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国志》的表现属于纪传体，加之史事的情节容易故事化，再加上晋惠帝诏令百姓抄写《三国志》等原因，故《三国志》不胫而走，特别是后来罗贯中将其演绎成小说《三国演义》，经坊间说书的不断演绎与历代墨客骚人的一叹三咏，加之当今电视剧版经典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传唱等，其影响几近家喻户晓。《三国志》不仅奠定了陈寿“三国通”的地位，而且成为了三国文化的源头而被人们津津乐道。
南充万卷楼陈寿像（文月 摄，图片来源：四川农村日报）
如果说《三国志》中的《魏书》和《吴书》述说了历史上魏国和吴国的事情，那么《蜀书》则延续了巴蜀的文脉。在《蜀书》中，陈寿对人物品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刘备是英雄，诸葛亮是奇才，关羽、张飞是虎臣。鉴于这种奇才，诸葛亮被尊为“名垂宇宙”的万世师表。这种评价，今天我们在成都武侯祠便可以看到。诸葛亮的高大上历来被人们顶礼膜拜，在众多的粉丝中，陈寿算得上是超级粉丝。据清乾隆《广安州志·人物志·乡贤》记载，他在任蜀汉观阁令职位时，便著有《汉相诸葛亮集》。汉亡之后，该著经司空张华推荐给晋帝，陈寿因此官任著作郎。在任时，当他听说了诸葛亮的故事，便一气呵成有名篇之誉的《诸葛亮故事表》。这篇《诸葛亮故事表》历来为人们关注，甚至成为清代乾隆《广安州志·艺文·奏疏》所收录的第一篇。而这部《广安州志》的纂辑者，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先祖邓时敏。
南充万卷楼（汪毅 供图）
陈寿记录了三国历史，延续了三国文脉，传播了三国文化，其家乡的人民自然敬重和忘不了这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史官”。据《旧唐书》和1960年版的《南充专区志略·名胜古迹》记载，早在唐代时，家乡父老便在陈寿少年读书的地方建起了万卷楼，以供人们追思缅怀和砥砺后世莘莘学子。1992年，南充市人民政府重新建起规模宏大的万卷楼。如今登楼临风，遐想当年三国鼎立的叱咤风云和狼烟四起，我们不仅感慨历史宋元地理志地方志著作，感怀三国文化，感佩颇具良史之材的陈寿，更对穿越时空隧道的历史充满敬畏而常怀一颗以史为鉴之心！
万卷楼简介（汪毅 供图）
中国方志源头：常璩的《华阳国志》
当时光老人步履蹒跚，从西晋走到东晋，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国”命名的志书诞生了，而且与巴蜀攸关。它，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
常璩（约291-361），字道将。四川崇州市常璩广场的常璩铜像基座所嵌铜牌有这样的介绍：蜀郡江源县小亭乡（今四川崇州市三江镇）人。成汉政权时期，曾任散骑常侍，侍从皇帝，掌理文书，参与要政决策。归晋后，入密阁，掌著作。所著《华阳国志》为我国西南地区古史，对巴蜀史事记述尤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专著，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中国地方志的初祖”，誉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塑像（汪毅 供图）
如果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撰写了三国时期魏吴蜀的历史，可知其兴替；那么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是一部志书了，而且是在中国志坛上最具讨论意义的志书之一。有趣的是，两部书均冠以“国志”，而且均是大手笔宋元地理志地方志著作，皆出自于晋代。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该著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该志的记事始于上古，述及巴、蜀、南中、汉中等地；记人有公孙述、刘二牧、蜀汉先后二祖等的兴废嬗替。内容涵盖西汉以来梁州、益州、宁州的地理、人物史料等，形式涵盖地理志、人物传，堪称记载蜀汉及晋代史最为翔实的志书。
明代嘉靖版《华阳国志》（汪毅 供图）
自然，这部志书成为了研究古代巴蜀人文历史学者的案头必备。它的历史信息量大、密集度高，对后世历史性著述的影响广泛，甚至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后汉书》、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名著均从中大量取材。至于《华阳国志》书名中的“华阳”，其实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即指华山之南的古巴蜀等区域，因为在历史上并无“华阳国”的建置。
