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晋江虽地处东南沿海，没有中原地区古老的文化底蕴，也没有江浙文人盛名的才情，但晋江仍出现了相当一些大才子、大学问家，他们的一些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唐宋到明清，晋江文人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在文史发展史上写下了深厚而辉煌的篇章。
古建筑
唐代时，已经有一些晋江文人在全国开始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欧阳詹(公元755—800年)，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詹首登龙虎榜，被称为“温陵甲第破天荒”，他开八闽文教的先河，其声誉响及江淮，进而扩展到京师。他的《欧阳四门集》是当时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他的《自明诚论》突破了当时文坛的习惯主张，超越时代，倡导求“真”的意境，富有创造性。正如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李贻孙为《欧阳四门集》所写的序中所说的：“君之文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欧阳詹的主张可谓文新、理精、情切。当年，他与贾稜、韩愈等同登龙虎金榜，贾第一，欧阳第二，韩愈第三。他与韩愈同是古文运动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称他的文章“切深，喜反复，善自道”。如果不是欧阳詹早去世二十四年，他大有可能与韩愈齐名，其影响也不会亚于韩愈。
欧阳詹
宋代时道教名人文集，嘉祐年间的宰相，晋江人曾公亮（999—1048年），也是大著作家，他除了参加编撰《新唐书》外，还著有重要的史书《英宗实录》和《元日唱和诗》《勋德集》《演皇帝所传风后握奇阵图》等。特别是他奉宋仁皇帝之命编撰的《武经总要》，是我国最重要的兵器史著作之一。他编此书历时四年（1040—1044年），较全面地总结前人关于研制火药、火器的经验。《武经总要》全书共四十卷，分前后两集。在第十一和十二卷中，记录了引火球、蒺藜火药、毒药烟球三种火药配方。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火药制造配方的记载，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和制造作了理论总结。《武经总要》还记载了我国制成的第一批军用火器。如火球类和火箭类的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武经总要》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武经总要》作了高度的评价：“《武经总要》提及的火药配方，较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记录为早。欧洲第一次提及火药时间是在1327年，或是1285年之间，总之，是在1044年很久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公亮的记载要早得多。日本兵器史家马成甫先行在他所著的《火炮的起源及其流传》一书中，在经过对世界各国有关方面资料的对比鉴定后认为，《武经总要》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和首先使用火药的国家。
北宋时，还有一位晋江人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叫吕夏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他曾任史馆检修同起居注，协助欧阳修和宋祁编纂《新唐书》，在仁宗皇祐元年（1048）被任命为编修唐书史官转秘书丞。《新唐书》编纂前后历经十七年，更换十余人，只有吕夏卿和范镇二人自始至终担任编纂工作。吕夏卿主笔编撰《新唐书》“四表”中的“三表”：《宰相年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相较于全书二百五十卷来说，“三表”共计九卷，其卷数比例确实不大，但所占篇幅却很多，几乎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因此，时人均称吕夏卿在编纂《新唐书》中功劳最大。而且，吕夏卿所修的《新唐书》世系诸表，也是书中纪、志、表、传四个部分中最好的部分之一。在编纂《新唐书》过程中，欧阳修推荐吕夏卿前往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鸾和诸档案库，检校唐、五代以来的奏牍案簿，吕夏卿抓紧机会，广泛搜集天下碑刻和历代氏族谱志，辑成《唐文献考》《古今世系表》和《唐兵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夏卿通过参与编撰《新唐书》，写成了《唐书直笔》。该书被认为是北宋“义例之学”的代表，它以《春秋》褒贬书法为指导，通过“例”来见“义”。主张兼采《春秋》三传，既借鉴《左传》对《春秋》“例”的阐发，又取法《公羊传》与《谷梁传》注疏《春秋》时所体现出的“微言大义”。对宗传理念的重视，使其笔法强调“例”的规范。与《新唐书》在整体上笔法粗犷、忽视细节、书法不够谨严相比，《唐书直笔》的书法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以个人好恶取舍史料、史料删减严重等弱点。这种严谨的书写历史的精神也体现在《新唐书》吕夏卿所编纂“三表”部分，与本纪部分的书法有所不同，所以，《宋史》称赞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中整比，取其精华；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
