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至战国末期三百余年间，独立学说蜂起。所谓诸子百家争鸣，乃古代中国智慧之大爆发，是古老东方精神文明的集中展现。近读《孟子》，发现儒家孟子与其他思想派别人物有着复杂的交集，反映出诸子百家争鸣某些具体风貌；即使一鳞半爪，亦有管窥之功。

孟子与法家

法家推行“霸道”“以力服人”路线，主张治国要“明法”“任术”“强兵”。法家深得秦、齐、楚、魏、韩、赵、燕七个大国君主垂青。

孟子年轻之时，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卫鞅在秦国变法，邹忌在齐国变法。此三人是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孟子与他们没有直面交锋。孟子的批判，体现在对法家当政的时局评价上，亦体现在对奉行法家路线的各国君主的谏言中。

各大国为自己一国之利，不断兼并、攻伐，掠夺土地、人口、税赋，并常伴有漂亮的说辞。孟子一针见血地点明，“以力假仁者霸”，同时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实际认为战国亦无义战。七个大国打来打去，规模之大，战况之惨，前所未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义愤填膺，大声疾呼，反对一切杀人战争。而冷酷的法家，对这种惨烈与血腥，眼都不会眨一下。

针对法家的“霸道”和“虐政”，孟子明确提出“王道”和“仁政”。孟子反反复复向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进言，“王道”是上古圣贤之道，是天下光明大道。

儒家与法家的对立，是基本路线的对立。法家是现实政治的胜利者，儒家是理想社会的宣扬者。其后，统一之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大多是儒法并用，耐人寻味。

孟子与纵横派

活跃于战国政治舞台的，有一批特别人物，叫纵横家。其中有合纵派，主张东方六国联合，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代表人物之一是公孙衍。另一派叫连横派，游说六国与秦国交好，服从秦国，代表人物是张仪。

一个叫景春的人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诚然是大丈夫，他们一怒，诸侯们都感到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天下便太平无事。

孟子驳斥道，你说的怎能是大丈夫？他们不过像出嫁的小女子，以不违背丈夫为信条。“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公孙衍、张仪之流只知顺从诸侯的欲望和需要，唯当政者马首是瞻。

接着，孟子正面论述何谓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得志时偕同民众一起前进，不得志时依旧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纵横家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应该承认，但其历史价值却很有限。他们“无信”，甚至“卖国以取容”，都是翻云覆雨、摇唇鼓舌的政客，专注于权谋应变，是法家的同盟军，直接服务于“霸道”。孟子鄙视纵横家，自然而然。孟子对他们的无情批判，充满正能量。

孟子与黄老学派

齐威王在都城设稷下学宫，招纳天下各路学者。战国著名学者多在此讲学、进修、辩论。其中，将黄帝与老子思想融为一体的“黄老学派”风光一时，今人一般将其归入道家。其说“尚法”，与法家有某些共同语言。这个学派一个著名人物叫淳于髡。

淳于髡博学广识，滑稽好辩，任齐国大夫后多次讽谏齐威王改革内政；他用“微言”进说齐相邹忌，对齐国变法有功；此外，他在齐国外交上亦有建树。

淳于髡两次向孟子发难。第一次，淳于髡故意问，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礼？孟子说是。淳于髡说，嫂子掉到水里，用手拉她吗？孟子坚决答道，嫂子落水而不救，简直就是豺狼；平时讲礼，男女授受不亲，嫂子落水而援手，是必须的变通。这时，淳于髡说出本意，现在天下人都溺水了，您为什么不出手？孟子回答，天下人溺水，要用“道”救援，您要我用手拉出天下所有人吗？

第二次，孟子准备离开齐国，淳于髡讽刺说，先生位列三卿（孟子为齐国客卿），上辅君王下济臣民的声誉和功业都未建立，就要离去，“仁者固如此乎”？孟子列举历史上三位处世态度、方式不同的仁者，坚定地说：“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淳于髡又攻击说，贤者无益于国家。孟子针锋相对，以史实证明贤者于国有大用。淳于髡理屈，只好说当下没有贤者。孟子又以一些人不理解孔子为例，驳斥道：“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等于说，你淳于髡有眼无珠。

