叨陪年逾九旬的家父聊天，常闻其娓娓漫忆所交故人，“好好先生”赵景深便是他提及最多、敬仰弥笃的一位恩师。

初遇赵景深系偶然，时在1952年春夏之交，嗜书成癖的父亲去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径至二楼书架巡觅，欲补齐不同书局出版的赵景深著作。因先前已购得几本，诸如《宋元戏文本事》《元人杂剧辑逸》《读曲随笔》，尚缺《小说戏曲新考》，面询经理，告曰此书脱销。可碰巧赵景深本人此刻就在店中，于是，热心的店经理当即引见。景深先生平易近人，对不期邂逅的晚辈甚和蔼，问何处人氏操何职业，父亲回答在浙江嘉善县文化馆从事文化戏剧工作，对文学饶有兴趣，并表示久仰先生大名，尤其对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方面的学识大为感佩。先生听后言道，虽然市面上《小说戏曲新考》售罄，但自己家中尚存复本可资。遂告知家庭住址，即北新书局编辑部，淮海中路425弄四明里六号。

不几天，父亲按图索骥登门拜访，开门的是书店伙计，向内通报来者姓名，赵先生和颜相迎，领家父上楼入室。房间约20来平方米，一册《小说戏曲新考》已准备好，先生将书递与父亲水浒传小说国学子部，父亲接书喜之不胜，赶忙道谢付款，先生却执意不肯收钱，说“既然你这样喜欢这本书，那就赠送给你吧”。父亲心里热乎乎的，真是既感激又不安。赠书后，主人还带来客看了用作藏书库的亭子间，里面堆满了书，其中尤以北新书局出版的书籍和鲁迅著作居多（北新书局1953年与广益、大中国、人世间合并组成四联出版社，1956年再度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1953年，父亲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亲炙精英荟萃的中文系诸教授教诲，有幸聆听赵景深在课堂上生动熟稔地讲授元曲、明清小说，颇获裨益，终成至交。先生秉性敦厚随和，亦师亦友，谓我父亲说：“在教室里是师生关系，出了教室就是朋友关系。”

赵景深博洽多闻，在编辑、翻译、小说创作、戏曲研究、文学考据诸方面建树丰硕水浒传小说国学子部，诗文、学理亦兼具成就，解惑授业更是深得复旦学子服膺，《中国小说丛考》是其学术代表作之一。

《中国小说丛考》由齐鲁书社出版于1980年，但其中绝大多数篇章成文于上世纪30至40年代。那个时期，赵景深写过四本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考证书，即作于1935-1936年的《小说闲话》、作于1936-1938年的《小说戏曲新考》之上卷《小说编》、作于1938-1943年的《中国小说论集》（一名《银字集》）及作于1944-1947年的《小说论丛》。1958年，赵景深在患病休养期间，将四册旧著和其后所撰零散篇页收集聚合，再添加1950年代发表的十余篇文章，如《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关于〈英烈传〉的插画》《〈杨家将〉故事的演变》《〈杨家府〉与〈宋传续集〉》《读〈四游记〉》《谈〈拍案惊奇〉第二十五卷》《关于石天基的话本小说》《关于济公》以及《谈〈水浒传〉第七十六回》等，集结成一部较完整的文集，本想题书名为《中国小说论丛》或《中国小说论集》，思忖推敲后觉得这些文章主要立足考据辩误，有别一般分析评论，故还是称《中国小说丛考》为宜。然而，限于诸种原因，该书并未随即付梓，直到廿余年后方面世。

自明清以降，国人对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的关注度始终热情高涨，但小说考据方面则门庭冷落，仅有少数学者甘守寂寥而为之，两厢落差悬殊。对于小说考据，赵景深有独到的功力和见解，他在《中国小说丛考》一书的序言结尾阐述道：“我觉得，考据在今天仍是需要的，它是文艺研究的准备工作。不过，不能以考据作为终极的目的，考据只能是手段。我这本书就是在考据上也不能算是全面的，我只是更多地谈到来源演变、作品真伪、作者生平、版本校勘、评论正误……这一些，而时代背景、社会情况、历史条件……这一些就很少谈到。不过，象‘诸葛亮骑过几次马’之类的文章，也许我这本书里还没有；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不会是‘为考据而考据’。”可见，赵景深对小说考据是作通盘考量的，将其视为文艺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铺垫好坚实的基础是为了使研究时不至流于高谈阔论每每空泛，也避免耽于琐屑处处钻牛角尖。