宋绍兴年间道教名人文集，晋江还出了一位很有名的地方志学家，他就是梁克家（1127~1187年）。他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状元，曾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梁克家，他著有《中兴会要》200卷、《梁文靖集》和《诗文奏议外制》等。而他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三山志》。此书是福建省现存年代最早的地方志，入编清代《四库全书》。梁克家在福州任上写成此书。他积极搜集当地人文、物事、风俗、掌故，编纂成这一地方史名著。福州曾在唐天宝元年（742年）名为长乐郡，所以，《三山志》又名《长乐志》，原书40卷，后人增订2卷，现为42卷，分为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九大类。各类之下又条分细目，体宏记博。记载了当时福州所辖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连江、罗源、长溪、古田、宁德等12县的历史、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情况。作者曾说该书是想“上穷千载创建之始，中阅累朝兴革之由。”
《三山志》所记载的五代闽国史实，弥补了正史中记载的不足，是研究五代闽国历史的珍贵资料。陈衍在《福建通志》称《三山志》说：“考究福建省会掌故者，要必以是者称首选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是“其志主于记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之。”如今读来，还能感觉到该书采摭丰富，体例详备，精简古雅，文笔流畅。
宋绍兴年间，还有一位晋江人后移居永春的学问家，叫陈知柔。他是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曾任建州、漳州教授和贺州知州。陈知柔遍游名山大川，吟咏怡情。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曾两度拜访陈知柔，两人结为忘年知交，携手同游名山胜景。陈知柔去世时，朱熹还专为他写祭文。陈知柔著有《易本旨》《易大传》《易图》《春秋义例》《古学并图》《诗声谱》《论语后传》《诗话》《梅青传》《诗骚古赋》《杂著》等。他是泉州深入研究易学比较早并有好几本易学专著问世的著名学者，陈知柔与朱熹的易学讨论对《周易》以后在闽南的研究、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知柔也是闽学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易本旨》《易大传》《易图》等是明清闽南易学研究者喜欢读的名著。
南宋时，晋江人曾慥，更是一位大学问家，他曾任户部员外郎、擢大府正卿，号至游子。他晚年学养生，潜心至道，相信道教神仙之说。他广泛采集前辈所录神仙事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编纂成《集神仙传》（简称《集仙传》），这部书是继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沈汾《续仙传》之后的重要的神仙传记。在《集仙传》中，他将得于碑碣的前代神仙事迹编于卷首，将那些年代不可考的神仙事迹列于其次，将那些见于宋朝的神仙事迹列于第三，而将那些不知其姓名者皆附于卷末。他将神仙分为轻举仙（以炼形、气、神而成仙）、尸解仙（以坐脱立亡而成仙）、火解仙（因植有宿根而成仙）住世仙（因炼丹而功成仙就）和缘分仙（遇至人不假修为而成仙）等几种。
《道枢》
在仙道研究方面，曾慥的最大成就是编成宏大的《道枢》。他从众多道学书中，选录大量修道养生的资料，编撰成书，形成划时代的巨著《道枢》。此书有四十二卷，共一百零八篇。他辑录原文，加以串写，定以篇名，又在每篇名下，以四言四句，提示其主要内容，表现选编者自己的观点。如《玄轴》篇的提要是：“心劳神疲，与道背驰，冥心湛然，乃道之几。”点明了安心养神是道教修炼的主旨。又如《内德》篇的提要是：“三业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脏，三一永存。”点明佛道结合的修养追求。而在《坐忘下》《容成》《周天》《水火》《坎离》《火候》《甲庚》《昆仑》《服气》《呼吸》《修真》《真一》《五行》《众妙》《入药镜》等十五篇中，均用“至游子曰”的形式，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众妙》篇中，写着：“至游子曰：吾有性命之宗，世未之知也，上纳于气，下勿泄于精，于是运之与玉池之渊相合，久而斯为丹矣，斯吾之性命也。”曾慥编《道枢》并不是简单的选录前人的资料，而是及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体会和观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道枢》评价说：“大旨主于清心寡欲，而归于坎离配合，以保长生，且力辟容成御女之术，言颇近正。”《道枢》是一部容量巨大、保留了南宋以前道教内丹养生学丰富资料的道教名著，同时也是一部表现曾慥道学研究心得的重要著作。后来，明代的《正统道藏》和清代的《道藏辑要》，皆收录该书。
