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确定“二月二”在西周历法中的阴历日期，以此为节点，按照西周实测历法推算出阴历1—6月东方“青龙”星宿在夜空中运行的位置，并与《周易》“乾卦”的卦辞做相互比较，发现天象与卦辞存在实际对照关系。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思维观念，是“五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天文历法是古代圣贤对浩瀚宇宙不断思索的智慧结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每年春节过后，都会迎来一个比较特殊的传统节日——“二月二，龙抬头”。在这天里人们通常会去剪新春后的第一次头发，以祈求开年有好兆头、全年有好运气。因此这天无论是金碧辉煌的美容美发店，还是背街小巷的小小理发馆一般都会人满为患，往往要营业到深夜，这种火爆的场面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场景之一。那人们为什么要选这天去理发？它又有怎么样的传统文化寓意呢？

一、何谓“龙抬头”

遥远深邃的夜空总能引人无限遐想，亦真亦幻的星空是人类想象力驰骋纵横的舞台，凝聚着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无限美好想象：有“天马流星”、有“玉兔桂树”、有88星座，也有中国最传统的二十八星宿等的传统星空认识。

中国古代人们按照夜晚周天繁星在太阳黄道轨迹附近出没的先后顺序，将周天星辰分为二十八组星象单元，古人将这些不同的星象单元称为二十八星宿。又根据它们一年四季在夜空中天的分布特点和星象组合特征，将它们分别想象成了：龙、鸟、虎和龟蛇等四种动物形态，即现在所谓的星空“四象”：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而每个“星象”大致就占周天的四分之一，即占周天的90º星空区域。每个“星象”中又分别包含了二十八星宿中的七个星宿，它们的对应关系如下所示（图一[1]）。

东方青龙七宿：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

南方朱雀七宿：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张宿、翼宿、轸宿

西方白虎七宿：奎宿、娄宿、胃宿、昴宿、毕宿、觜宿、参宿

北方玄武七宿：斗宿、牛宿、女宿、虚宿、危宿、室宿、壁宿

“龙抬头”，顾名思义就是在夜晚东方青龙星宿的“龙头”开始显现在夜空之中，更准确地是指青龙星宿中的角宿在夜空中的出现，即东方青龙七宿中的第一宿“角宿”(龙头)在入夜时开始显露在东方的地面之上。“角宿”包含有两颗星：角宿一和角宿二(图二)。角宿二在夜空中会先露出地平面，而当角宿一也出现于地平面上时，此时整个“青龙”星宿的“龙头”就完整的露出地面了,而这样的天文现象被古人称之为“龙抬头”，而后“青龙”星宿的“龙身”就会慢慢显现在夜空之中。

二、为何是“二月二”

那“龙抬头”为什么是阴历“二月二”呢？在天文学上夜晚星宿的出现一般与公历的特定日期是吻合的，即与太阳运转周期有关,因此它的出现应该与阳历日期具有某种固定的、有迹可循的对应关系。但从公历看例如2021年的阴历“二月二”是公历3月14日，而2020年则为公历2月24日，以此类推每年公历中“二月二”的日期都是不同的。显然每年阴历“二月二”与阳历并不是固定的关系，它是变动的,那古人为什么还要把阴历“二月二”称为“龙抬头”呢？

这就需要了解我国古代历法的特点了。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阴历就是我们俗称的“农历”或“夏历”，阳历(公历)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用的二十四节气。

阴历是以月亮在周天星辰上旋转一周的“朔望月”来记日的，一般阴历年是12个朔望月，大约354天；而阳历的日历年是地球公转太阳一周的时间，即回归年，一年约365.2422天[2](这是现在公历采用的历法天数，我国古代大多采用四分历法计算，即回归年365.25天）。这样“阴阳历”之间的天数就有了差异，那又如何来平衡“阴阳历”之间的天数差异呢？

