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库全书》与“四库学”建设
的若干思考*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四库全书》以其基本上囊括中国18世纪及以前要籍，记忆中国18世纪及以前文化，传承之功莫大焉。对它的研究，自其成书以来，就后先相继，成果丰盛，成就斐然。到20世纪80年代，因台湾地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则有“四库学”概念的提出及共识。至今，因内容、范围等的扩展，“四库学”的内涵与外延得以增益，遂有以《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倡议及实践。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对《四库全书》的系统研究，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本文拟就此谈几点拙见。
一、四库承载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
“四库”之名源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开元时，皇家藏书以甲乙丙丁为序，依次将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凡四部库书，长安、洛阳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1]“四库”于是得名。由此可见，“四库”既传承了天干前四位甲乙丙丁之朴素的类序观念，又坐拥经史子集四部所有书籍。可以说，“四库”是以经史子集为序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及其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的代称。而我们通常认为的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古代图书分类名称[2]，是近代之后词义发生转移的结果。亦即，四库既容括了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四库全书分哪四库，也承载了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是内容与形式的合二为一，且与生具有文化传承功能。
“四库”的名称虽然出现在唐玄宗时期，但是，若追溯它的渊源，则可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以六部著录群书之时。正是刘向、刘歆父子二人以六部归类书籍，为中国书籍分类开辟先河，才有了日后在六部基础上的四部分类。而到东晋李充仍以西晋荀勖甲乙丙丁为名，但改其经子史集之序为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之后，即便有如王俭、阮孝绪析而为七，祖暅别而为五，也只是个别情形。由于四部分类法更符合典籍实际发展状况，满足当时学术文化繁荣进步的需求，所以，无论官私目录书籍，大都按照四部编排。至《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部分类。自此之后，四部分类法更成为书籍著录的主流与核心。到清高宗时，四部分类法发展到顶峰。
当然，谈四库不能不谈到四库修书。正是四库修书，使四库发展到顶峰；而《四库全书》及其提要，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四库上升到巅峰的标志。张之洞称《四库全书总目》打开了问学大门，是诸生良师[3]。余嘉锡更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自刘向《别录》以来目录第一书：它“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庆、道光以后的通儒们，都得益于它的引导，并奉之为指南。是“功既巨矣，用亦弘矣”的佳作。[4]
当然，这也是历史大势所趋。一部意在引领思想文化界、完成学术导向历史使命的大型目录著作，是盛世的必然需要与产物。对于四库功用，在四库修书时，清高宗就已从文化及治术层面强调四库包罗古今宇宙无遗，是读书治学门径，具有宣德、达教、利器的特质，且深刻道明了四库及四库发展到巅峰的杰作《四库全书》的内蕴，即承绪先贤先圣，积极弘扬和发展文明，以使世人能知晓道统的旨趣所在。这亦是他寄予的千秋功业。
确如清高宗所见，在中国以四库为主流与核心的传统目录分类体系中，自西汉刘向奉诏整理书籍开始，“甲乙纪数之需”与“辨章流别”，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5]就是书目须臾不可离的两项任务，有着深刻的功用与宗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官私通断，官方意志与个人好恶等，往往被中国大部分目录学家系联其中。如此而就的目录书，除对学术有总结之功外，也实属一种特殊的思想著作。故而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及其独尊过程，说是一部中国学术发展史，实不为过。这也是四部分类法能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凭籍。四库因之承载了中国传统学术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
当然，谈及四库及《四库全书》，我们自然要想到“四库学”。“四库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四库及其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不过，“四库学”这个概念，并非泛指四库，而是专门针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提出来的。
二、四库学尤具中国特色，是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学问
回望《四库全书》研究历程，20世纪以前，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四库的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上，完整系统之作不多，研究成果较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四库全书》由钦定而成，少有人敢碰禁忌。当然，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也是目录学研究对传统学术的承续，不脱有清一代学术主流的表现。这个漫长的阶段只能是《四库全书》研究兴起之前的准备时期。
虽然这只是个准备期，但在四库修书之时，就有传教士将此事传回欧洲，并寄回这些版本。[6]其成书之日，更以东方文化代表的身份取得了世界性地位。作为《四库全书》的共生产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成书不久，即传入了日本、朝解、越南等地，至今仍助力他们的学术文化研究，贡献不小。
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解脱钦定束缚，进入初兴阶段。陈垣、董众，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任松如、郭伯恭等领军《四库全书》研究，取得众多开创性成果。
同时，盛世修成的《四库全书》，因其是清朝以中华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在文化上的表现，代表着清朝无限荣光，所以它是清代及其文化的象征。故而，当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后，自成书以来便经历了沧桑变迁的《四库全书》，就以既承载着清代以前中华文化，也承载着有清一代文化信息的文化传承者身份，被各界关注有加，寄予了期许，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即，在国家文物身份基础上，被寄予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而视之为“我国历代文化之所寄，国粹之结晶品”[7]者，也大有人在。
这个时期，如何对待《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哪四库，也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因为听闻溥仪欲卖文溯阁《四库全书》，王国维建议开放《四库全书》，与内务府古器物、书画一道，供大家观览。[8]1925年，为了“广国民之意”，建议国民自设艺文馆的吕思勉主张在《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出版“民国全书”。[9]而在1920 到1935年这15年之间的5次影印浪潮中，则有如张元济等出于“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10]倡导影印；有如徐世昌、章士钊、张学良等，为了广为流布、保护文物、传承文脉、联络中外文明、宣扬国威等，号召影印。最后，虽然影印未成，但促成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问世。前苏联列宁图书馆还因之得到了民国政府以之为国礼的馈赠。[11]这些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不无裨益。当然，对于《四库全书》，也不乏全盘否定或批评甚烈之声。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内地《四库全书》研究趋于平缓，中国港台地区稳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区域文化学”等概念被提出，研究成果大备。