除《道枢》外，曾慥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类说》，他从二百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中，选编辑录出“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的可贵资料，编为宏宏大观的《类说》五十卷。该书卷一为《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赵后外传》《杨妃外传》《列女传》等。卷二为《高士传》《逸士传》、《名臣传》等。卷三为《列仙传》《神仙传》《续仙传》《高道传》等。卷四到卷十二为杂记、游记、集异记，如《西京杂记》《庐山记》《述异记》等。卷十三到卷十九是谈艺录、休闲录、见闻录，如《琵琶录》《茶》《乐府杂录》《见闻杂录》《卷游杂录》等。卷二十为《传灯录》。卷二十一为王朝遗事，如《开元天宝遗事》《大唐遗事》等。卷二十二到卷二十四为博物、异志，如《博物志》《博异志》等。卷二十五到卷三十六是第三册，为史书、子书、世说、传奇，如《国史补》《淮南子》《世说》《传奇》等。卷三十七为各种经书，如《内经》《山海经》《相马经》《相鹤经》等。卷三十八为《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卷三十九为兵书，如《孙子》《尉繚子》《武经七书》等。卷四十到卷四十八为杂编、闲览、录遗，如《杜阳杂编》《遯齐閑览》《岭表录遗》《齐民要术》等。卷四十九到五十为地理、杂说，如《地里新书》《佛书杂说》等。卷五十一是谈诗，如《古乐府》《津阳门诗》等。卷五十二到卷五十五为闲谈、清话，如《秘阁闲谈》《玉壶清话》《大酒清话》等。卷五十六到五十七为各种诗话，如《古今诗话》《欧公诗话》《西清诗话》等。卷五十八到五十九谈书画墨砚等，如《书品》《画品》《墨藪》《砚谱》等。第卷五十为《拾遗总录》。
有人把这部曾慥的《类书》看成是丛书之祖，确实是有道理的，它开创了分类集成各种著作之先河。曾慥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此外，他还著有《高斋漫录》一卷，“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同时还编有《乐府雅词》三卷、《宋百家诗选》五十卷、《通鉴补遗》一百篇等。
南宋时，晋江人吕中，淳祐间的进士，曾是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他撰写的《大事记讲义》共二十三卷。其书卷一论三篇，卷二纪宋太祖事，卷三至卷五纪太宗事，卷六至卷七纪真宗事，卷八至卷十二纪仁宗事，卷十三纪英宗事，卷十四至十七纪神宗事，卷十八至二十纪哲宗事，卷二十一至二十二纪徽宗事，卷二十三纪钦宗事。该书分类叙事，论述间加以评论，有关政事制度及百官贤否，均记载于书中，其中所议论的选举资格及茶盐政制等各个条目，颇能切中宋时稗政。其所载“铨选之罢常参，任子之多裁汰，三司之有二司，税茶之易刍粮”等，皆是《宋史》各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所未备者。其所载朋党诸人事实及议新法诸人辩论，皆是与《宋史》列传多有异同，亦足资史学界参考印证。
除此之外，宋代晋江人的著作还有不少，如王安石罢相后代为执政的吕惠卿（1032—1111年）著有《新史吏部式》《县法》《弓试》等。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曾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蔡确（1037—1093年），著有《元丰司农敕令式》《礼文》等。代梁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曾怀（1100-1172年），著有《梁克家文集》、《梁克家奏议》等。宁宗朝知枢密院的曾从龙，有《奏议》、《诗文集》等。乾德四年（966年）进士、曾任龙图阁直学士的陈从易著有《西清奏议》二卷、《中书制稿》五卷、《泉山集》二十卷，同时还以知制诰的身份参与修撰《册府元龟》的工作，这是一部大型的类书，前后经过九年才完成，全书对宋前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工作很有价值。《四库全书总目》对《册府元龟》一书有较高的评价“考订明晰，亦多可资览古之助。……能甄综贯串，使数千年事无不紊理秩然也。”
吕惠卿
另外，永春人徒居晋江的庄夏，淳熙八年辛丑（1181年）进士，他曾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官、权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他著有《礼记解》《国史大事记》十帙、《典故备志》五帙及《遗文》十二卷诸书。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曾任迁刑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的洪天锡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洪文毅奏议》等。南宋隆兴元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的傅伯寿（1138—1223年）是《高宗实录》500 卷、《孝宗实录》500 卷、《光宗实录》100 卷的主撰者之一。
总之，宋时晋江人的著作，已在相当一些方面达到了全国文化历史研究的前列，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到了明清两代，由于更多由晋江人撰写的有影响的文史著作的出现，其影响更大、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