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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著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5月第一版

ISBN 978-7-108-06171-3

国学与国学热的思考[1]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大家都很关心国学，主办方请我来讲一讲。什么是国学呢？国学包含几个层面？国学只是精英文化吗？当前的国学热是真热吗？国学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及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些什么关系呢？我来向各位请教，与各位切磋。

何谓国学？

讨论国学，还是先从传统社会民间的读物开始。宋代以后流行的蒙学读物，有所谓“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小孩从小在成人的指导下诵习蒙学读物就可以接触我们的文化，懂得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当然国学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如从古代到今天的衣冠文物、习俗、家训、善书、谱谍、礼仪、语言（含方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伎、音乐、歌舞、戏剧、绘画、书法、思想、心理、信念等。国学中包含有大量的器物、社会、民俗、制度文化与生活世界的内涵。张岱年先生说，国学是传统文化的通称。因此，国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

国学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开放的，包含了历朝历代与外域异民族不断融合，消化吸收了的各种文化。因此，作为国家学术总称的国学，它应当是内涵丰富的，开放的，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且中国化了的文化。按传统图书与学术之分类是经、史、子、集四部，或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的四个路向，这些都是国学的主要内涵。

传统文化学家，或者说国学大师，如章太炎、黄季刚等都认为经学是国学中最重要的内容，如《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等。很多经典都是民俗文化、制度文化的综合。如，三礼——《仪礼》、《周礼》、《礼记》，现在看来非常繁复，但都是战国到汉代的知识人追记的古代制度与习俗；《周官》（即《周礼》）中的官制，虽然有所附会，但还是有历史的影子，包含了上古社会、宗教、伦理、政治、法律、教育的综合，即礼制等内容。客家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从河南中西部颠沛流离地迁徙到闽粤一带的，当时有不少家族整体地迁徙，这也是中原文化的南移，其中包涵了经学的传承，他们的语音中保留了许多的古音。经学是国学中的重中之重。清代学者认为，要穷治语言文字以通经学。古代认字，是通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但许慎也没看到近人在近百年来考古发现的殷墟的甲骨文，一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及简帛上的文字。我们要了解古代的语言文字，才能理解经学。这需要下苦功夫。

现在不少学者质疑国学这个概念，认为有了西方学术分科之后，为什么还要笼统地讲国学呢？其实，我们提倡设国学学科，只是作为现有文、史、哲等学科的一种补充，绝不是也不可能代替现有的各科。国学的综合性是对分科的补充，而国学学科强调经典研读，对根源性的重溯与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及现行文科教学改革都有重大的意义。

国学不仅仅指传统学术，尤其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如果它仅是知识，则不能称之为国学，它应该还有内蕴的精神，是此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内涵，当然也有普世性的因素与成分。清末民初国粹派学者认为，“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他们要以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

有的学者提出，为什么德国没有德国的国学，法国没有法国的国学，而中国独有所谓的国学呢？其实西方有古典学，德国与法国的文化有差异，赫尔德就很警惕法兰西文化以启蒙之名进入德国后，日尔曼精神会被消解。当然，这里主要应搞清楚国学名称的由来，即时代背景。1904年冬，刘师培与邓实、黄节借用日本的“国学”之名在日本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次年初创办了《国粹学报》。1906年，章太炎出狱赴日，号召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不久，东京留学生中成立“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旋又成立“国学振起社”，章任社长。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2]

章太炎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3]他把国学之兴废与国家之存亡联系了起来，指出国学亡则国家无以立足。

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民初，这些思想家们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兴亡与自家文化的传承有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他在日本了解到新的西方的思想，很敏捷地转述出来，用流畅文字在国内新闻纸上发表，以开发民智，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但他警告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4]梁先生提倡融合中外，铸造新的中华文明。

