这样的比喻借代，而相关实例则严重不足。现在中学生写议论文，都知道摆事实、讲道理。而先秦诸子往往只讲道理，摆不出事实。勉强摆出一些事实来，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先秦诸子的智商不在线，而是因为在战国时代，有为君主实施变法仍是一种新兴事物，历史经验积累严重不足。实证不够，猜想来凑。
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求诸历史资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按照《史记》的说法，就是必须“通古今之变”，才能“成一家之言”。
正是在这种全新方法论的指引下，司马迁开创了中国的正统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史学视为诸子百家的终结者，也就是生态位占据者，或者干脆就是它的3.0版本。
义利之辨
在诸子百家的论述中，义利之辨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可是这个话题的热度本身就很蹊跷。因为孔子说得很清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都封死在君子小人的定义上了，这事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首先承认，在长周期历史视角下，道德体系是会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忠这个概念，在先秦时代就根本不存在。当然，忠这个字是有的，但完全不是后世的那个意思。
道德体系必须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社会的实际情况变化了，道德体系也要随之变化。这两者的碰撞摩擦，体现到文人的口中，就成了义利之辨。
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德体系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宋襄公这个悲剧人物上面。宋襄公生活的时代比孔子还早一百年多年，原始贵族的风气还很盛行。所以他坚决不肯利用楚国人渡河的时机进行战斗，结果招致失败。事后他还不认错，表示“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我们前面介绍过，上古时期实行井田制。而井田的分布是零星的，连续大片的土地都处于抛荒状态。当年的诸侯只能直接管理那些生活在井田周围的人，他们被称为国人。而在抛荒土地上也不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可能从事粗放农业或者是渔猎生产。这些人被称为野人，一般不受诸侯管理。
总之在春秋前期，诸侯的势力范围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空隙地带。因此诸侯之间完全没必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那时候的战争，往往具有很强的荣誉性质。不比杀人，不求占地，就争一口气，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体育比赛。
如果不择手段地赢了比赛，却输了荣誉，这是不划算的。宋襄公的所作所为，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或者说，符合“礼”。
事实上，泓水战败之后，楚国人也确实没拿他怎么样。宋还是宋，楚还是楚。
等到私田兴起，井田崩溃之后，战争的性质渐渐地就变了。一要杀人，二要占地。可是在分封制下，君主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兴趣仍然有限。因为占地太多了管不过来，还是要分封出去。甚至经常灭了人家再给复国，因为自己占不了嘛。
再到战国时期，郡县制日益成熟，多大的地方也能管得下来了，于是大规模灭国战争的高潮一浪盖过一浪。这时候谁要是还把宋襄公当作精神榜样。那么他就是对自己，对家族，对国民的不负责任。敌人可不跟你之乎者也，直接物理消灭，淘汰出局。
反观当今世界，社会发展风起云涌，道德体系自然也会随之变动不居，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握道德判断呢？或者更直白一点，君子们应当怎样为人行事呢？
在这里，我想从另一个维度上来调和义利之辨。我以为，所谓义，本质上还是利，只不过它是长期和宏观的利。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短期和微观的利。
首先，经过这样一个时空转换，原本主观的概念就变成一个可以实证的客观概念了。其次，这也符合道德体系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的规律要求。最后，这样一个视角也确实可以解释大多数的重要案例。
比如说，侵华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纵观毛泽东的名篇《论持久战》，他丝毫不愿意在对日寇的道德批判上浪费笔墨，通篇只写我们怎样做才能打赢。如果没有“最终全局上获胜”这个结论，全文的议论就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对于小学生来说，好心办坏事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对于成熟政治家来说，好心办坏事是不可以原谅的。
暂时、局部的牺牲可以说难以避免。但是如果没有“最终全局上获胜”的大概率前景，那么无论他的动机多么纯洁，多么高尚，一概都属于盲动、冒进，是应当批判的。换句话说，再大的道义，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利益上面来。
据报道，某位抗美援朝的小战士曾说，我在这里吃苦，就是为了全国人民不吃苦。我今天的流血，就是为了将来不再流血。
你看，多么工整的句子啊。从个体到集体，从短期到长期。只要经过这么一转换，利就成了义。又何须多辨呢？
共同体
自清末“开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就一直是学者们的热门话题。
我们人类大脑工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简单归因。比如有的股民看到巴菲特喝可乐，就潜意识地认为巨额财富和可乐之间有什么联系，于是他自己也去喝可乐。
出于类似的原理，人们知道欧洲是繁荣的，往往他们再看到欧洲的另一个特征，就立即认为欧洲的繁荣是由这个特征造成的。比如说，与中国的统一相比，欧洲的分裂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特征。
更有意思是，在公元元年前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分别出现了秦汉和罗马两大帝国。这两大帝国在人口、面积、科技和文化等方面都不分伯仲。但是在这两大帝国崩溃之后，东亚和地中海世界继承的政治遗产却截然不同。这更加剧了人们的疑惑。