赵景深因曾将“银河”误译作“牛奶路”，受到鲁迅先生的批评，他非但从不耿耿于怀，反而时时感激在心，终身尊崇鲁迅，在学问上谦逊地奉鲁迅为师。赵景深初见鲁迅是1927年春在广州中山大学，半年后鲁迅定居上海，他与鲁迅的交往日渐频繁，时常面晤或书信往复，商议出版、学术事宜，鲁迅在民间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方面予以其悉心指导，赵景深在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期间，出版过许多鲁迅著作。1930年4月19日赵景深与李小峰之妹李希同结婚设宴，鲁迅亲临致贺。出于对鲁迅的景仰，构架《中国小说丛考》时，赵景深改变原来次序，按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次序重新排列，并着意将该书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补充资料。书的开首三篇皆与鲁迅有关，依次为《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1936年）、《关于〈中国小说史略〉》（1945年）、《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沈〉》（1938年），在客观考据的基础上评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同类书中的最好的一部，可说是权威的著作”，归纳《古小说钩沈》“有四个优点”：采集审慎、搜罗宏富、比类取断、删汰伪作。当然，发现鲁迅著作中的些许失误、漏辑及出版印刷过程中的错排，赵景深也实事求是地依据古籍善本和新发现资料提出修正或补辑，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小说丛考》全书共辑文章73篇，其中成文年份最早的是《〈四游记〉杂识》，作于1929年4月5日，也是唯一写于1930年代之前的一篇，年份最迟的系《关于〈英烈传〉的插画》，作于1957年7月。文章一般用字数千，考据精炼简明扼要，最短之《〈睡醒石〉与笑话》不足半千字。也有少量文章例证较详篇幅略长，如《中国笑话提要》《〈英烈传〉本事考证》《三宝太监西洋记》《八仙传说》《〈水浒传〉简论》《包公传说》等。《中国笑话提要》写作跨度为1936-1938年，论及十六个话题，从中土最早的两部笑话书后汉邯郸淳的《笑林》和隋侯白的《启颜录》谈起，一路梳理到周作人的《苦茶庵笑话选》，行文中插列图表十一处，或统计、或类举、或参照比较，用心费神之投入、文表相彰之明了他无二致，几近一部完备、浓缩的中国笑话文学简史，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虽然“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句，但今人通常以为，自唐代出现的有完整故事和人物的文体才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之前发端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和魏晋志怪、琐语则被视作小说之萌芽。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章节明晰条分缕析，继前述鲁迅与中国小说史专论、中国笑话文学史后，对唐传奇小说、宋平话、明清章回小说均予以考据，上自唐朝李复言《续幽怪录》，下迄清末曾孟朴《孽海花》。涉及唐朝的篇章有《李复言的〈续幽怪录〉》《剑侠传》《〈杂纂〉摘抄》；涉及宋朝的篇章有《南宋说话人四家》、《重估话本的时代》《清平山堂话本》《雨窗欹枕集》《〈青琐高议〉的重要》；涉及元朝的有篇章有《〈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七国春秋后集〉与〈前七国志〉》《〈前汉书平话续集〉与〈西汉演义〉》《柴堆三国》《残唐五代史演传》；涉及明清的篇章逾五十篇，据书目大半。

对于明清小说名著考据，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中关注较多的有：《水浒传》《英烈传》《四游记》《金瓶梅词话》《三言》《二拍》《野叟曝言》等，其中涉及《水浒传》文章五篇，涉及《英烈传》三篇，可帮助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辅以相应认知，有利更深入地解读作品本身。同时，赵景深也对一些不那么出挑的小说及作者有所涉猎，譬如《〈睡醒石〉与笑话》《关于小说家屠绅》《关于〈蟫史〉》。赵景深做学问的特点之一是敷凉避炎，凡别人已走熟的路径概另辟蹊径，恰如他在书的序言中坦言：“关于《三国演义》，我只写过一篇民间传说的《柴堆三国》，关于《聊斋志异》，我就不曾谈到过。《红楼梦》我也谈得极少。并且，我力气用得最大的是同一题材的小说、戏曲的演变。”故而，《中国小说丛考》一书特色异常鲜明，足令读者从中领略到作者的聪慧睿智和治学旨趣。耐人寻味的是，他和挚友、同样博学多才、著作等身的陆澹安先生（著有《说部卮言》），独对跻身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西游记》未置一词，究竟是所见略同还是纯属巧合，个中谜团费解。

在《中国小说丛考》中，有两篇文章的研究视角很特殊，一篇是《所罗门与包拯》，另一篇是《马来文的中国小说》，这两篇文章皆跳出地域本身，从文化碰撞、融合的角度去审视考据。写《所罗门与包拯》，起因是在《佝偻集》上见到郑振铎《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文中设谜，其中一个谜是所罗门和包拯，借机发问这两个分别流传于犹太、中土的民间故事是巧合还是转变。于是，赵景深对此作了一番详考，广征博引，最后推断“二母一子”故事起源于古代印度，然后分两径传布，一路经中国汉人再传至西藏，还有一路经希腊、罗马传至犹太，殊途同源当属转变。《马来文的中国小说》作于1940年前后，专门介绍在印度尼西亚出版的马来文中国古典小说译著，列举了各种书目版本乃至书价，并指出，这些用马来文出版的中国小说是基于满足有些在印尼的华人因“时日渐久”“不能读中文，却渴想知道一点本国的文学、艺术和历史”之需求。著者把此篇放在全书末节，似有将其作附文之意。

赵景深一生治学勤奋、考据严谨、为人师表，对于《中国小说丛考》这样一部泽惠学业的著作，他自己只是淡淡地谦称：“决定把这本书送到社会上去。我觉得，把这书当作‘旧著的改版’,还是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者在资料上有一点用处。”洗尽铅华实乃标高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