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虽然没有之前那么“热”了，但“国学”依然很受重视，现在被冠以“国学”的书籍很多，但真正精细讲国学的并不多好，而精要而又有趣地讲国学的书更少，有些标榜“国学”的书，似乎很有学问，其实，参进去的“水分”不少。看看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关于“国学”的论述，会更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国学书。

朱自清

朱先生很谦虚地说他的《经典常谈》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的书，依照朱先生的理解，“概论”类的书容易让读者感到满足，好像什么都包括进去了，可是，事实上什么都只有一点儿。而“国学”一词，和外国人所谓的“汉学”一样，又失之笼统。

如此深刻而又通俗的看法，只有像朱先生这样的大家才能说出来，而且，才会说得这么谦虚。

其实，朱先生的《经典常谈》恰恰是“国学”的极佳读本。有一些很有见识的学者认为，朱先生的《经典常谈》比章太炎、钱穆、曹伯韩诸先生关于国学概论方面的书写得更好，因为它更全、更细、更有趣。

还有学者认为，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和王力的《古代汉语》是非常好的国学入门书，前者通俗精要，趣味可读；后者细致扎实、准确丰富，比起近些年来市面上出现的滥竽充数的所谓的“国学”书要强过千百倍。

确实，如果要较快地入门了解国学，选择朱先生的《经典常谈》一定是没有错的；而如果想更扎实地掌握国学的基础知识，选择王力先生四卷本的《古代汉语》一定是正确的。

朱自清故居

《经典常谈》是朱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写成的，全书篇幅不大，仅八万余字，而且很通俗，不用花很多时间便可以初步读完。该书1942年第一次出版后就成为畅销书，之后重印过好几次国学之集部全部书目，建国后尤其是近十年来，版本就更多了。

这样一本“小书”，却有多位名家写过序或导读，比如，吴小如先生为该书写了很精彩的《序》；钱伯城先生非常认真地写过导读；叶圣陶先生专门写过《读〈经典常谈〉》；浦江清先生在其《朱自清先生传略》里也谈过该书的写作。

谈到《经典常谈》，该了解什么才是“经典”？朱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解释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在朱先生看来，所谓的经典，“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古代经典对于当代学者来讲，已经是久远的作品了，若未经整理，总显得比较难读，于是，朱先生认为，现代人需要有一种理想的经典读本，采取清代汉学家校勘和训诂的成果国学之集部全部书目，分段、标点、注释并作导读；除此以外，还要想办法启发人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而这些对于当代推广经典、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来说是很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其实，朱先生的《经典常谈》恰恰是这样一本非常出色的经典读本，能启发读者产生兴趣，能引导读者“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朱自清与闻一多、王力等合影

《经典常谈》不仅是通俗而精要的读本，而且还涵盖国学的比较全面的知识，书中几乎论及了国学的主要常识，包括论《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国语》《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诸子百家、辞赋、诗文等。

《经典常谈》将经史子集都集中而概括地进行论述，首先承袭了清代以来朴学以小学为根基的观念，同时，又不视其为经书的附庸，而是将其提到最前面的位置来阐述；此外， 《经典常谈》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作为纲领，而是以书为纲。还有，关于诗、文部分用两篇文章来叙述其源流，让现代读者能了解诗、文的发展脉络。

在写法上，《经典常谈》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严格筛选，所以，它又是一部关于古代国学典籍的观点汇编。虽然朱先生谦虚地自称只是“采择近人新说”，称自己只是编纂者而已，其实，朱先生所理出的观点和研究线索，就足以让专业的学者赞叹，比如，诗、文两篇集中了朱先生长年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收获，反映出朱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的梳理和概括是最清晰而精要的。朱先生论诗、文，意味深长，引人入胜。

正如吴小如先生在《序》中所说的，《经典常谈》中关于诗、文两部分的描写，其实就是一部清晰精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众所周知，朱先生不但是一位散文大家，而且还是以治古典文学而见长的，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授课时，他讲的都是古典文学的课程，朱先生在古典文学上的深厚功力加上他的写作经验在书中论诗文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行文与论述令人叹为观止。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著名散文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朱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而在写作《经典常谈》时，他保持着平易、轻松、生动、自然的文风。从当时到现在，许多关于国学、经典的同类概论、解题之类的书，大都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而朱先生这部《经典常谈》不仅朴实自然，而且妙趣横生，很有魅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典常谈》中的每个篇章都是优美流畅的散文，而且，其叙述方式也各有特色和韵味。比如，第八章论《战国策》，它不像通常那样开篇就谈书名、作者、内容、成书过程等等，而是首先叙述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那段诸侯纷争的历史，然后再由此引出苏秦、张仪两位纵横家的故事，直到最后才说：“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这种倒叙的写法，颇具悬念意味，能引人入胜。朱先生把文学创作中的布局谋篇娴熟自如地运用到学术普及读物的写作中，这是很值得赞赏的，也是很值得借鉴的。

《背影》的深情让人刻骨铭心

钱伯城先生曾对《经典常谈》评论说：“《经典常谈》介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学习传统文化典籍的入门书，打基础书，又是极有学术分量的书。”“该书所说的‘经典'，范围较广，不限于传统的‘十三经'‘四书五经'等经部书，而是包含经、史、子、集四部在内所有可称‘经典'的著作。”

在钱伯城先生看来，《经典常谈》本身也成了经典——通俗化学术读物中的经典之作。

笔者很赞同钱伯城先生的看法，《经典常谈》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阅读：第一层次的读者是初学者，该书有助于他们了解最基本最精要的传统文化知识；第二层次的读者是有一定文史知识基础的读者，该书能指引他们掌握循序而进的学习与探索方法；第三层次的读者是学已有成的读者，该书能有助于他们了解一代学者对传统文化典籍研究的总结。

最后，应该注意到，《经典常谈》并非是“老生常谈”之“谈”，而是仔细之谈——一位大学者以严谨治学方法研究文史之后所清晰表达出来的真知灼见；是创新而有趣之谈——不仅在文化观、历史观上不拘守一家，而且能新旧兼容，谈得通达平和，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