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国学丛书”中的《诗经》和《杜甫诗》 图片由商务印书馆提供

“学生国学丛书新编” 主编 王宁 顾问 顾德希 商务印书馆

【编书者说】

100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学生国学丛书”“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100年后，商务印书馆激活“学生国学丛书”，出版了“学生国学丛书新编”，让学生在阅读中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植入学生的肌体，“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100年前，整理书篇，普及文化

“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宗旨，出版中华优秀典籍，是商务印书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本着“家喻户诵，如布帛菽粟，民不可一日缺者”的思想，1922年至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它大量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读书、必备书，保存了一些珍贵的版本。为了满足国人的文化需求，1929年至1937年，商务印书馆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编辑出版了《万有文库》，其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其中的《国学基本丛书初集》一百种、《国学基本丛书二集》三百种、《学生国学丛书》六十种、《国学小丛书》六十种，均为中华典籍的整理出版，它几乎涵盖了中华典籍的各个门类。

商务印书馆在编纂《国学基本丛书初集》时，发现学生对“国学丛书”有需求，在《国学基本丛书初集》基础上编纂“学生国学丛书”，从《学生国学丛书编例》看，“中学以上国文功课国学经典文化古文，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帙，解释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批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于此，遂有"学生国学丛书"之辑。”

“学生国学丛书”，由王云五、朱经农主编，于1926年至1948年期间陆续出版。整套丛书共有选注者40几人，多为当时教育界、学术界知名学者，如胡怀琛、叶绍钧、沈德鸿、傅东华、庄适等。

丛书先后出版共95种，其中文学56种、史地17种、哲学及综合类22种。文学方面，有《诗经》《楚辞》及周秦两汉金石文、汉魏六朝文及唐宋以来的名家诗文；史地方面，有历代史书选注和著名游记；哲学和综合类方面，则为先秦诸子以及一些重要的经学和综合类著作。

丛书从“经、史、子、集”中精心选录最有价值之著作，辑注精要篇章，加之长篇绪言，有的还有著者传略，无论是选目还是选篇，都堪称经典，具有永恒的阅读价值。

100年后，新编激活，推陈出新

2014年3月，教育部颁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旨在大中小学课程和教材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素养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在历代文化典籍中。国学经典浩如烟海，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少年学生时力有限，常望而生畏。学生需要阅读经过整理的、撷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书篇，以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传统道德，提高语文素养。

“学生国学丛书新编”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整套丛书在充分尊重原选注者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时代需要，规范文字，校订勘误，撰写“新编导言”，专为当代学生提供课外自读之用。

在阅读中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生国学丛书新编”主要是激活、推介“学生国学丛书”，本套丛书主编、高中语文课标修订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在“新编总序”中阐明了“新编”原则：选书与选篇基本不变，将“原书绪言”保留下来；每篇选文原注所选的注点，也作为这次新编的重要参考。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借鉴前贤的一些构思和做法，并保留当时文言文阅读水平的基本面貌，作为今天的参考。王宁教授认为，文言文阅读水平既关系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能，又关系到现代社会总体人文素质的提高，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最为合适？民国时期是可以作为一个基准线的。

在阅读中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王宁教授在主编“学生国学丛书新编”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刚开始，用“走近”还是“走进”，主编是有一番思考的。“应该是"走近"还是"走进"我们有过一番讨论，我想，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一定能进去得了，最多走近一点吧。”

满足文言文的学习需求，是这次“新编”的重要依据。文言文是一种古代书面语，口语交际和现代文本已经不再使用，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文言文呢？王宁教授认为，文言是古代知识分子和正统教育使用的书面语言，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方言的特性，因而也同时具有了记载数千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主要功能，它是与中华民族文明史共存的。文言文阅读作为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言文阅读是产生汉语正确语感的一个重要源泉。文言文阅读还是从根本上理解现代汉语的重要条件。