自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之后，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废止中小学与师范学校读经，这都是儒学在制度上受到重创的重大事件。1919年五四运动以降，西化狂潮席卷宇内。尽管如此，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有关国学、儒学的基础教育在公私立中小学中及民间仍普遍受到重视，中小学生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公私立大学的中文、国文系也办得比较好。教会学校在这一方面原来做得不好，曾受到舆论批评，后都相继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国文系。专门学校也重视国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成为典范。作为通识教育的“大学国文”的课程建构起来并起了重要作用。彼时社会民间文化的空间比较大，在官、民、学三股力量的推动下，1920年代末至抗战前后，国学、国医、国药、国艺、国乐、国术、国画、国剧等都兴盛起来，形起了“国字头”的社会文化运动。

前辈们研究国学概念的外延、内涵，有同有异。章太炎把固有学术文化、经史子集等都纳入国学的范畴。他的《国学概论》讲了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佛学、理学、文史、制度等；钟泰的《国学概论》讲六书、声韵、章句、六艺（六经）、诸子、目录、汉宋异同、文章体制等；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讲的是《说文解字》、《五经》（分别讲）、《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钱穆写了《国史大纲》、《国学概论》，后者类似思想史，讲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焚书坑儒、两汉经学、汉末批判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的经学与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与民国学术。

除了读这些概论，我们当然需要通过读五经四书及《史记》、《楚辞》等一些典籍来了解国学。大体上要了解所谓国学，无不从认识汉字开始，故必须了解一点古文字学（含声韵、训诂学），进而了解一点经史子集的初步，了解一点古代思想史，五经四书、诸子百家、儒释道当然是重要的内容。

关于“国学入门书目”，比较全面的是梁启超开的书单，共二十五种：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黄侃季刚先生开的书单则为二十三种，包括十三经就是十三种，再加上《国语》、《大戴礼记》，以及小学的《说文》、《广韵》，史学的《史记》、《汉书》，子学的《荀子》、《庄子》，文学的《文选》、《文心雕龙》。梁先生的书单涵盖四部，黄先生的书单强调抓住根本，立足于训练后学，都很好。

过去有人还编了国文选本，如桐城派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及在此基础上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等，非常好，保留了古代一些文体，选了很多精彩的篇章，是荟萃名篇的古文选本。姚编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曾编则分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十一类。

关于国学的分析

我们讨论国学，要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不能把国学狭隘化。第一方面，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第二方面，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还包括小传统，如民间民俗文化，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传说、音乐、歌舞、技艺、建筑、服饰、礼仪、风俗、宗祠、契约、行会、民间组织等，有如今天的某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方面，国学还包括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传入，西域学，佛学及其中国化，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与历史过程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其次，必须明了国学、经史子集等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包含、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中国文化非常博大，摄取吸纳的力量与融汇包容性非常强，善于学习外域文化并融化成为自身新鲜的血液。汉字典藉中包含了历代多民族的智慧。就人种与文化的传承来说，现在的埃及不是古埃及的延续；印度民族的历史有一千年的错简，而中国的历史是连绵不绝的。我们在古希腊雕刻中看到的英俊的、黑头发的希腊人，其人种已经消散到斯拉夫的族群中了。尽管经历了坎坷、沧桑，但与其它原始文明相比，中国的人种、文化还是一以贯之地发展着。这当中，有许多机理，至少有个“和而不同”吧。周公制礼，当中有一条“同姓不婚制”，虽是讲财产与权利的继承，也蕴含了优生的原理；而欧洲皇室到很晚了还有血友病。从人种的健康繁衍到文化的多样传承，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如和合性，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以及许多尚未发现的机理，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

再次，国学的归趣在义理，国学还有生命力。国学确实博大、繁复，但也并非杂乱无章。清末民初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势，章太炎等讲学时饱含民族的热情、爱国的衷肠；而今天讲国学，更重在其内在核心的价值与精神的弘扬。从义理、考据、辞章的三路向来说，没有考据的义理是虚妄的，但没有义理的考据则是盲目的，没有辞章的义理行之不远，没有义理的辞章则是浮华的。以义理统率考据、辞章，三者相融合才得以正人心，传世代。可见，义理是考据、辞章的灵魂。因此，在国学的多层面中，核心层是道德价值，最高层面还是国魂，即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即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处。这些特质，可以为我们活用，不断开发，创造性转化，成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可见，国学不是国故。胡适所谓“整理国故”，是把国学当做已经死掉的东西，没有生命力的死物，他如海外汉学家一样，做所谓纯客观的研究，剖判、肢解，阉割其生命活力。

