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平教授学述

谢明

治学历程

先生1981年考入杭州大学，因高考分数中历史最高，就填报了历史系。四年求学期间，先生喜欢考据性的课，又涉猎广泛，奠定了以后的研究方向和治学特色。先生本打算报考史学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但因一些意外遗憾没能如愿，后听从学长的建议，报考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1985年进所之后，当时研究生是集体指导，无明确的导师和方向，两年间先生看了不少经史之书。毕业论文确定方向时，听从学长建议选择了敦煌学。先生在张金泉老师搬出的一摞敦煌复印资料里，找到了《刘子》的写卷，选择以此为题。一年时间里，先生奔波于几个图书馆之间收集资料，最终写成《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1988年参加答辩（当时规定研究生班学生毕业一年之后答辩）。

答辩前，先生请评审了自己论文的郭在贻老师任副导师（研究生部要求有两位导师），郭老师一口答应。出于对郭老师道德文章的钦慕，先生本打算报考郭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郭老师半年之后就不幸去世了。这个意外对先生后来的学术轨迹有不小的影响。

1987年到1994年在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先生一是继续从事敦煌本《刘子》的研究，发表了数篇文章；二是参加了张金泉老师“敦煌音义研究”的课题，发表了《唐写本〈礼记音〉考》《伯三六�二残卷作者考》两篇文章，前者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后者收录于《文史》，当时影响较大。

1994年5月，因上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先生得以调入杭州大学古籍所。1996年完成的“敦煌音义研究”课题成果——《敦煌音义汇考》，在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反响较好，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专门撰写了书评，称赞该书是“高质量的论著”国学经典经部十三经，“以其搜辑的齐备、题解的精彩、校记的渊博必将得到相关学人的高度重视”（《初读〈敦煌音义汇考〉》，《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

1997年是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张涌泉、黄征教授这一年提出了编写“敦煌文献合集”的设想，先生加入课题组，承担经、子两部分，由此开始了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的八年“抗战”。二是在杭州召开了“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国内外卓有成就的学者前来参会，先生刚出版的《敦煌音义汇考》得到了不少好评，有前辈学者在知道了先生将要从事敦煌经部文献整理之后，以“只要持之以恒，花十年时间，必定成功”勉励。先生说这一年自己的敦煌研究“才逐渐步入了正轨”。

也正是因为“敦煌文献合集”这个项目，先生耽误了读博的事情，也因此耽误了教授职称的申报。直到2005年5月，项目完成之后，先生才把申请博士学位的事情提上日程，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考了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郑炳林教授的博士。2006年6月完成论文《敦煌经籍叙录》（当年以同名书出版），获得博士学位，接着将本该早评上的教授职称的事解决，2007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的成果《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终于面世，先生负责群经和群书音义部分。该书面世之后，反响极好，学术界普遍评价很高，也荣获了很多重量级的大奖，算是为八年“抗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完成后，由先生负责的敦煌子部文献的整理随之提上日程，计划最终形成《敦煌子部文献汇辑集校》。该项目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2007年重大项目，受教育部及浙江大学“211工程”三期、浙江省社科联经费资助，计划对藏经洞的2000多号子部文献进行定名、缀合、录文，并撰写详尽的校勘记，为每个校录文本撰写一篇题要，简要说明底本和参校本、原件完缺情况、定名依据、著作或抄写年代的判断、内容简介、文献存佚情况和前人的著录情况，以期对一百多年来敦煌子部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作一次彻底的清理。经过课题组多年的努力，项目已基本完成，进入编稿阶段，在不久的将来，成果将会面世。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只收录敦煌文献，明确为吐鲁番文献的皆摒除在外。但吐鲁番文献中也有儒家经籍100多件，涉及7种经书，对考察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状况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2010年先生向高校古委会申请“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辑考”项目，获批立项。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又将本项目列入“汉语史中心‘十二五’科研项目”予以资助，2016年该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即将交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弥补《故训汇纂》收集资料截止到晚清的缺憾，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决定全面梳理、汇集1912年到2011年这一百年间汉语字词语考释成果，形成一个大型课题“今训汇纂”。先生负责隋唐五代卷，该卷于2013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过四年多时间的资料收集，本卷共收录各种文章、著作3200多种，又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摘录、撰写，项目已基本完成，即将进入结题、出版阶段，总字数达200万以上。该项目成果的问世，将为隋唐五代文献的解读和利用、中古近代汉语的词汇学及训诂学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为唐诗语言词典、唐五代词典重编和《汉语大词典》修订奠定良好的基础，也能为总结、梳理百年学术史尤其语言研究史提供可以利用的材料。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主要是对敦煌经学文献的点校整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待挖掘。有鉴于此，先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申报并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经学文献综合研究”，拟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民俗等角度考察，把对敦煌经学文献的研究与唐五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发掘出这些文献中丰富的蕴涵和价值。该课题在梳理经典从汉到宋的演变轨迹，揭示唐五代时期中原与敦煌的经学教育特点的异同，考察敦煌经学文献本土化与世俗化特性、研究中古时期各阶层的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对经学史及经学文献的研究以及写本学、教育学、音韵学、避讳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期待相关成果早日面世。