丛书首次出版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此次新编，为了让今天的读者更好地从这套从书中得益，在编注上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调整字形。依据《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汉语大字典》对原书进行繁体转简体。原文中的一般异体字（如“弔”与“吊”），参照《通用规范汉字表》改用规范字形。《通用规范汉字表》外的字不做繁简类推。繁体字形以《辞源》（第三版）字形为准。繁简字转换过程中一简对多繁的情况下，在语境中仍有可能混淆的用字，诸如“髪——发”“徵——征”“馀——余”“雲——云”“麵——面”“錶——表”……允许改用繁体字，或特别注明。为减少阅读难度，古代难以理解的通假字，在意思不变的前提下，直接改为现代通行字。如《诗经·大东》“维北有斗”，注为“则斗魁且倾仄而外写”，此处“写”通“泻”，直接改为“泻”。古代人名、地名一般不改动，如需改动，参考教科书文言文的处理方法酌情处理。

二、调整注音。原注反切、注音字母，均改为现代汉语拼音，注音依据《异读字审音表》《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辞源》（第三版）《辞海》（第六版）等。依照反切折合今音，折合时应遵循音义关系。原注中的直音，以常用字注生僻字，直接改为拼音。古代训诂有一些采用直音方式作注的，指明了字际关系，这类直音可直接说明字际关系，之后是否还需注音，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调整注释。原书注释大多直接采用或参考古注，保持原书注点，没有特殊需要，不再增减注点。注文过于艰涩的，原书大都作了调整，一般情况下不作改动，以训练学生读古注的习惯和语感，特别难懂的，略作改动（如：单音词改双音词，生僻词改常用词等），改动须以尊重原注者意图为原则。需要较多纠正或补充的，在保留原注情况下加按语。注释时，尽量注意义，少注语法，语法注释不必过细，语法术语使用现代汉语通行的说法。原注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材料比较陈旧，根据最新材料增改补充，详略根据讲解文章的需要而定。尤其是地名，相当于今天的何地，有变化的不要出错。典故、文化常识、历史事实等难度较大的条目，用按语的形式补充。注解避免过度阐释，避免文化、名物问题的过度专业化学术化。

四、撰写“新编导言”。对“原书绪言”进行补充，典籍介绍等“原书绪言”已经有的内容，不要再重复，如果“原书绪言”缺乏对典籍的介绍，“新编导言”必须补充，“原书绪言”所做的介绍不准确、不清晰或资料陈旧，重新撰写，加以纠正。“原书绪言”中提出的问题有讨论价值的，提出作为问题启发研究、讨论。对选文加以介绍，提出原书选文的取舍标准，并加以评价，如果认为还有一些篇目需要补充，也可以提出篇名并用简要的语言说明必须补充的原因。选文一般应遵从原书，但因时代不同，信息资源和新的研究成果也要有所体现，代表作遗漏、名篇遗漏、有重要信息的篇目遗漏此次一律不补。提出对本书的阅读方法和建议，提示需要克服的难点，提出可以讨论的问题，提供参考书。

植入健康的文化基因

植入健康的文化基因，是丛书顾问顾德希一直秉持的观点。如何“植入”？顾德希认为国学经典文化古文，要通过阅读国学典籍，“学生国学丛书新编”正是这样的国学典籍。“学生国学丛书新编”有“新编导言”，学生在阅读时要充分借助它，按照加强引导，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学生实际出发，注意因材施教，开展自学活动。这样，“学生国学丛书新编”的每个选本，都既可供对国学有兴趣的学生自学，也可满足学校开设“校本”选修课的需要，当做“校本”选修的教材，达到“把健康的文化基因植入肌体”的目的。

诵读、应用、自学，是“把健康的文化基因植入肌体”的重要途径。不同典籍的“新编导言”，可以相互移植、借鉴，比如《世说新语》四个“探究题”的设置，读《列子》的六条要求，这种方式完全可以适用于其他典籍。“学生国学丛书新编”就是通过一篇篇“新编导言”，架起了国学典籍与当今学生之间的桥梁。

（作者：徐从权，系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辞书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