中国古代的先贤们通过对天文现象连续不断的观察和不间断的记录，发现“日行天七十六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于建星[3]”，也就是太阳在周天星辰上运转了76周，月亮此时刚好也绕天转了1016周。智慧的先贤们采用速比的方式来匹配“阴阳合历”，这样就使得“阴阳合历”的精准度大大提高了。而这样的精准算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周髀算经》中就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了。采用这样的速比匹配，大致19年“阴阳历”就会再一次重合，例如你出生日的“公历、阴历”日期，在你19周岁的那年生日日期会与你出生时的“公历、阴历”日期是一样的，当然一般情况下也会有1~2天的误差。

如果要安排“阴阳合历”的日期表,除了需要了解“阴阳合历”的速比外,还需要知道它们从哪天开始启算,这样才可以排出完整的“阴阳合历”日期表。“日行天七十六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于建星”，合于建星就是启算的日子，即：所谓的“历元”，是确定一年的起始点。中国古代历法“以冬至或立春为一岁之首，平朔为一月之首,夜半为一日之始，从现在往前推，找到过去时期冬至或立春与平朔同在夜半的那一天，叫它为‘历元’”[4]。而《周历》正是按照冬至日与平朔合为“历元”，即：阳历的冬至日恰好与阴历冬月（11月）初一同在夜半的那天。以此为“阴阳合历”的启算点，这样次年的阴历“二月二”就刚好是春分时节。如上所述,二十八宿每一宿的升起、降落都与阳历的“二十四节气”是相关联的，即春分这天夜晚东方青龙星座中的角宿刚好露出地平线。因此当每年的春分这天的晚上,东方青龙七宿中的角宿一般都会在夜晚开始升上地平面，而这天也是“阴阳合历"启算后次年的阴历“二月二”！这时的天文现象既符合了“阴历”的日期，也与“阳历”关联起来了。而以后年份编排的“阴阳合历”因为匹速的不同，会造成阴历“二月二”并不固定的现象，直到下次“历元”重合后又会再次出现春分与“二月二”相合的情景。

我们通过现在日常用的日历，查询可知：上次春分日“二月二龙抬头”出现的时间是2015年3月21日春分（阴历二月二），而下一次的2034年3月20日春分则会有一天的误差(阴历二月初一）。

明年的“龙抬头”，聪明的读者你会选择哪天去理发呢？！

三、“青龙”星宿运行节点的阴历日期推算

有了上述阴历“二月二”与春分节的日期节点，就可以根据周天星辰运转的周期，大致推算出“青龙”星宿运行到特定位置的日期了。

《尚书•尧典》记载了以“四象星宿”中“四中星”为参考的“四时历法[5]〞，即文献中总结的“主春者鸟星(朱雀），主夏者心星(青龙),主秋者虚星(玄武）,主冬者昴星（白虎）[6]”，即每个“星象”大致会在夜空中天运行四分之一年，大致就是三个月（太阳月)即一个季度的时间。同理以一个星宿为参考坐标计算，它在夜空中每运行90°星空区域的位置大致也需要一个季度的时间。

根据上述阴历“二月二”与春分节的时间节点，可知角宿从春分点运行到夏至点的时间，以图三《淮南子•天文训》记日标准算，从春分到夏至大致需要92天。这时角宿将会运行到夜空的正南方位上，时间就是在阴历五月上旬间。而当角宿运行到夏至日正南方位时，“青龙七宿”中最末的“箕宿”也刚好升上地平面了,此时在夜空中就能观察到整条“青龙”星宿了，它正“飞翔”在夜空的东南方。

四、《周易》“乾卦”与天文现象

大家也都知道《周易》，可是你们知道《周易》历法的关系吗？

先简单介绍一下《周易》八卦符号的构成：八卦符号最基本的构成符号是“—”和“--”，其中“—”是阳爻,用数字“九”来表示；“--”是阴爻，用数字“六”来表示。三个阴阳爻叠加组合成一个卦符，通过排列组合可以得到8个不同的符号，即

乾卦、

坤卦、

震卦、

艮卦、

离卦、

坎卦、

兑卦、

巽卦。这八个符号通常被称作“八卦”，也叫作经卦、单卦或三爻卦。将八个单卦再两两结合又可以得到六十四个不同的卦符，这样的卦符一般称为别卦、重卦或六爻卦[8]。六爻卦从下往上依次读作：初、二、三、四、五、上。配上阴阳爻的数字后，如果是阳爻，就读作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和上九;如果是阴爻,就读作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和上六。并且古人认为六爻中第五爻是最尊贵的，它象征着人间的帝皇,因此“九五至尊”就成了古代帝皇的尊称。

