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孔子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每个文明系统都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明系统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其实，孔子学说也不能全从孔子时代开始。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商代的知识分子归顺周人后，继续担任他们过去曾经担任的工作，譬如占卜、管理档案、探索天象等一系列祝、宗、卜、史的任务。可是，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这可说是第一次将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易经》卦辞、爻辞的解释，即现在所知的易传体系，似乎是在商周之际完成的。《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孔子对天命意义做了新解释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子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孔子似乎是对天命意义做新解释的人。我们不知道孔子是不是真正撰写了《易经》里面一部分传，可是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适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命、性、仁是连串在一起的三个观念
后来孔子的思想变成中国正统的思想体系时，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郭店文书的时代，当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当然比《礼记》成书的时代早了很多，因此《礼记·中庸》的那段话，可能正是从郭店文书中延伸出来的。恰好在郭店文书中找到这个遗失的环节，才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命，什么是性。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在孔子之前，并不是没有“仁”字，但其意义一部分是作为知觉，像仁与不仁是有知觉与没知觉、麻木与不麻木的意思；仁与不仁的另外一个意义是美好与不美好。《诗经》中形容一个很俊美的男子驾车来的时候，是“洵美且仁”，也就是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景象。“仁”这个字不表示人的内心特点，也不表示每个人人性的基本内容，它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感觉，也形容外表。但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荀子及诸子百家，“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个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每一个人有一种禀赋，这个禀赋是人性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人性是天生的，是上天给人类的使命。命、性、仁是连串在一起的三个观念，构成孔子思想的根本。
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成为“仁人君子”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就如种子里的生机，种子只有在能够得到茁长的机会时，才能长成一棵好的植物。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理论上，有许多个别的仁人君子时，社会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甚至是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但孔子在《论语》中，很少涉及到群体的公义。
孔子时代的诸家皆以仁肯定人性的可贵
墨子据说曾经是孔门弟子，然后才从孔门中出来发展自己的一套学说。墨子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义”，群体的公义要有“兼爱”为支撑的基础。人彼此相爱，没有偏差，才能使集体的爱成为社会公义的基础。墨子思想毋宁是补足了孔子学说还没有充分讨论的部分。
儒家第二位大师孟子，为了要从墨子学派争取主流的位置，不能不兼论“仁”和“义”，也就是个人的人性与社会共同具有的公义。在孟子思想之中，两者必须是统一的。孟子学说中，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个课题是人性本善，也就是人天生的禀赋应该是善的，如此每个人才有可能发挥仁和义。
儒家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荀子。荀子从儒家学说“教”的部分，也就是培养与教育方面下手。他认为人性是空白或是中性的，经过自我的训练和修养，即所谓“学”的过程，人才能成为仁人君子。在荀子思想之中，仁不是理所当然的禀赋，而是经过后天培养获得到的一种特质。学不仅是从知识方面学习，还要符合礼的行为模式，以涵育一个人可能发展的仁。
另外一方面，孟子面对的不仅是从群体公义着想的墨家，也必须面对强调个人主体性的杨朱之学。杨朱之学实际上是后来道家的一部分。它对个人的尊重与人性的肯定，可能与孔子论仁是起于同一源头的。不过在道家的理论中，群体几乎不必存在，关怀完全倾向于个人的一面，个人的禀赋有极大的潜力，不仅可以走向善，也可以走向完整，无须依附在任何群体秩序之上。
这一个发展方向，在庄子的学说之中，获得了更多的发挥。个人的人性是一切的中心，认知与道德都可以从个人的人性中引申。所以从孔子提出个人仁的观念以后，向群体方向发展的就是墨子的公义，向个人本质可贵的方向发展的就是杨朱之学。战国时，荀子已经统摄了群体与个人，以礼来作为群体共同遵守的规范，以仁肯定人性的可贵。而同时荀子及诸子百家，庄子和老子却是更进一步地肯定个人的价值，群体不在他们关心之列。
从孔子到战国晚年，左、右、中三条路线不断地在辩证中交叉进行。若要找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神秘的命与性，终于走向超越肯定人本身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