其实在我看来，罗马帝国的政治基础根本就不能与秦汉帝国相比。即使把秦始皇和整个李斯团队全部穿越到奥古斯都或图拉真身上，也不能改变什么。
我们必须看到，在“书同文，车同轨”的政令背后，是夏商周三代社会共同体的长期积累。毕竟在秦始皇之前500年，孔子就已经周游列国了。
所以仅就文明的统一这个维度而言，罗马帝国顶多可与武王伐纣时期相比，当时就已经落后中国近千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设置视角，将罗马帝国与商周时代相比。其实这样反而排除了很多“干扰选项”。
商周时代的经济、科技远远不能攀比罗马帝国，凭什么能够实现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呢？很简单，答案不在于人文，而在于地理。
华北平原足够大，而且足够养人，可以充当地理核心，把整个欧亚大陆东端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统一的秘密。
掌握了这种时间和空间同时错开的视角，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发现。
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欧洲，类似于春秋前期，由一堆支离破碎的小国组成。地理大发现之后，在欧洲的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出现了美、俄两个大国。这个形势又与春秋后期相似。经过了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又走向了联盟。这难道不是与战国时期的兼并形势异曲同工吗？
按照增量改革的逻辑，我们还可以把脑洞开得更大一些。
未来人类走出地球，在新的发展空间中，很可能会直接建立行星级别的政治实体。而当这样的政治实体日益增加，并且发展成熟，占据主流之后。它们又会反过来对地球政治产生引导和挤压，最终促进地球政治的进化……
假如说星际殖民太过遥远，那么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视角。以上分析都是从国土面积的角度讲的。如果从人口数量来看，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人口主流在千万级，上亿的就可以称大国，而十亿级的只有两个。
也许，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就像化工装置点火一样。地理大发现促成了千万级“装置”的成功。工业革命促成了亿级“装置”的成功。而现在十亿级“装置”刚刚完成点火，还没有完全打通流程。
等到十亿级“装置”圆满成功，顺利运行的那一天，无疑又会从拉力和压力的两个方面，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顺天应人
大概四、五年前，国内部分学者开始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可能相信的人还不多。但是经过贸易战、新冠危机，再到现在的俄乌战争，我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心有戚戚焉了。
其实百年变局之说也不是什么铁口神算，而是有现实的历史规律做依据的。什么规律呢？那就是科技进步重构经济版图，经济变迁改造社会结构。
在许多具体案例上，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三部曲。而在全人类尺度上的三部曲大合奏，轴心时代是第一次，当今世界是第二次。
回望诸子百家的年代，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个人的渺小。比如说笔者本人，我长期从事证券投资。那么我的人生经验和三观构成，显然会不同于职业军人、大学教授或者房产销售。面对百年变局，我们每个人的认识都是短暂和片面的，类似于盲人摸象。
因此我相信，当年的诸子百家1.0版本就是各个行业的知识总汇。这是非常现实的。而当今世界的2.0和3.0的版本，恐怕还要再等几十、几百年，新的社会现实崛起之后才会到来。这是历史的局限，绝非人力可以违抗。
百年变局之下，LGBT、少子化、大规模移民，甚至热战等各种新奇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有些令我们愉悦，有些令我们不快。此时应当怎样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可以吸取当年义利之辨的经验，放下主观，拿起客观。
我建议大家都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请你跳过具体过程，直接想象未来的世界将会是怎样的。假如它是一个令你喜爱的模样，那么恭喜你，你只要在现有的路径上继续努力就可以了。一切困难都只是暂时的。
但是假如它会是一个令你厌恶的模样，那么就请你思考第二个问题：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摆脱这个局面？如果有，那么你应该现在就着手去做。然后就回到前一种情况。
如果没有，那么对不起，只好请你改造自己的大脑，重新学会喜欢这个世界。否则，你人生的上限也就是一个猴版宋襄公而已。
现代人常常抱怨时代对个人的碾压，什么一粒灰，一座山。这种情绪很有感染力，我也时常感同身受。但是这种世界观其实是有问题的。似乎“时代”是一种外来的、异质的存在。
《周易》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名义上是顺天，本质上还是应人。只不过这里的人，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集合。
本文多次提到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这个描述是宏观的，那么它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士文化的兴盛。
士是一个群体，前期以贵族为主，后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草根加入其中。但无论是不是贵族，士都主要以才能而非血缘作为自己当官的资格。对应地，他们也不追求为自己的后代占有封地。正是这样一批人，成了君主手下的流官，也造就了遍及中华大地的郡县制。
我们做股权调查，有一种方法叫做穿透到自然人。同样地诸子百家关于“宁”，你穿透过来看，哪儿有什么天，哪儿有什么国家，哪儿有什么时代，其实都是人，一个个，活生生，和你我一样的人。
有些人抱怨时代跑得太快。其实不是时代不肯等你，只不过是别人不肯等你罢了。而且说不定还有比你更慢的，抱怨你不肯等他呢。
当然，就像是几何证明题有时需要做辅助线一样。天、国家、时代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好用就行。只不过没必要去特意地崇拜或者排斥它们。
最后说一句什么呢，顺天应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