《周易》的第一卦是“乾卦”。它由上下两个乾(

)的经卦组成，是一个由六爻皆阳构成的纯阳之卦，卦象寓意为天[9]。其《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10]彖辞把乾卦的六爻比喻作“六龙”，因此在其爻辞中就以“龙”来比喻和描述。乾卦的六爻辞载录如下[11]：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洲，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可见在六条爻辞中，除九三爻外，其余都有关“龙”状态的形象描述。而爻辞是谁写的呢？据《汉书·文艺志》记载：“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12]认为周文王在被纣王囚禁的七年中，将伏羲的八卦两两相重，推演出了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并为每卦、每爻配上了文字，称为卦辞、爻辞，所以一般认为卦辞、爻辞是周文王所写。也有后世学者认为卦辞是周文王所作，而爻辞是文王的儿子周公旦所作[13]。当然关于重卦的创始还有一些别的学说，然而随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重卦”为周文王所作，因此后世一般多采用此说。但不管是周文王、周公旦，还是其余学说的伏羲、神农、夏禹等人物都是西周之前的，表明六爻辞的写作时期都不晚于西周前期。

而中国古代历法在西周中晚期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进步，即从原先的实测天象逐步转向推步制[14]。就是说此前历法多数都为实测天象的观察和记录，《夏小正》、《礼记•月令》等古籍中记载的星位，都是某种天文现象的实测观察记录和描述。

结合上文“青龙”在夜空中的运行位置可知，在阴历正月入夜时，整条“青龙”都位于地平线之下，是观察不到的;而到了阴历二月二入夜时，“龙头”（角宿)开始显露在东方的地平面之上;到了阴历三月、四月入夜时，“青龙”的前半部分已出现在夜空中，后半部分还位于地平面之下;到了阴历五月入夜时就可以在东南方的夜空中观察到整条“青龙”的全貌了;到了阴历六月入夜时“青龙”的中心已经运行过了最高的中天位置,逐步转而向西南方下行。

有了上述“青龙”星宿夜空运行的时间节点，再来看看“乾卦”六爻辞与天象的关系。

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中初九的“潜龙”是潜藏的“龙”，正如阴历正月时的“青龙”星宿都潜伏于地平线之下。

九二爻辞“见龙在田”，“见为现，象征这条龙已经脱离潜伏状态出现与田野地面,显露头角”[15],正如阴历二月二“青龙星宿”在东方的地平面上开始显露出“龙头”来了。

九四爻辞“或跃在洲”，正是阴历三月、四月，“青龙”星宿的上下部分遨游在地平线之间，呈现“半跃半渊”之势。

九五爻辞“飞龙在天”，阴历五月,整条“青龙”星宿正翱翔在夜空的东南方。

九六爻辞“亢龙有悔”，“比喻整条巨龙向上腾飞,亢进过度,必然走向反面转化，是不可能保持长久的”[16]。阴历六月时“青龙”星宿的中心部分已跃过夜空的正南中天位置,逐渐向西南方转而下行。

“乾卦”六爻辞中“龙”的运行状态，正如“青龙”星宿从潜藏地下,向夜空中天的逐步攀升，一直运行到夜空的最高点,然后转头逐步向西南下行的过程。

另从六条爻辞的行文格式看，初九和上九只有爻题和有关“龙”状态的四字爻辞，九二、九四、九五这三条爻辞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一或二句对卦象、卦义进行判断性或描述性的解说。而九三爻辞，没有关于“龙”形象的四字爻辞、只有三句判断性或描述性的解说。爻辞中这些判断性、描述性的解说一般认为是后人所写的注或传，由于秦始皇的“焚烧”造成了现在《周易》经传不分的现象，据此推测爻题后的与“龙”状态有关的四字爻辞或许才是其最初的初始经文。如果去掉那些后人所撰的解说，那么六爻辞当如下排列：