两次辩论，针尖对麦芒，形式上均以孟子胜利而告终。但站在淳于髡的立场上看，孟子只是空谈仁义，在政治舞台上毫无实际作为，连梁惠王也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其实，他们或许知道，“霸道”盛行的天下，“王道”无法立足，孟子只能是在野派、批评家，以及描述美好理想的宣传家。

孟子与墨子

墨翟是宋国人，出生在春秋末年战国诸子百家之争，长期生活在鲁国。墨子曾学儒，因不满“礼”的繁琐而另立新说，弟子众多。墨子之学在战国风行两百余年，是著名显学。墨子对儒家和孔子多有批评，且相当尖锐。

以孔子之徒自居的孟子自然气愤不过，对墨子大加抨击。墨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自成体系，但孟子仅仅抓住“兼相爱”，无情斥骂：“……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兼相爱”说认为“爱无差等”，不分亲疏、远近；同时与“交相利”紧密相连，“交相利”是实践“兼相爱”的行为准则。这些观念与儒家从“亲亲”之爱出发的“爱人”，以及重义轻利，明显不同。今人看来，墨子是一位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其思想反映了平民、小生产者的诉求。虽说“爱无差等”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但毕竟是对宗族亲亲关系和尊卑等级制度的抗议和反叛，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意义。孟子的批判，上纲上线，过于偏激。

孟子与告子

战国时期有若干种重要辩论，其一便是关于人性的辩论。首先发生在孟子和告子之间的那场辩论，过去影响着、至今仍在影响中国人。

告子事迹不可考，人们无法断定他的思想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告子多少有一点“名家”的影子，注重考察“性”这个“名”之下的“实”。

告子首先认为，人性像杞柳（原材料），仁义是杞柳做成的器具（加工品）。孟子批驳道，如果只能损伤杞柳本性才可做成器具，那么按您的逻辑，只能是伤害人性才可达到仁义；带领天下人伤害仁义的，就是您的这种言论。

告子还认为，人性像流水，缺口在东则向东流，在西则向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批驳道，水是不分东西，但却分上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告子又说：“生之谓性。”孟子问道：好比是一切东西的白色叫做白吗？告子说是。孟子又问：白羽之白犹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如白玉之白吗？告子说是。孟子尖锐地质问：那么，狗性犹如牛性，牛性犹如人性吗？

告子另一句名言是“食色，性也”，并且说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接下来的辩论具体而有趣。孟子抓住仁内义外之说，不断诘问，告子步步抵挡，终究无法自圆其说。

后来，孟子的学生请教相关问题，孟子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观点，明确提出人固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告子不懂得人同时是社会人，天然地具有社会性，社会性已告别兽性，必然包含道德性。告子更不懂得人还是有“心”的人即精神的人，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性，精神性包含神圣性。孟子比告子高明许多，已经看到了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别。

孟子的性善论影响中国两千年，在塑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伟大进程中功不可没。

孟子与农家

战国诸子百家中有一思想派别称作农家，代表人物叫许行，他追随与践行远古神农氏的思想。

许行晚年带领几十个徒弟由楚国到了滕国，他们穿粗麻衣服，种田，织席子，打草鞋，用自己劳动成果换取其他生活用品。另一位楚国人陈良战国诸子百家之争，喜爱周公、孔子学说，带领弟子到北方学习儒学。陈良死后，其弟子陈相、陈辛兄弟由宋国到了滕国。陈相见了许行，非常钦佩，放弃儒学而向许行学习。

陈相看望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孟子指出，许行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烧饭的锅、耕田的农具，皆百工之事，不可能都由自己来做。治理天下是一个道理，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陈相还转述许行的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孟子指出，物品千差万别，价格高低悬殊，等同看待只会扰乱社会；若按许行办法行事，大家只会竞相作伪，哪里还能治理国家？

农家重视农业生产，关注民众温饱，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部分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值得肯定。但他们不懂得社会的复杂、治国的艰难。孟子批语农家，一是对社会分工的无知，二是对商品市场的无知，都是正确的。其中蕴含着对已不适用的原始平等思想和简单平均主义的否定，有着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

（《新民晚报》9.10白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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