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文字狱特别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乾隆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收纳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那些有反清嫌疑的文人。

但是，乾隆皇帝也不是一个只靠武力的统治者，光靠文字狱来加强对文化的统治，那肯定是行不通的。乾隆一直在思考：民间一定还留存了成千上万的书籍，那里面肯定有大量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终于，他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办法，那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汇总编辑一部规模巨大的丛书。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给他们一个乾隆热爱文化和尊重知识分子的信号，二来可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好好审查一番。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他的那些皇亲国戚大多只是在书馆挂个名，担任名誉上的总纂修，真正担任纂修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如纪昀等人。《四库全书》由纪昀等三百六十多位高官和学者担任纂修，三千八百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才完成。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

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按照这四大类把书集中贮藏起来就叫作“四库”。《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多种，七万九千三百余卷，约八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书籍完成之后，命人抄写了七部，分藏于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

要想编这样一套书，就必须有丰富的书籍资料。在正式编书前，乾隆皇帝下令让各省大力支持，让当地官员将民间的藏书收集起来；私人如果贡献图书，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贡献越多，奖励越大。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收集，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余种、七万九千三百余卷（文渊阁本）。书收集齐全后，乾隆皇帝就让《四库全书》的纂修官们认真审核这些图书。

凡是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内容一律删除，对有些内容进行篡改，有些书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将大量书籍焚毁，以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和封建礼教的目的。

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大量摒弃和销毁四库全书怎样使用，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四库全书怎样使用，笑谈渴饮匈奴血”中的“胡”和“匈奴”两词在清朝是犯忌的，《四库全书》编纂者将其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乾隆画像

又如，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南朝宋的第一个皇帝刘裕的小名，用小名来称呼皇帝被认为不合规矩，因此被改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宋主曾住”。

而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四库全书》在编纂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不利的书总计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其中大量珍贵的史料遭到篡改或销毁，因此有人将其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文化浩劫。

但另一方面，这套《四库全书》整理和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加之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