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降，诵读儒家经典的教育一直都是历代政府实施教化、培养人才的不二主题。清末之时，西学东渐，新式教育对读经传经的传统带来强劲的冲击。但至蔡元培1912年出任民国教育部长，正式取消读经科止，读经尊孔之风仍然很盛。袁世凯窃国之后，再度掀起读经思潮，1915年7月31日在《国民学校令》中，袁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读经课在国民学校中的地位。其后，“洪宪帝制”失败，教育总长范源濂于1916年10月再次废止读经令。自此以后，在中央官方的教育法令中，读经之风平息。民间的读经论调虽未终止，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必不容商榷讨论”的激烈态度否定传统，进行文化的改造或者说文化的革命，最终以绝对强势使“读经”沦为一个历史名词。

近几年来，在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ICI）的大力促进下，海内外华人中又逐渐出现了一股儿童诵读经典的热潮，影响广泛，而且成星火燎原之势。本文试图在对其现状进行表述的基础之上，究其本质，探讨形成之因，并结合国内文化的现状对读经教育作一理性评析。

一、儿童读经教育现象的缘起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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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1990年2月，南怀瑾先生创办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其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精神国学启蒙课的收益，吸收西方文化精神，籍各种文教活动之推广，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并通过各种途径，促进社会福利。”[1]1994年，台中师范学院教授王财贵博士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工程”，读经活动在中国台湾兴起，并得到南怀瑾先生的大力支持。

199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启功、曹禺等几位文化界的耆宿发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倡议“建立幼年古典学校，使一部分少年在接受一般学校教育之外，重点进行经、史、子、集古典学科的专门训练”。[2]

1998年，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将“读经”引入中国大陆，同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由基金会社区和文化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与推广。并有王财贵及南怀瑾弟子频繁往来于北京、天津、武汉、深圳、上海、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开办讲座，为宣传介绍诵读古文经典不遗余力。

（二）发展

2000年，中国大陆的“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万名少年儿童参加”。[3]青基会与北京音乐厅还曾合作演出了30场唐宋名篇音乐会，并到上海、广州、太原等地巡回演出，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2000年3月，“古诗文诵读――百县计划”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古诗文诵读的参与者由城市向农村乡镇辐射。

2002年，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了国学启蒙馆，召开了国学启蒙研讨会，“由于学者、教育专家的呼吁和各级政府的重视，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多个城市开展了儿童诵读工程，数百万名孩子从中收益。”[4]而按照计划，“到2010年，全国至少将有500万少年儿童直接参与，影响3000万成年人，通过宣传等能使1亿以上的中国人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5]

读经教育不仅在大陆迅速蔓延，而且在世界华人中不胫而走。“在中国台湾，‘读经’的孩子已超过百万，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来越多的华人孩子加入到‘读经’行列。”[6]

二、读经教育的内涵

（一）“读经”的历史解释“经”，据《辞海》解释，本意是指“织物的纵线”，引申为“直线”，“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经典的典籍。……旧时图书目录指儒家经典部分。”[7]清代《四库全书》将“经”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8]

“读经”作为专用名词出现是在清代末期，特指清末学堂的一个教学科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每年均设读经科。蒙学堂读《孝经》《四书》，小学堂读《书经》《周礼》《仪礼》《周易》。[9]可见，清末学堂读经，内容只限儒家典籍。

（二）“读经”的现代内涵

读经，在香港，有由ICI倡导的“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活动”；在台湾，有由王财贵发起的“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在大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之曰“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各地读经之风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其目的宗旨、书籍篇目、教学方法却几近一致。

王财贵撰写的《儿童读经教育手册》流传甚广，其中对读经这样阐释：“近日我们提倡的‘读经’教育，所说的‘经’，定义较为松动些，亦即说为‘最有价值的书’。范围是举凡经、史、子、集皆可，而且

其价值亦可以由个人的认定去选取。只要你认为这本书值得你一读再读，即可自己选为‘读经’之教材。”“只要你是够格，你是够高、够深、够远，你可以感动千秋万世，你就是经。”[10]

可见，这里的“经”与《辞海》中“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经典的典籍”意义更近。综合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将今日之读经理解为“诵读一切文化尤指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著作”。

