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朋兵
近年来，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以及图像观念对文学研究的巨大冲击，文学图像化或图像文学俨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图像转向”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这可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图像等材料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畛域和边界。长久以来，人们对“文”的理解局限于文字记录的文本，图像被排除在外。即便将“文”的视野扩展至书画，也仅关注与文学作品联系较紧密的那些部分古代文学文化的意蕴，更大范围内的“图”长期不受重视。流传至今的古代图像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图像材料和空间艺术作品可极大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界域，在某种程度上可补文字文献载录之不足。例如，对汉代出土较多的画像石（砖），翦伯赞认为：“除了古人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秦汉史·序》）关于汉画像的价值，巫鸿说：“画像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对特殊形象的图像学解释，而且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早期叙事文学与叙事绘画之间的关系的一般性问题提供一些线索。”（《礼仪中的美术》）如此来看，图像材料提供的历史知识与信息自有另一番光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另外，中国古代各类型的故实图画、小说插图、晚晴画报等图像资料，都可或多或少从广义的“文”的角度进行理解，这些资料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维度。
二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图像转向”启示我们从图像史料的“空间性”或“图像性”出发考察古代文本，借此辨析和凸显某些文学作品的非线性特征。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习惯于线性的“史”的叙述，这几乎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流倾向，但也使文学文本的面貌未能获得全方位呈现，遮蔽了文学史应有的立体感和丰富性。运用图像资料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不仅能呈现文学史的历史场景，更要利用图像材料从可感知视角阐释文学家在特定时空下的生命情愫，通过图像的窗口进入文学世界。例如，研究苏轼被贬黄州时的《赤壁赋》及与后世系列《赤壁赋图》的绘制之间的关系，既要关注赤壁作为实际地理与山川胜景在苏轼思想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没有这个空间的诱发，作者熔铸于心的人生哲思则很难迸发出来，也需考察后世学者如何从图画空间视角出发理解苏轼及其所处的历史世界。而读者也可借助图像步入历史场景，感知具体画面形象，有助于进一步真切了解文学家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再如曹植《洛神赋》和《洛神赋图》的制作、陶渊明《桃花源记》及《桃花源图》的摹写、曹雪芹的大观园及小说插图的文本再现等，这些例子都启示我们可从图像空间维度对作家的生命情感、文本场景等进行深度开掘，以全方位展示文学史的丰富意蕴。
三是图像与古代文学的深度关联有待深入研究，图像对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特别是对叙事性文体的影响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以往对图像的研究只是把图像视为对文学作品故事、情节等的简单转述与模仿，这是以文字为强势媒介的思维惯性所致。然值得重视的是，图像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记录与叙事的功能，比如神话宗教图像呈现人物与事件的思维方式推动了中国早期诗、赋、铭等带有描述性的文体的诞生，巫祝人员利用神圣图像“对图演说”的方式为叙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故事原型，魏晋南北朝佛教造像、肖像画与人物品评的兴盛促进了志怪、志人小说在人物刻画、文学意蕴等方面的进步，唐五代佛教经卷“对图言说”的演说方式催生了平话（评话）、话本（画本）等叙事文体的形成，而明清小说评点家则利用“如画”等绘画批评术语揭示小说的内在意蕴，这些均展示出中国传统叙事方式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参见王怀义《图像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以上各种图像与古代各类型文体之间的互文、互补等复杂关系，共同构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完整脉络，理应引起更多关注和研究。
四是“图像转向”要求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具备文学与图像的跨学科知识和多种生命情感，具备良好的学术敏感度和问题意识，打破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隔阂。此前，以图像为据的美术学、艺术学研究与以文字文本为基础的文学史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为了疏通这一瓶颈，研究者需从更宽广的视域审视文学现象古代文学文化的意蕴，从文学、图像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多角度出发，运用跨学科知识，打破文学与图像之间的界限，实现图文互释、互证，推动古代文学与图像的综合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中国古代有大量图像资料，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这些资料的文化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把握和利用“图像转向”的契机，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与理论，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对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进行解读，揭示文学与图像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拓展研究视角，推动研究范式更新，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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