初九,潜龙勿用;九二周易天地数字五行，见龙在田;九三;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联系上下文“或跃在渊”或许就是九三、九四爻共用的爻辞了。据此九三、九四的“龙”都呈现出一种“半跃半渊”的状态,正好与阴历三月、四月的“青龙”在夜空的运行位置相符合[17]。

综上所述，从六爻辞与实际天象的一一对应关系看，二者之间应当是有关联的。古人正是通过连续的观察和天象记录，总结出它们与历法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普通民众也能容易地掌握和运用，进而合理的安排日常农业生产与生活。而到了春秋战国随着推步制历法的发展，尤其是到了秦汉时期官方历法的确定，人们逐步来用官方颁布的日历来进行劳作,对于实测的天象历法则逐步被人所遗忘，这正如明末大学者顾炎武所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

类似这样的历法总结在先秦文献中也还有不少例子，如《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18]“七月流火”中的“火”按郑玄《尚书》注“星火,大火之属〞;《夏小正》传曰“大火者，心也。”[19]“火”正是“青龙”七宿中的心宿。从图四可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方向正在“心宿”“房宿”之间，据《冠子•环流篇》：“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当斗柄指向西南45°时，正好是立秋时节[20]。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按照“中气”置润的历法，立秋时节正是阴历六、七月之间。另外角宿与心宿的空间夹角约为30°，即心宿大致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运行到原先角宿的位置。阴历七月正是秋季天气逐渐开始转凉的季节,此时“心宿”正位于西南夜空的下方，呈现一种向下运行的趋势，因此被称作“七月流火”。而当斗柄西指，指向黄道270°时正是秋分时节，即当“大火星”出现在夜空西方地平线附近时，正是阴历九月期间，马上就要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冬季了,就需要“九月授衣”了。

现在各个版本的《周易》一般都认为孔子及其后学做“十翼”[21]，都把“乾卦”六爻辞中的“龙”比作君子,这是易学易理派思想的开端;因而《周易》在孔子之后逐步转变成一部人文思想哲学之书（这与孔子所处的社会时代有关）,也逐渐开始变得深奥难懂，充满了神秘感。

五、与青龙星宿相关的“五行”传统文化认识

我国古代人们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是构成宇宙万物及其现象发生无限变化的基础”[23]。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记录“五行”的文献为《尚书•洪范》,其文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24]。因此古人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内的宇宙万事万物都与“五行“进行了一定的关联。例如：白虎通五行篇云：“……木在东方。东方者，阴阳始动，万物始生……”[25]将“五行”中的“木”配属于东方等。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将“五色(黑、青、黄、赤、白）”、“五音（宫、商、角、徵、羽)”、“春夏秋冬”、“四象星宿〞、“东西南北中”、“仁义礼智信”、“心肝脾肺肾”等观念都与“五行”进行关联起来。因而在古代传统文化中与“五行”中“木”属性相配的颜色是青色、季节是春季、星宿为青龙星宿、方位为东方。那么这些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和对照统一的呢？

从图一可知：二十八星宿的周天(360度)分布，在春季时，位于东方星空的星宿为“青龙〞七宿，南方星空为“朱雀”七宿,西方星空为“白虎”七宿，北方星空为“玄武”七宿。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时在夜空中看到全部的二十八宿，只能看到一半(180度）的星宿分布。春季夜晚当我们面南观察星空时，就会得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星宿分布的位置概念，此时的“左青龙”正对应着东方位置。

“春风又绿江南岸”，春天总是伴随着植物的发芽、生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绿意景象，因此“五色”中的“青色”也配属于此，“青龙”星宿的“青”字也因而得名。这些配属于“木”的“青色”、“青龙”、春、东方等观念，正是春季时节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对照关系，是古人通过对天文现象的长期观察和不间断的记录,而后经过思维总结出的“抽象”概念，即：木、东、春、青色、青龙等观念都是某一方时空的实际对照关系。