《儿童读经教育手册》对读经做过如下说明：“凡‘读经’，虽以经典为主，但并不排斥阅读其他书籍，反而更多鼓励各种课外阅读。由于语文能力的增强，往往可以开启广泛的阅读兴趣，应多加鼓励，使养成读书习惯。”“凡‘读经’虽以古文为主，但并不排斥白话文，并且相信由于古文能力的增强，必大有助于白话文的鉴赏与写作。”“凡‘读经’，虽以中国文化为主，但并不排斥西方文化，并且期待由于理性的开发，而更有能力去吸收融贯西方文化。”“凡‘读经’，虽以记忆为主，但并不排斥理解，并希望由于深沉的酝酿，而有助于其思想的缜密。”这也有助于我们对读经教育的内涵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三、读经教育兴起的原因分析

读经教育以新的面貌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短短的十年之中，迅速地扩散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同时影响至海外华人的儿童教育，并呈现出一种不断前进的势头，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家学者的倡导与促进

很多知名专家学者，如香港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台中师范学院王财贵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郭齐家先生等等，都对经典著作的现代文化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肯定。专家们读经之宜的理论又说服或启发了大批的教师与家长，使他们和倡导者一起投入读经的教育实践中去。

专家学者们对读经教育的提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读经有利于学生吸取智慧，启迪理性。“经典”是文化根源所在，人的生命有限，熟读一些有高度价值的书，个人就有了根源性的文化教养，就可以直探人性本源，较轻

便地吸取人生的智慧，较迅速地启迪自己的理性。第二，读经可以升华人生境界，净化社会风气。让儿童接受经典教育，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要“使他们懂得‘人伦之道’的‘做人’的道理，懂得‘人生之道’的‘生活’艺术”，[11]是要默默地变化其气质，以优化人格品质，以造就人才，以陶铸大器。第三国学启蒙课的收益，读经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有利于更好地与世界文化交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牟钟鉴教授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依赖于它的文化经典的传承和不断得到创造性的解释与发挥。”[12]不能读古典书籍，就得不到经典文化的深层次熏习，这必使民族的文化传承产生断层，甚至消亡。第四，诵读的方式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中国心理学会吴世煌教授认为诵读古诗文经典“是训练机械记忆能力的良好方法，而少年儿童正处于发

展机械记忆的关键期，错过这个关键期，就是‘死’记‘硬’背也是难上加难了”。[13]提倡儿童读经教育就是要利用13岁之前儿童记忆力的显著发展期来记下一些永恒的东西。

（二）各种社会文化组织的策划与推动

在将读经的理念付诸实践的过程之中，单凭几个号召者和行动者是不能引起广泛关注和集体参与的。正是各地一些或官方或民间的社会文化组织的资金支持、广泛宣传与持久推动，才使得诵读经典的活动在各地顺利进行。

香港的“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活动”是由I C I倡导的，基金会董事长南怀瑾先生、副董事长兼儿童智慧开发研究中心董事长李真吾女士、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女士大力推动，才使得此项活动顺利开展。在大陆影响最为广泛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以及“古诗文诵读――百县计划”则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由基金会社区和文化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与推广。台湾读经活动的有力支持者是台湾光慧文教基金会。另外，武汉“大文教经典导读教育推广中心”以及福建的“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等民间组织也不遗余力地为读经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

（三）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努力

“古诗文诵读工程”实施后，较为广泛地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思考。建立在大体相似而侧重点各不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基础之上，许多地方政府积极地倾力于“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之中。如在河南孟州市党政府部门支持下，截至2000年底，读经活动在当地80所中小学的6万余名学生中蓬勃展开。广东廉江市则有490所中小学的近4万名学生积极参加了古文诵读工程。[14]河北赤城县明确下文在学校开展古诗文诵读工程，他们委托团市委作为具体的实施单位，确定了古诗文诵读三年的目标与规划，还将古诗文诵读列为教育部门进行素质教育考察的内容之一。

不论这些地方政府着力于此项事业的出发点如何，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他们在读经之风的宣传与普及中成为了一个颇为关键的环节。这些地方政府既让各种推广儿童读经教育活动的高级文化组织有了更便利的落脚点，也为许多学校或其他读经班组织诵读经典的行为有了政策保障与心理依靠。