198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昌彼得、东吴大学刘兆祐提出了“四库学”概念。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蓝本缩印出版。《四库全书》终于完成了公藏的开修初衷，进入大众视野。海内外也由此掀起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潮。此后，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153CD 图像格式的文渊阁本电子版，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出版发行了电子全文检索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以新型文献载体惠及学人。与“四库学”相关的书目、文献档案，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等也接连面世。这一切同《四库全书》一道，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1998 年，在台湾谈江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上，“四库学”正式被学术界提出并认可。[12]
进入21世纪后，除新观念、新视野、新思维外，影印浪潮再次掀起。200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2O14年商务印书馆原大原色原样再次影印之。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和电子化，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专门的《四库全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至2016年，湖南大学成立“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四库学”研究各自为阵的局面至此改观。而随着"四库学"研究发展，及其呈现出的可观前景，遂有四库申遗、纂修新时代《四库全书》、后四库、后续修四库、广四库等倡议，由此也引发对“四库学”的再思考。
关于“四库学”，虽然其概念最初仅就《四库全书》及其研究而言，且于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但溯其远源，则可至经史子集四部为名为序的四分法确立时期，近源则是《四库全书》之名被确定时期。在清高宗看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的典籍，全都可入四库之目。[13]加以作为四库内部成员的四部，最初是以甲乙丙丁为名的。因此，四库，是对魏晋之时以甲乙丙丁为名的四部，以及甲乙丙丁所蕴涵的先人朴素的类序观念的传承；寄予继统承绪、尊祖敬宗、不忘本源之旨。故而，清高宗的《四库全书》之名，意在借助四库及其体系，对古今中外典籍做一次全面彻底的整合统筹。既传承文化，延续文脉；又完美使“正统”“道统”“治统”“教化”，即“三统一化”融而为一，成就自己冀望的为帝者的最高追求“大治”。这也可见，时代发展到清高宗时，有关四库论作就足以支撑起一门学问。
综上所述，虽然“四库学”概念起于《四库全书》及其研究，然而以它被赋予的命名宗旨、200多年来对它的研究，它已然超越之。而自该概念提出后的发展历程来看，也的确如此。由初起侧重于《四库全书》文献学方面、续修影印等，到对《四库全书》研究成果再研究，中外四库文化比较研究，探讨它在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构建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它的传播普及，像如何数字化、网络化、数据库如何建设，以及它的各分支学科，尤其是既可视之为分支学科，又可独立成学的“四库总目学”等。也就是说，研究的发展已使“四库学”本于《四库全书》又高于《四库全书》，达至它所代表的各层面。加以《四库全书》自身的东方文化代表，以及集四库大成的地位，我们足可跳出仅就《四库全书》谈“四库学”，而将之及于整个四库，涵括经史子集所有文献，广涉中国各种传统学问、技艺，并兼及外来学术。当然，也包括对这个体系及其所容括的中外学术文化的研究。确然，中国古典时代结束之前，四库之外的文献，概而言之，其实总体上仍可以四部归之；而我们对古代的了解，大体而言，除去少量没有文字的器物遗迹、深藏地下的文物外，实际上基本上全是从文献而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四库的容量与中国古典文化是大体一致的。故而，“四库学”不只关乎《四库全书》一身，而且关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这也正是四库本身功用的体现。
三、辩证对待《四库全书》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四库还是“四库学”，都绕不过《四库全书》。因此，正确对待《四库全书》就显得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四库全书》很好地呼应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大势。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之际、需要一部大型书籍来完成总结任务之时，适时出现，完成了学术文化总结任务，保存传承了文化，功劳巨大。但是，因为清高宗的文化政策，《四库全书》在修纂中事实上也造成了对学术文化的推残。于此，我们要正视之，辩证对待。
《四库全书》的不足，主要来自《四库全书》收书不全、对书籍的篡改禁毁、所收书籍的版本问题、某些书籍提要存在缺误四方面。[14]
对于《四库全书》及其提要，余嘉锡表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崔富章称：“《四库提要》存在阙误，事有固然。万余种典籍作出千古定评，本属不可能之事；时间所限，时代所限，史实考订不周，议论判断失误，在所难免”、孟森则云：“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陟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诸如此类的评价值得我们认真体悟。正如万里长城、大运河，我们不会因当年修建它们耗费了民脂民膏，空虚了国库，茶毒了生灵，而不承认它们举世罕匹的世界性地位。故而，虽然四库修书篡改、禁毁了诸多古代典籍，还抛弃了一些虽然违碍统治、触及统治者忌讳却有流传价值的作品，从修撰一部全书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不全等质量问题。但是，纵观《四库全书》的历史地位与学术文化价值，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里程碑的地位、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无法动摇的。或者说，《四库全书》的记忆遗产属性并不会因其不足而有所改变。
至于“四库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诸如“四库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及其分支学科传统目录学，以四库在中国传统文献学及其目录学中的主流与核心地位，它们之间既是主从关系，又可各自独立成学。[15]对于“四库学”与国学，应该看到：国学大体不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但是，因其名被限定在本国之学之内，故而“国学”缺少“四库学”兼顾外来学术的内涵。并且，国学在晚清至民国建立期间的内涵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的产物，加以它产生的特殊环境、特定功用，因此，在代表中华本色方面，是不如“四库学”的。在学科建设方面，“四库学”要立足本土，传统与多元研究并重。既注重基础研究，又开拓新局面，扩大视野，放眼世界，多学科跨国界研究相结合。同时，要增强现实关怀，注重普及与传播，服务中华文化复兴大计。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通过研究与实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此外，“四库学”也是文化之一种。对于“四库文化”与“四库学”的关系而言，“四库文化”既蕴涵“四库学”的学术特质、容纳“四库学”的现实关怀，也囊括围绕“四库学”所发生的一切。即，“四库文化”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所涵括的内容，四库体系所展示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包括由此而发生的各等事件、产生的相关学问。确然，作为文化之一员的“四库学”，势必融入文化大潮之中。所以，由“四库学”而“四库文化”，再反哺“四库学”，二者相得益彰，互利共进，相生相长，且更可服务于文化自信的建设，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四、“四库学”之史学价值的当代性
