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谈 | 方志助力地域文学研究

■方志丛谈

从文学的“方志性”出发，考察地方知识的深层次影响，不但能够重新发掘文学的内涵，也可以感受到地方文化之美。

原文 ：《方志助力地域文学研究》

作者 |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学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王志强

图片 |网络

文学地理学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新兴学科，其从空间视角研究文学的方法拓宽了文学的研究领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文学地理学关注的是文学的地方性，这与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方志不谋而合。地域文学研究是文学地理所关注的一项内容。方志将郡县历代的资料聚集在一起，其具有浓厚的地方性，可以有力支撑从地方路径出发来探索文学与空间之间关联互动的地域文学研究。

方志与地域性的文学家族

在研究地域性的文学家族时，方志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方志中的《人物志》《文苑志》等门类，对历代文学家生平事迹有着详细的记载。方志中所记载的文学家族在当地声名显赫，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却处于边缘地位，因此，他们既自我标榜，以此和普通寒门子弟区别开来，又热切地学习主流文学的动态，这种复杂的处境显示出了地方文学家族与众不同的一面，对其的挖掘和探讨有利于深化当下的地域文学研究。从方志出发还可以观察出地域性文学家族的出现和变化。在方志中，可以发现宋元时期的地域文学家族还是较为少见的，而到了明清时期，以家族为纽带的诗集文集大量出现，这就反映了文学家族大规模出现的时间。方志还演示了文学家族的发展轨迹，如根据民国《文安县志》，可以看出明清之际文安纪氏家族从仕宦转向文学的趋势。在明代，文安纪氏先后出现纪纮、纪常、纪诫等名宦，他们在仕宦中书写了自己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展现了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传统官德；而到了清代，文安纪氏虽然在仕宦中没有多少作为，但在文学上颇有建树，“他们给后世留下了纪克扬《丽奇轩文集》、纪克昭《慎俭堂遗稿》、纪愈《式纶堂诗稿》、纪炅《桂山堂诗钞》等20余部诗集”。纪氏家族的变化反映了明清之际地方性家族对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及文学创作之间的认知，这对于易代之际的文学研究很有典型意义。

方志与地域性的文学流派

在研究地域性的文学流派时，方志的作用亦是不容忽视的。学者在探讨地方文学流派时，关注的核心往往在于其团体的结构、风格的形成等内容。曾大兴就指出，当下的地域文学研究“注重其源流演变之脉络的梳理，其发生、发展、成熟、变异的轨迹都很清晰”，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方志中找到相关答案。易闻晓在研究江西文学的特色时，指出“江西素号‘文章节义之邦’，每当国家危难之际，江西士人总有舍生取义的铮铮表现，这也反映倔强争胜的赣人气性，在文学创作上显示为精神相通的普遍性”。江西文学的特色和赣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文章节义之邦”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而关于“文章节义之邦”，同治《南昌府志序》即说：“夫南昌郡为江右首善之地，自东汉徐穉以高洁见称，厥后气节文章闻人代作，我朝二百余年以人文化成天下，而西江正派独倡宗风地灵人杰之语，固知古今无陂耳。”透过《南昌府志序》，我们可以对江西的地域文化特征产生同情性的理解和深层次的把握。在探讨地域文学风格这一方面，没有任何材料比方志更为直观、更有说服力。方志记载了当地自有文学以来历代文学家的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文学风格的流变。

方志是文学地理研究的方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在文学地理研究中不仅是一份静态的材料，还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和逻辑。如当下的辞赋研究便从“方志性”出发，重新审视辞赋的生产和发展情况，陶禹的《汉晋都邑赋“方志性”的生成与演进》便是从地方性书写出发，来认识汉晋时期的都邑赋创作；杨晓斌的《地图、方志的编撰与汉晋大赋的创作》也指出，汉晋时期的学者在创作大赋时，其书写方式受到地志编纂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从地方志的视野来研究辞赋文学，已成为当下学界的热点和前沿，彭安湘在《先唐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之检讨与设想》一文中，总结当下辞赋研究的新趋势时就说：“就赋与地志的关系而言，两者在横向的学科交融中，从汉至清一直渗透在彼此的写作空间古代方志地理书演变，吸取彼此的艺术优长而求得新变，或‘赋代志乘’，或‘谱录志物’。”在诗歌书写方面，亦有学者从“方志性”出发考察诗歌的地方书写，如李明的《地方认同与文学传统：论高启的苏州书写》指出，高启的苏州诗歌“创作因阅读郡志而发，呈现出独特的‘不在场’写作方式；其编纂体例和题下注都接近地方志，甚至很多题下注直接截取自《吴郡志》和《苏州府志》”。

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志性”

不仅在古代文学界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亦广泛运用“方志性”的研究方法。现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当代作品的文学书写时指出，他们深受地方志书写方法的影响。如谢尚发考察贾平凹的商州书写时古代方志地理书演变，便指出其极具地方志特色，“立足于地方性知识与经验，在‘使之具有其风格’和‘使之彰显其风格’的重塑中，构成了地方志书写的效果”；吴玉洁则指出，杨春风的历史小说《辽河渡1931—1945》具有较强的地方志色彩。周保欣撰有《“地方”的发现及其小说史意义——当代“方志小说”的历史观照与现实逻辑》，专门探讨当代小说的“方志性”问题，“在中国当代小说领域，‘地方’的发现与方志成规模进入小说，是中国小说历史结构中‘国家/地方’‘国家史/地方史’叙述再平衡的产物”。在这一方面，地方志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域和方法，让他们可以重新检讨传统文学作品，发掘出尚未被发掘的一面。

概言之，方志能够极大助力地域文学研究，它既可以作为一手材料的供给者，又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在多层次、多方面助力文学地理研究的发展。在地方性知识视野下建构文学图谱，是当下学者重新审视文学的新方法。在研究者看来，作家一直在和地方进行互动交流，其身上不但有时代所打下的烙印，而且受到地方知识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地方性知识的影响更为深沉，也更为隐蔽。从文学的“方志性”出发，考察地方知识的深层次影响，不但能够重新发掘文学的内涵，也可以感受到地方文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