治学方向

1.敦煌吐鲁番学与经学研究

经学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清代时达到顶峰，涌现了众多的经学名家、学术流派及高质量著作。清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远迈前人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材料的全面搜集和占有。如果没有新材料，经学的研究特别是考据学研究想要超过清人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出土了300多件儒家经籍的写卷，这是出土文献史上儒家经典最大宗的一次发现。另外，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也有100多件儒家经籍写卷。陈寅恪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400多件写卷即是新材料，清儒所未见。利用此材料，则可以解决经学史上不少悬而未决、莫衷一是的问题，发现一些清人没有发现的问题，纠正前人包括清儒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错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这批写卷发现之后，以其重要性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有200多种成果问世，先生即属于其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自上世纪末以来，先生一直埋首于敦煌吐鲁番经籍写卷的整理与研究，先后发表了70余篇论文，撰写了6本著作，总字数达数百万，方向都集中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经学写卷。其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撰写了一部充分吸收一百年来敦煌经籍研究成果、卷号收集较全、考辨详尽的著作——《敦煌经籍叙录》。该书是一部详尽的学术研究简史，较好地解决了学界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卷号收集不全，卷名或作者考订错误，写卷抄写年代判断失误，信息不畅导致重复研究等。

二是与他人合作全面系统地点校、整理了敦煌经部文献，形成了一部字数多达11册600万字、高质量的煌煌巨作《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先生负责群经及小学类群书音义部分，分属第1-4、9册，字数约250万），既为学界利用、研究敦煌经部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出土文献的整理树立了典范。

三是在全面占有资料、系统梳理学界研究成果及系统整理、校勘文本的基础上，展开对敦煌及传统经学文献的广泛、深入研究，包括阐明写卷总体或具体的学术价值，辨明经典的用字原貌、文本格式，梳理经典文本的历史演变，等等。这些成果中的精华大都被收入到《敦煌文献丛考》《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敦煌经学文献论稿》之中，形成了一本本学术份量很足的研究著作。

除此之外，先生也十分关注传世典籍的引经研究，先后撰写了《慧琳〈一切经音义〉引〈尚书〉考》《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诗〉》考》等论文。引经研究在探寻经典原貌、校勘文本讹误、梳理经典文本演变及学术思想的变迁、钩辑佚籍等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故而先生十分重视。不仅如此，先生还指导了数名研究生以引经考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以期不断推进引经的研究。

2.音韵学研究

音韵学是先生较早涉入的领域，该研究缘于张金泉教授的一个课题“敦煌音义研究”，先生承担了其中的经、史、子三部分。六年时间里，两位老师逐卷审读敦煌遗书，钩沉辑辍，辨妄存真，终于辑得音义写卷643号，汇为33种。在汇集的基础上，两位老师对写卷撰写题解，并进行校录。题解含标题、年月、作者、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以及重要研究论文的简要评述，校记除了考录异文之外，还兼及明俗字和辨字音。该项目的最后成果由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为《敦煌音义汇考》，这是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的第一次精心整理和汇集。该书为敦煌音义书的利用提供了便利，推动了敦煌文献整理和音韵学的研究。