经世致用是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铭记历史、传承文化，其根本还在于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库学”也理应如此。因此，“四库学”的史学价值，尤为重要的是其当代性。故而，其史学价值要得以全面充分展示，完成经世致用的华丽转身，无疑需要借助其当代性。兹述其当代性如下。
一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的当代性。
知古鉴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需要从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中汲取养分。四库正好承载了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
此外，“四库学”及其研究有着丰实的文献基础，所包含的记忆遗产不菲。为使这些记忆遗产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之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不失为佳选良机。而在把它们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无疑也可促进对它的研究、开发利用，扩大它的影响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四库学”建设，并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展示中华风采，提升中华影响力。同时也有助于鼓励世界各国参与此项活动，使更多记忆遗产得到保护开发利用。
二是与国际接轨的当代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屹立世界，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我们需要输出具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传统文化，方可最大程度彰显中国特色。我们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知识系统的主流就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并且在这个体系和系统中蕴涵着丰厚的记忆遗产。因此，把“四库学”推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中国的记忆遗产推向了世界，无疑也推广了尤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传统文化。这既可为它们打造优良平台，提供更大的舞台，扩大影响力，推动其研究；又可在与世界接轨中，极大地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是传播普及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当代性。传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要传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得弄清楚中国特色的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知识系统的问题，亦即传播普及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应当先行。这是主干、核心。不过，传播普及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知识系统，并没有可借鉴的行之有效的成例，这就需要我们建构。而四库及其学问“四库学”，既是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又承载着传统学术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如果以此为切入口，借鉴前贤今人的理论与实践，是可以得到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继而可再扩播之，普及之。
四是《四库全书》自成书以来就拥有世界性地位，曾做友好大使，传播中华文化，当今仍可作为国际上传播中华文化的纽带，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成就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总之，“四库学”及其研究在保存、总结、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等方面，都可有自己独到的贡献。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吸收其中的优秀内涵，全面发掘“四库学”，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项日编号：）的阶段性成果。
[1]《旧唐书》卷47《经籍志》，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082页。
[2]中国古代有图书分类法之实，无图书分类法之名。各种图书分类法，近代才出现专名。
[3]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518页下栏。
[4]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
[5]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第一》，《章学诚遗书》卷10，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95页下栏。
[6]亨利·柯蒂埃∶《18世起法国视野里的中国》，唐玉清译，钱林森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7]《本埠新闻·反对四库全书押款一函》，《申报》1923年9月2日第4张第13版。
[8]《筹建皇室博物馆折》，《王国维全集》卷14，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页。
[9]吕思勉：《国民自立艺文馆议》，《东方杂志》卷22号7，第89页。
[10]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载庄俞、贸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附录《商务印书馆三十五年纪念刊》，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1页。
[11]上海《立报》1936年3月28目报道《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
[12]昌彼得的会前致词便是“‘四库学’的展望”，并且，会后，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的《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收录有胡楚生《杨家骆教授对于“四库学”的贡献》一文。
[13]爱新觉罗·弘历：《文渊阁记》，见于清代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1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14]参见拙文《论的文化与遗产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及《与世界记忆遗产》（陈晓华主编：《四库学》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5]中国文献学及其目录学有多种分类，限于篇幅，仅择传统文献学及其目录学概言之。
注：本文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陈晓华老师授权发布。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