志书是一个地方的全史，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修志代代赓续，志书称得上奇葩一朵、馨香一瓣。在志书编纂发展中，对其功能的认识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华阳国志》在对于志书功能的表述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历来被志家推崇和遵循。它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即在序言中作了“达道义，章法戒，通今古，表功勋，旌贤能”的表述，这15个字，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它却是方志理论的源头之一，真可谓“不废江河万古流”。
崇州市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汪毅 供图）
《华阳国志》内容以历史、地理、人物为经，体裁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为纬，体例近乎完备，引领了中华修志文明的代代赓续，在中国方志界极具影响，诚如《四川方志简编》所载：“自司马相如以降，纪蜀史者七八家，皆未能尽善，璩乃博考众说，裁成《华阳国志》一书，攻方志者，奉为鼻祖。”其意义和价值，诚如《红楼梦》之于古典文学，《史记》之于传统史学，《水经注》之于古代地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史（志）家推崇。自成书以来，宋代便有两种木刻刊板印行，明清至民国计有22种，足见其影响和地位。遗憾的是，宋本《华阳国志》因兵燹荼毒而化为灰烬。尽管如此，其版本数量亦非其他古籍所能及。对其研究，有任乃强的《校补图注》，刘琳的《校注》，汪启明、赵静的《华阳国志》，刘重来的《常璩与》，黄剑华的《故事新解》等版本，以及出版的《研究》《百年研究论集》《百年研究论著目录》等。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还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佐证了“文宗在蜀”的概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不乏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成都。因为成都与巴蜀若干细节密码的解析以及城市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离堆、穿成都二江之事等，在书中均可找到答案。更有甚者，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市阅读协会名誉会长谭继和认为：“要读成都历史，需要从《华阳国志》读起”“《华阳国志》成为读成都的起点”。他还在《从来源文献读成都历史》一文中感慨：“从先秦到汉魏，《华阳国志》为成都起点。”理由是“《华阳国志》是对秦汉魏晋蜀文献的总汇，由区域志与人物志构成”，详细记载了西南，特别是成都为巴蜀地区中心这一事实的风土人情、城市变迁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容。
《华阳国志》
为进一步提升《华阳国志》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铸造成都“方志之源”文化品牌，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不仅与四川大学影印出版了《华阳国志珍本汇刊》22册，善本再造了清嘉庆十九年题襟馆刻《华阳国志》本，编纂了《百年研究论著目录》和《百年研究论集》等“三位一体”的成果，而且还于2016年1月举行了“成都首届《华阳国志》学术研讨会”。这对于将经典方志名著研究与当代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结合起来，实施四川“文化强省”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崇州市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内常璩修《华阳国志》情景再现（汪毅 供图）
“史家之独唱，无韵之《离骚》”。千百年来，人们对史家和诗人有特别的认同感，总是格外的心存景仰，甚至高山仰止。文风鼎盛的常璩故乡亦不例外。为缅怀这位造福桑梓的先贤，感恩这位志写春秋的尊者，崇州市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性的建筑。1987年，在江源古镇修建了“肇志堂”；1999年，在崇州城区新建常璩广场并塑常璩铜像。也许是对常璩的尊崇，也许是对《华阳国志》的敬畏，常璩故乡的乡亲不仅追寻“敬惜字纸”之风，而且张扬“惜字得福”之说。他们以佛塔为基本形制，于清咸丰二年（1852）在崇州街子古镇修筑了形状为六角的五级攒尖楼阁字库，以收存先贤字纸。该塔平地而起，镂空雕塑，为川西地区仅存的精美字库。除此之外，还于近年在街子古镇修建了华阳国志馆，专门介绍常璩和《华阳国志》，再现修志情景，让人们在这里感佩一代志家常璩的“如鉴如衡千秋笔”，感受方志中国的气息，感慨历史文明一路走来的步履蹒跚，而常抒一片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之情。
崇州市街子古镇字库塔（蓬州闲士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