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哲学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即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倾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塾弟子，但孟子却坚定地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祥居老人是孟子的74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孟祥居：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良的，他认为就是说老百姓就能享受到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你，才能爱戴你，你的江山才能够坐的稳，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说梁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的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兴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
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二十八年，阎兴邦《重修由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庆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魄罗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当时了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韩伟东：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现在都湮没在这些田地之下了。韩伟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韩伟东：史学家都说，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稷下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蒋重跃：因为这个民本，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的上面才成为君的，在利益的分配，在对待国家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的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
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树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牛娜：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健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墨翟，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是用于守城，他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入这里，它通过这样一个辘辘牵引拉下来，在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一中同长也，就是说圆的一个中心，同长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的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蒋重跃：墨子开始学儒，学儒学了爱了，学了仁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仁，你对人类这种爱，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吗，既然人都是一样的，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团体历史诸子百家归纳，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钜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极，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张庆军：从他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益，但是后人包括一些道教，在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他好多制度和当政者和统治者理念和制度都是不一样，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我只能说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的思想的核心。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德，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惮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书之路。
这是一幅明朝张辉路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蝠，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的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微，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关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指。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关尹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老子留下一篇五千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术上的疑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郭店楚简当时是发现了800多支，实际上有字简只有730支，《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地，能够说老子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应该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的问题。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就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
炎炎夏日，童子的抵树根而眠，庄周坦胸仰卧石塌，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贯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
蒋重跃，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蒋重跃：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会感到非常愉快的，他认为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以物相的形式变化呢，是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说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就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一个意义，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历史诸子百家归纳，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水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既是两千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民辩高手惠施。
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名，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五车之多。有一个叫黄缭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的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两千三百多年前，当人们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了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关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关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蒋重跃：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派的贡献被大大地贬低了，最后没人理解，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的更清楚，政治治理国家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邹衍吹律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一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粮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黍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事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律的背后，其实是利用的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邹衍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建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九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瀛海环绕， 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思考。
每年的农历8月27，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圣。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当时最知名的儒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的孔庙配享的塑像中，并不是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荀子名荀况，是赵国人，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荀子却心向儒学，也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性之恶，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的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的是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反对法先王的说法，提出法后王，这是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
蒋重跃：这个儒家讲什么呢，讲天命，天理良心，荀子正反了，天你是自然的天，天理何在，人呢，人有性恶，所以他有性恶论，那很自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你这两条就很难跨进孔庙的门槛了。
虽然荀子以及他的学说，没有被孔府承认，甚至不能列于孔庙之中，但荀子的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儒学的发源之地，在他灵魂深处生长的思想之树，宛如孔庙之中苍劲的银杏，两者同样枝繁叶茂，而又相通相融，生生不息。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来的一个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缘法而治的统驭之术。他们的名字是李斯和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韩非子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在取向上，韩非子抛弃了老师倡导的礼义，转而宣传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的国君都是中人之资，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致不差的。韩非提出君主的极端专治，减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蒋重跃：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吊诡吧，儒家培养两个学生，是法家的大人物，最后做了一些对于整个学术发展，包括儒家非常不利的，反对儒家反对的最激烈的，所以你像商鞅，《商君书》里面反对六种人，叫六蝨，六种蝨子，毒虫，害虫，其中儒家在里面。到了韩非《五蠹》，《五蠹》儒家也在里面，儒家成了首当其冲，要去除的一种人，法家对这个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怎么说呢，或者叫终结者。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的政治实践，让其学术思想逐渐落实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其也为随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能长治久安，提供了可供反思的明鉴。
轴心时代的中国，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众说融汇的时代，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各执一说，即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并不夸张。两千多年之后，曾经建高门大屋，有康庄之衢的稷下学宫早已变成了眼前的一抔黄土，但这黄土应孕和见证了那样一个诸子蜂起、百家迭出的精彩时代，即便此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私学被禁止；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了千古绝响。但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于千古流传的丰富典籍，而且绵延不绝的影响历代文坛士林，他们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