《周易》第六卦：讼卦（坎下乾上），“《象》曰：天与水违行”[26]，周天日月星辰都是自东而升，向西而落；大地上的大河、大江多是自西向东而流,因此古人认为天和水是相反而行的，于是形成了“天左旋，地右动”的传统文化认识。图一我们按“天左旋”的方法，依次可以得到以下(见表)传统认识。

可见这些传统观念都是古人在长期的天地观测中,通过思维方式对时空关系慢慢累积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观念，是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

《礼记月令》孟春月记载：“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27]。仲春月“……始雨水，……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28],认为孟春开始天地之气上下交合，草木萌动，到了仲春时就会有雷声和春雨。因此认为春天的草木需要天地之气融合,雷雨滋润时才开始发芽、生长。相应的，《周易》的解卦

（坎下震上），其“《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29]，传统的节气与卦令学说一般都认为《解卦》是春分时节的卦象,象征着春分时节雷雨作，促使种子“甲坼”而开始发芽生长。

从现代植物考古的研究成果看，黄河流域在7000—5000年前就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其主要农业作物就是旱作的稷、黍[30]。春分时节据古文献记载“主春者鸟星,昏中可以种稷”[31]周易天地数字五行，春分时节刚好是播种稷的季节。到了西汉时期成为我国北方主要农作物的小麦，尤其是冬小麦在春分时节也正需要灌溉，麦苗正处于开始发杆的生长关键阶段。因此“春雨”又多称“喜雨”，农谚素有“春雨贵如油”之说。

从上述内容可知，阴历二月二，“见龙在田”，在东方的夜空中这条巨大的“青龙”开始显现在地平线之上,其时正当春分时节，它带来的绵绵春雨催生了万物！因此这条“巨龙”就被赋予了“云行雨施”的能力，因而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龙王大多都是与降雨有关的，尤其是东海龙王。

春季时节在二十四史记载中，每当春天来临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们也大多都会举行祭祀活动，以祈求本年风调雨顺，丰收美满！而这样的农事祈求传统也一直影响至今,正如现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还都保留着“二月二”赶庙会的习俗！当然也形成了“二月二〞理发以此祈求“好兆头”的民间传统。

六、结语

“二月二龙抬头”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从一定的角度证实中国的文化传承具有连续性和不间断性。这个时间节点正是研究先秦历法的一个基点，可以结合文献还原出先秦历法的特征，尤其是西周中期以前具有实测性和客观性的历法特征。

西周中期之前的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天象记录，逐步总结出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对照关系,进而通过思维总结对其“命名〞，从而产生了“东南西北中〞“春夏秋冬”等抽象的传统观念。《周易》的“八卦”符号,从最初的内容和结构看，它采用“以象入道”的表达方式,实际上也是当时实地观测的某些或某类“天象〞“地形”等的真实写照，是一种朴素的自然宇宙观，由此可知中国上古时代浓重的“敬畏自然”的思想观念的由来,而商代的“敬鬼神”思想、西周的“天命论”思想等无不受此影响。

总而言之，西周中期前的宇宙观是一种朴素的自然宇宙观，“天道无言，天书无字”,古代的“圣人”从繁复的“象”“形”中寻找出客观的自然规律，进而思考总结成浅显的语句或农谚来指导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劳动。因此这些潜藏在古代文献中与先秦天文历法有关的传统文化和知识，正是古代圣贤对浩瀚宇宙间时空关系不断思索的智慧结晶！

这种朴素的自然宇宙观，并由此形成了木、青、青龙、春季、东方等客观时空关系的抽象观念。这些抽象观念都是古人对空间和时间的整体统一认识，以及对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而这种对具体现象的整体性思考方式催生出了中国易学思维的四大特点：整体思维、动态思维、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32]，并且这样的思维方式一直传承至今,它造就了现代东方文明独特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

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不中断的中国文明，正因为其不中断，思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再加上中国百年考古取得的丰硕的遗迹、遗物资料，以及近几十年来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溯源就有了依据，“明变”了后期的“果”，就可“求因”[33]早期的渊源。这种由“果”及“因”的考古学上的思想文化“寻根”探求，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在这百年考古新时代来临之际,笔者坚信“‘考古写史’一定大有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将有广阔的前景”[34]。

（作者：曹慧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