国学，有多个层面，如常识层面，学术与技艺层面，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民族精神的层面。[5]国学中不仅仅有知识系统，是学问或学术，而且有价值系统，是道德文明，士人与百姓做人的道理，生活的指南，还有信仰系统，是精神信念，国民的安身立命之道与终极关怀，又具有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是国魂、民族魂。

第一是常识层面，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ABC。针对我们几代人的国学素养不足，特别是现在媚俗文化的冲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学的初步教育是紧迫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要配合起来。

第二是学术与技艺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之传承。很多都需要细致的抢救、整理、继承绝学，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培养一些甘于坐冷板凳的专门家，尤其是要培养一些新生代，使得这些文化代代相传。日本政府不太管具体的学校教育，然而为了京都歌伎这一传统剧种的传承，规定每一个小学必须组织学生每年至少看一场歌伎，以培养受众。在奈良，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于唐代时期的建筑；在京都，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在交融。现代化的日本有许多人在从事非常古朴的事情，如打火钳、剪刀，制陶器，把古代的技术、艺术很好地保存下来。

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6]做人之道的根本，决定我们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身行规范。当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个人主义片面膨胀等导致了人文精神的萎缩和失落，因此，国学这个层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台湾遭受了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台，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致陈水扁等人施行“去中国化”的政治也去不掉，那就是在中小学推行中国文化教育。台湾有各种各样版本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各校可以自由选择，有注释、今译、图文并茂，有的版本是台湾各大学的教授编的，最近新华出版社翻印了一些过来，任继愈先生亲自写序，希望中学生能全部读过一遍《四书》。杨振宁曾用两个暑假来读《孟子》，他说自己能把《孟子》全背下来。作家龙应台说她的做人之道、世界观是从读《四书》过程中打下的基础。杨国枢是台湾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说，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我觉得读四书一点坏处都没有，四书有的可以扬弃的东西自然地随着时代而扬弃了，而孔子讲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国学中的经部，并不是讲单向度的，盲从的，而是相对相关的要求。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多一点文言文，古代名篇，并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打一点古文基础，对我们做人、做事、修养都是好事。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族魂的层面。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陈寅恪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评审报告时说：“一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都有内在的基础，因此，我们走向世界，必须要有自己的本己性。

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所以，国学并不只属于文化精英，实际上，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渗透在蒙学读物、家训、族规、乡约、谱牒、善书，以及大众口耳相传的故事、俚曲戏文、常言俗话，都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今天我们依然应该继承下来。

讨论国学，还要注意国学与儒学的关系。国学范围甚广，儒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渗透到全社会上下，适应、调节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与性情陶冶之中，是中国乃至东亚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极具草根性。

另外，讨论国学，还要了解国学与汉学的关系。所谓汉学，又叫中国学，是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之文化学术的通称。我们尊重、借鉴海外汉学家与汉学的研究成果，但要注意，那主要是外国人的游戏，多为饾饤枝节，没有内在精魂。外国人视汉学为纯客观对象，而本国人对国学自然地投入主观情感，怀抱温情与敬意的心态，而且身体力行。

为什么说国学热是假热

当下媒体的炒作，蒙学读物的兴起，家长们的焦虑，企业家们的需要，似乎国学有点热度。我认为，民间的需求应该积极引导，但是媒体的炒作、俗讲甚至戏说、歪讲，能不能变成正讲，倒是一个问题？下面我们看看国学的传播情况。

