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

20 世纪史诗研究者从鲍勒(C. M. Bowra)开始, 注意到原生形态的(口传的) 史诗与拟制之作(书面文学的) 的区别, 扩大了英雄史诗的范围。帕里( Parry) 和洛德(A. B.Lord) 把19 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的领域, 他们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类似物, 创立了口传史诗的诗学。从20 世纪后半叶开始, 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 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 它们既不是古典史诗,也不是西方史诗。 欧洲古典学在过去200 年来不断为如下问题困扰: 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 如何解释史诗的不一致性? 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日本历史上的文学史, 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保存的? 如何看待关于史诗产生的神话和传说? 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 如方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 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系; 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 这无疑是进步, 但是, 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 短歌说, 对原型的探寻……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帕里、洛德以来西方口头传统研究, 主要涉及民俗学的题材样式、形式、主题, 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的趋同性和趋异性, 如何界定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经典, 以及民间艺人的表演和创作等问题。

在半个世纪以来,帕里和洛德等一派学者把荷马史诗这样的古代经典, 放在一个史诗传统中来研究, 他们认为荷马史诗文本的背后, 存在一个制度化的表演传统, 指出这一传统曾经是活形态的、口头的。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中, 试图解决荷马史诗的创作、作者和年代问题。他们把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 选择表演、表演的文化语境作为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 依靠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寻求古典学的新突破来欧美口头传统研究者在几个关键问题上, 对于19 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日本历史上的文学史, 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 更有意义的是提出了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到上个世纪末, 劳里·航柯(Lauri Honko)对印度西里人(Siri) 的口传史诗的研究, 标志着西方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移。在他看来,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 他在史诗与特定的传统社区的紧密联系中发现了史诗的活力, 他提出的关于史诗的新观念, 贯彻了文化多样性的思想。由此可以预示, 21世纪的史诗研究将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种以荷马史诗为范例, 取例西方的史诗研究范式, 将逐渐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