除此之外，先生还撰写《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从敦煌写本〈礼记音〉残卷看六朝时郑玄〈礼记注〉的版本》《〈礼记音义〉残卷跋》《唐写本〈礼记音〉著作时代考》《唐写本〈礼记音〉方音考》《〈礼记音〉补校》《北图〈论语音义〉残卷跋》《伯三六�二残卷作者考》等了一系列与音韵学相关的文章，或对文献的作者、时代、性质进行判定，或对文献的价值进行阐发，或对写卷音系及其特点进行归纳，或在音韵研究的基础上对文献的原貌和版本进行考辨等等，文章多有精彩之处。

3.训诂学研究

先生的训诂学研究有一个鲜明特色，即十分关注碑刻中的疑难词语，尤其是历史文化词语，先后撰写（合写）了《碑志释词》《中古碑志与大型辞书编纂》《〈汉语大词典〉义项阙漏举例》《试论〈浙鸿爪印〉的语料价值》《碑志典故词考》等文章。这些文章考释了一批难度甚高的典故词语，充分体现了先生对传统典籍的熟稔和深厚的学养，为训诂学的研究指明了一个学界措意不多的新方向。

4.古籍整理

先生亦着力于古籍整理，为夯实基础、培养能力，先生有意让自己的研究生亦参与其中，且署名出版。目前已出版古籍整理著作850余万字，包括《武林往哲遗著》《中国酒文献篇卷集成》《上海李氏易园三代清芬集》《（康熙）德清县志 （嘉庆）德清县续志》《董传策集》等。另外，正在整理中的还有《中华礼藏》之“礼记类”典籍近1000万字。

治学特色

先生治学可用“知识广博、视野宏通、功力深厚”来概括。这既与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各种文献有关，更与三十多年来沉潜于敦煌经部文献整理与研究有关。学界朋友遇到古代文献、文化的问题向先生请教，常常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先生的课因此听起来很有意思，信息量也丰富，颇受学生欢迎。先生点评论文也常常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若说先生的治学特色，可用以下两段话来总结：

1.文献研究以小学为基础，�铸文字、训诂、音韵于一炉。先生虽早年即涉入古音学领域，但切入的角度却是以音韵学知识来整理相关文献，并考定文献的作者、时代、性质、价值，及在此基础上对文献的原貌和版本考辨等。先生亦熟悉甲骨文、金文、《说文》、俗字及声转、通假、同源等文字学、训诂学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来研究文献、整理文献。而文献整理最主要、难度又最高的是异文校录，小学功力的深浅直接关乎异文校录的质量，故而先生言敦煌文献“整理者必须具有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一定功底，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先生的敦煌学研究、经学文献整理之所以为学界所称道，主要得益于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的综合运用。

2.异文研究不满足于汇辑、校勘，而是以辨析文字源流，沟通字际关系，探寻文献原貌，梳理文本演变为旨归。先生的文献整理精于分析异文，尤其是沟通字际关系，先生言：“在异文录校时，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关于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判定。很多论著在碰到这一类的异文时，往往不作考察，就简单地赋予‘通假’二字，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讹误。正确地判定它们的关系，对于考证写卷价值有重要的作用。”准确沟通字际关系，一方面是存真复原，尽可能追寻古籍的本来面貌，为阅读或研究提供最佳最原始的文本形态，同时也能切实避免在释读与录文时用后起字置换本字，颠倒文字关系。另一方面，辨析文字的演变，也就能从中窥得经学文献文本演变的重要一面，既能更好地了解、研究经学文献，也能更好地总结、把握古代文献演变的整体规律。这种理念和特色集中体现在先生《异文校勘与文字演变——敦煌经部文献写本校勘札记》《〈毛诗〉文字探源四则》等文章中。

代表著作

一、《敦煌经籍叙录》

此书是关于敦煌经籍文献的叙录，具有收集全面，资料丰富；内容丰赡，论述详尽；考订按断，富有创见等特点。虽然是学术著作，但又带有工具书的性质。全文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九卷，每卷首有总述，下分若干小类，每类下标列各写卷，并逐卷写出叙录；叙录内容包括定名、断代、研究进展等，相关的研究资料多已涵盖，而又条分缕析，精细入微，达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特别是在研究进展的陈述勾勒方面，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评骘得当，前人的功过得失，一目了然，可以说一则叙录就是一篇研究简史。