首先，我们看常识层面，今天我们很多大学生与研究生，不知祖国历史文化的一些常识。青年人不懂过去的称谓、敬语、谦辞，大家看媒体上、荧屏上，有的文艺作品中，滥用乱讲，连家父、内人、府上、先师等都会搞错，令人啼笑皆非。大量的档案文书都没有人去整理，青年人看不懂，断不了句，连民国的档案文书都看不懂。其次，我们看学术与技艺层面，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民间技艺，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与各宗教文献书籍等的整理与传承上，有相当大的断层。第三，我们看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现在有些为人父母者如何教育孩子呢？身教与言教如何？我们真是要重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做父母》了。第四，我们看国魂与族魂的层面。可悲的是，有很多知识份子以居高临下的不屑的挑剔的态度，轻慢的语气，以先入之见或自己的所谓“逻辑”或文字游戏的方式，横加肢解传统文化。陈寅恪曾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当下丑化、妖魔化国学及经典成为时髦，把今人的责任推到古人的身上。科学与民主是在基督教基础上转化而来的，并非现成的。我们不能因传统文化中没有现成的科学、民主而认为传统文化无用。文化问题不能简单化，也不能以进步与落后“一言以蔽之”，它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影响是具有多面性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提升，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有了多维向度，全社会上对国学有了迫切的需求或一定的热度。但是，当前国学是真热吗？国民对国语、国文、国学，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体制内的，从幼儿到博士的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国文的时间与精力，而体制内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又非常薄弱，这是值得检讨的。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的文明发展来看，中学生的文理分科是应当为法律所禁止的。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小、中、大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如，法兰西为了维护法兰西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美国大片并不能在其国土上横行无忌。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母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今天，一些不经意间约束我们的行为的正确的价值观已经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

国学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今天提倡国学的紧迫感，来自中国内部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国学的再发现，并不是复古，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价值观念能更多地渗透到现代人的意识之中。

国学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不学习、不接触，如何得知呢？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指的是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提倡和谐社会，针对的是现实上的不和谐、不协调。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人、物、我，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系统，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气场或生命洪流之中。如过去的春联中有：“古往今来，神人共岁；天长地久，物我同春”。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中国传统智慧主张人与自然万物，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古代的《月令》，特别重视人对动物、植物、山川、陂池的保护国学中的经部，涉及季节与人之养生、渔猎、伐木、农事的关系。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宋儒说：“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这当中有大量可供我们参鉴的智慧。

在己与人的关系上，儒家强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就自己是在成就别人的共生关系中实现的。当这些思想传到欧洲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非常欣赏，后被吸收到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派代表到联合国参与制订世界《人权宣言》，这位代表是张彭春，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后来，一位西方学者在联合国档案中找到了关于张彭春的资料，才知道他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纳入到《人权宣言》中，并用儒家的智慧促成了《人权宣言》的通过。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六千五百位世界各宗教领袖的会议上，通过了孔汉思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其中讲四条做人底线：不杀掠、不奸淫、不偷盗、不说谎——这是各大宗教教义中都有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人必须把人当人看，而另一条则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黄金规则。可见，儒家思想至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先生总结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是促成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资源，也是建构新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工作伦理的指南。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起飞的文化资本。

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和”包含了很多差异性，是真正的哲学的统一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我国古人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庶、富、教”，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礼记·礼运》中有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孙中山对此非常称赞。孔子说：“政者，正也”，“居敬以行简，以临其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孔子讲“行己有耻”。国学中有大量的荣辱观、廉耻观的思想传统与整饬吏治的办法。而重建官德首在治心，一定要有良好的制衡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又要有良心、良知、良能。

国学热是民间老百姓自发推动的，是他们对自家传统文化了解的需求。国学热中有很多乱象，有人借此大赚其钱，号称“风水大师”“国学大师”者俗讲歪讲，沉渣泛起，五花八门，极需有理性的知识人予以指导与校正。

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国学复兴有助于本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地位之提升，有利于建设文化大国及文化输出。其实，这也关乎文化安全。如果没有民族文化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散掉；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指导。

今天就讲到这样，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1]本文是作者应孙中山基金会和广东省档案馆的邀请，于2009年9月14日在广东省档案馆所作的演讲记录整理稿——编者注。

[2]邓实：《国学讲习记》，原载《国粹学报》第19期。转引自汤志钧：《导读》，《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页。

[3]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原载《民报》第七号。转引自汤志钧：《导读》，《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页。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原载1902年3月10日《新民丛报》第三号，又载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3页。

[5]我曾于1994年10月23日在《文汇报》发表了《国学与国魂》一文，此文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以下关于“国学”诸层面的分析即源自该文。

[6]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俱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