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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前世与今生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可以说，“中国的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四库全书》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那么，《四库全书》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本文试图以图文的形式，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一、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

历史进入到清代中期，在承继康熙朝的积奠，经过雍正朝的苦心经营，乾隆时期已经达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期。在如此盛世之下，清代需要在文化上向前朝看齐。所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佚失严重，本朝需要进行辑佚。这一观点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在乾隆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一项耗时十数年的国家文化工程。工程汇集了全国文化精英4000多名，由纪晓岚等300多位官员、学者编撰，多达3800余人抄写。

“四库”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四库全书是多少本完整版，而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二、如何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

第一步：征集图书。

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四库全书是多少本完整版，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江浙二省所进之书占总进书的四分之三，可见当时江南文化的繁荣。

第二部：整理图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部：抄写底本

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部：校订过程

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三、《四库全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中期由朝廷组织当时在各学科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性质的丛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基本囊括了到那时为止的各学科领域的优秀典籍。《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

《四库全书》由乾隆亲自组织编纂，由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任总纂官，历任正、副总裁官、总阅官41人。从1772年《四库全书》工程启动起，历时十年于1782年完成首部丛书。

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装潢非常考究，为了方便检阅，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书籍皆夹于楠木片间，束以绸带，再放入楠木盒子中。盒盖上刻有该书籍的书名和所属部类顺序等信息，以便查阅。

《四库全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按照经、史、子、集划分为4部44类66属。经是指儒家经典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史是指历代史书和地理方面的书籍；子是诸子百家的著作；集则是诗词歌赋类的作品。

（一）经部

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二）史部

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三）子部

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四）集部

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为什么能编成《四库全书》？

编写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图书集成，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持，为什么在乾隆时期能够完成这样的浩大工程，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安定的社会环境

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二）统治者的重视

《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虽然这与他好大喜功、“十全老人”的性格特点有关，但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工程的完成。

（三）雄厚的资金来源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四）严密的组织系统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五）破格录用人才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五、《四库全书》的命运如何？

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套《四库全书》缮竣，贮藏于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有六套全书相继缮竣，分贮于奉天（今沈阳市）故宫内的文溯阁、京郊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成书之初，保存完好。但是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七阁巨著开始命运多舛起来，灾难可算是接踵而至，命运各不相同。七座藏书楼中六座的名称中间一个字为三点水偏旁，是因为藏书楼怕火，取名中带水，图的是吉祥安全。但事实上，遭遇灭顶之灾的三部正是因为遭受战火而焚毁。200多年来，七套《四库全书》有三套完整保留下来，即现分藏于北京的文津阁本、兰州的文溯阁本和台北的文渊阁本；文源阁本、文宗阁本、文汇阁本全毁，文澜阁本损毁不全。

现对七部《四库全书》的命运分别作以说明。

（一）紫禁城文渊阁

所在地点：北京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

建阁时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前世今生：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阁内。文渊阁坐北面南，外观为上下两层，腰檐之处设有暗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民国时期，文渊阁《四库全书》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运至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二）圆明园文源阁

所在地点：北京圆明园遗址中

建阁时间：乾隆四十年（1775年）

前世今生：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建成的，为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藏书楼。文源阁坐落在圆明园“水木明瑟”景区的北面，西临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楹联等皆为乾隆御书。阁南向而立，前方凿挖曲池，池中还竖有一巨大的太湖石，池南为怪石嶙峋的假山。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毕入藏。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大肆焚掠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今天，文源阁遗址已不可寻。刻《文源阁记》石碑尚存世间。

（三）承德文津阁

所在地点：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

建阁时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前世今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内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乾隆皇帝曾为文津阁题诗：“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这两句诗最后的两个字分别是“问”与“津”，恰恰与“文津”谐音。

（四）沈阳文溯阁

所在地点：辽宁沈阳故宫内

建阁时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前世今生：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建筑别具一格，也是建在宫廷中的最大的一所图书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14年运京，存于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五）镇江文宗阁

所在地点：镇江金山寺

建阁时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前世今生：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为南三阁之一。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淮盐政奏请仿天一阁建造藏书楼。乾隆四十四年（1779）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当年江南学人曾主动上书朝廷，提出承担“所有雇觅书手缮写全书之费”，最终皇帝决定由朝廷出抄书和建阁费用，而把做书匣、装璜庋架交由地方办理。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遭英军破坏。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及其所贮的《四库全书》一同焚毁。

（六）扬州文汇阁

所在地点：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

建阁时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前世今生：文汇阁一名御书楼，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内，为南三阁之一。文汇阁是七大藏书楼中寿命最短的，存世仅七十余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成，乾隆赐名文汇阁。咸丰四年（1854年），天平军攻占扬州，文汇阁和所藏《四库全书》一同被焚毁。

（七）杭州文澜阁

所在地点：杭州西湖孤山南麓

建阁时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前世今生：文澜阁现在浙江省博物馆内，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杭州圣因寺行宫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年底完工。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逸散书籍。光绪六年(1880年)，文澜阁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散失、残缺的书籍被陆续收集、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在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感染下，增加补抄人员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冼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经过持续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始渐复其原。抗战时曾运至青木关，胜利后运回浙江，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朱建伟 撰文）

文章来自：善本古籍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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