该书源于作者同名博士论文，该论文因在搜集敦煌经籍写卷，比定未定名写卷、纠正前人错误定名，缀合断裂写卷，纠正前人错误研究结论，梳理学界研究情况等方面创获、发明甚多，故而获得了评审专家和答辩专家的高度评价，如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认为“此文是目前为止对于敦煌经籍文献最全面、最准确、最简洁的叙录”，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邓文宽研究员说“或许可以说，今日敦煌经部文献研究的主力已在中国大陆，而且是一位年青学者”。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不少赞扬，认为该书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中难得的集成性著作”（徐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收录全备，论述详赡，为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的撰作树立了榜样”（张涌泉《敦煌文献整理百年行与思》，《光明日报》2009年2月19日第10版）等。

该书获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二等奖。

二、《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1-4、9册国学经典经部十三经，群经及小学类群书音义部分）

如果说《敦煌经籍叙录》是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的“导读”，那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基本就是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的“正文”了。先生负责“群经类”包含《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九经及“小学类”中的群书音义，具体整理工作包括定名、缀合、题解、录文、校勘等内容。本次整理体例严谨、录文准确、校勘详尽、考证精良，被称为出土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具体说来，包括以较为完整或较为清晰的一种写卷为底本，其余作为参校本，将所有写卷之异文汇于一本，并以中华书局影印之阮元《十三经注疏》刻本校之。录文时，保留异体字，最大程度保留写卷文字信息。校勘时，不止于汇校异文，而是将异体字也纳入了校勘之中，因异体字关系经典原貌和文本流传、演变，意义重大，这也是本次整理的特色所在。在校勘记中，先生尽量吸收了前代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综合运用小学、文献、文化等知识，全面系统地整理了敦煌经籍的异文，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校录精准、查阅方便可供使用的文本，解决了写卷分散各地、查阅不便，写卷异文众多、未能集于一卷，写卷字形字迹难以辨认、讹误满纸等问题。具体的校勘记中，或纠正了不少清儒以下至当代学人各家学说中的错误，或补充证明了前人一些正确的推论，或发现、解决了前人未发现的新问题，条分缕析，按断发明处甚多。

该书是对敦煌经部文献第一次全面、系统整理，因其精审和高质量，一经出版，即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四川大学项楚教授在该书序言中用“集大成、高水准”对本书进行了评价和概括，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认为本书的出版使“敦煌本儒家典籍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对敦煌学研究，尤其是对敦煌儒家经典的研究功莫大焉”，此书与《敦煌经籍叙录》“二者合观，敦煌儒家经典可‘一览无余’”（《敦煌儒家经籍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认为该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新里程碑”、“价值与意义自然不容低估”（《中国经学史上的新里程碑——略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价值与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等等。

该书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奖之国学成果奖、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等。

研究生培养

先生因功力深厚，视野广阔，所以能够根据学生的研究兴趣和知识结构，因材施教，扬长避短，为学生选择一个恰当的研究领域。故而先生虽以敦煌学和经学见称学林，但培养的学生却不限于这些方向，有不少学生是以《文选》、近代学术史、道教文献与训诂、《说文》等为研究对象的，方向多元。在培养过程中，先生特别注重学术理念、视野和方法的传授，而不仅仅限于知识。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无论是学位论文，还是期刊论文的撰写，都要求有质有量，不厌其烦地多次修改，一直要修改到先生满意为止。所以对学生，先生要么不收，一旦收了就尽心培养，十分负责。这些年明显感觉到先生对很多事情看得越来越淡，但对学生的关心和指导却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心血。

在生活中，先生和师母都比较随和，也很健谈，师门聚会不拘束于严肃的学术，常常是谈天说地，欢声笑语，所以每年的师门几次聚会总令人期待。因疫情影响，去年春暖花开时节，在林深掩映小院里的烧烤之约，未能成行，令人惋惜！先生和师母对学生关怀备至，总是尽力帮助，大事小事常会给出一些中肯的建议，让学生少走弯路。所以师门中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先生是学生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好导师。

作者简介

许建平教授，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1985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杭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94年任教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94年5月调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今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敦煌研究》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敦煌学、经学文献、训诂学，发表《伯三六�二残卷作者考》《异文校勘与文字演变——敦煌经部文献写本校勘札记》等8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独著80篇），著有《敦煌音义汇考》（合著，2/2）、《敦煌文献丛考》（论文集）、《敦煌经籍叙录》《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合著，2/3）、《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论文集）、《敦煌经学文献论稿》（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