（四）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认同与实践

1998年初，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对北京、湖北的1500名儿童进行了3个月的试点，“大多数的教师和家长认为，开展古诗文诵读不但能在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方面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孩子的人格发育，而且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15]2003年，科技部研究中心对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的一项评估报告显示：“通过背诵古典诗文，73%的家长和87%的教师认为对孩子起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近九成的家长和96.7%的教师认为对孩子的个人修养和人格发育起到了良好作用，94%的家长和100%的教师表示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16]据很多文章报道，读经提高了学生的语文水平，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文学、历史、地理、天文、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他们的专注力、记忆力和自制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共读的形式还促进了“亲子相长”、“师生相长”。[17]应该说，正是这些事实坚定了老师与家长的信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校与家庭参与到诵读经典的教育活动中去。

四、对儿童读经教育的综合评析

（一）读经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必要性概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将传统的一切全面驱除，十年又对传统文化施以狂风暴雨式的摧残。几十年来，传统虚无主义盛行，国人身上的民族文化品质已十分稀少。“从学术文化到大众文化，从意识形态到个体精神，我们正在经受一场‘文化失语’的煎熬。急促而变化多端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的传统与现实既过度交叉又有太多断裂。模糊的历史与模糊的思想共同织就出一通既缺乏清晰性又缺乏连贯性的混沌话语。”[18]这也许正是我们自己尴尬的现代文化处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传统优秀文化，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会虚无，就会异化而甘愿为人奴隶。

此外，我们现行体制内的语文教育存在缺陷，虽已不是钱穆先生曾批评的解放前之“小猫叫小狗跳”的教育，但简单、浅薄、意识形态化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殊不知，在没有历史感的文化中培育出来的语言是没有生长力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应是基础语文教育开展的主要背景和主要资源。

2．可行性浅谈。从前文对读经教育进程的表述，以及读经在教师、家长和学生中的反响来看，推行诵读经典的教育并非是强人所难。事实已证明，读经的确有利于训练记忆力，提高文学素养，有利于陶冶情操，养成高雅的气质。诵读记忆的方法也并非是充满痛苦挣扎和抵触反抗的灌输与“填鸭”。应当说早期的语文学习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模仿、跟读、默读、朗诵和诵读来进行的，同时借助字型记忆得到强化。读诵是语言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培育的起点与根据，也潜在地约束和保证知行的合一。

（二）读经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教材的随意性难以保证吸取文化之精华。目前读经教育组织形式如此多样，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或其他开办读经教育团体的负责人各自文化修养、品德情趣又各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取教材的随意性，从而很难保证儿童诵读的书籍不是垃圾、，而是语言的精华与思想的财富。还有，儿童读经教材的出版也缺乏精选意识，没有经过教育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研究与策划。粗制滥造的教材不仅会误人子弟，而且推而广之，久而久之，还会造成对文化的践踏与歪曲。

2．时间地点的随意性难以保证教学顺利进行。读经教育不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内，没有完整的制度保障，因而，学习的时间与地点不

能保证长期稳定。不同的读经班每周的学习次数及时间长短又各不相同，每次所读的内容也有多有少。虽说只要读就有收获，但那是相对于不读而言的，若要对读经寄以更高的要求，期望利用学龄期读完足够的经典篇目，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三）关于读经教育的几点建议

1．选编优秀教材，重视多媒体开发。古诗文选本应当充分考虑幼儿心理和启蒙教育的特点，多以情感、境界而不是立场、观点来选材，注重性情和审美趣味。还要求进行教学多媒体的开发，让儿童一边诵读，一边在美妙的音乐和如画的景象中寻求心灵的共鸣，进行情感的陶冶与境界的提升。否则，虽说儿童天性喜欢诵读，时间若久，也会因枯燥而厌烦，容易半途而废且收效甚微。

2．考评形式灵活，不做硬性要求。诵读古诗文应当依照学生兴趣进行，无意参与者可劝导但勿强迫，兴趣不大者可鼓励但勿拔苗助长。不应做任务的分派以造成作业的负担，尤其应警惕政府介入时的行政干预。不然，如果操作不得法，将会扼杀诵读经典活动的生机与活力。

3．利用周末与课前时间，将读经活动常规化。周末可选择固定地点确定时间段开设读经班，通过宣传，学生自愿报名参加。读经可以在学校进行，也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文化场所。在学校正常的课前一两分钟内引导班级同学朗诵古诗文，不仅有利于功课的温习，也可以使学生平静心情，去除杂念，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进入课本内容学习。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