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录学集部的演变管窥古代文学观念及学术思想的发展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一、集部的编撰体例与位序变化

汉志·诗赋略

屈原之赋

陆贾之赋

孙卿之赋

杂赋

歌诗

隋志·集部

楚辞

别集

总集

旧唐志·集部

楚词

别集

总集

新唐志·集部

楚辞

别集

总集

宋志·集部

楚辞

别集

总集

文史

明志·集部

别集

总集

文史

总目·集部

楚辞

别集

总集

诗文评

词曲

集部之名首见于《隋志》，《汉志》“诗赋略”为最早收录此类书籍的目录著作，魏晋时期四部分类法基本定型，集部的基本框架亦基本定型。魏荀勖《中经新簿》丁部（收诗赋、图赞、汲冢书）、南朝齐王俭《七志》“文翰志”（纪诗赋）、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文集录”（纪诗赋）为之典型。《隋志》始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据《七录》“文集录”所设“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部，确定集部之名与集部的基本编撰体例，即“楚辞”“别集”“总集”三大类目。

《汉志》“诗赋略”设“屈原之赋”“陆贾之赋”“孙卿之赋”“杂赋”“歌诗”五个类目，收赋与诗二类，赋则按照内容分为四类。《隋志》集部设“楚辞”“别集”“总集”三个类目，“楚辞”收录屈原及其弟子赋篇，“别集”收录“楚辞”之外的文士之辞，《隋志》别集序业已言明“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故别聚焉，名之为集”，“总集”为“文集总钞”（《隋志》总集序），“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

综言之，由《汉志》到《隋志》，由“诗赋略”到集部，位序由第三降至最末，内部小类设置标准发生变化。由《隋志》到《总目》，一方面，诗文评类文献归属发生变化，逐渐独立。《隋志》、新旧《唐志》将之归入总集，唐《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始于集部设文史类，将诗文评类文献从总集类析出，标志着诗文评类文献的独立，《宋志》延此体例，“文史类”在发展过程中经历文论与史论的分离，史论逐渐归入史部，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首次在史部设史评类，文论归入集部，明焦竑《国史经籍志》首次于集部设诗文评类，两种类目首次出现于官修目志中则至《总目》。另一方面，词曲类文献归属发生变化。官修目志《宋志》始收词曲类文献，因例归入别集或总集，《明志》延其例，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首设词曲类，收张先、柳永等14人词集，附于集部别集后，官修目志至《总目》始设“词曲类”。

二、集部类目设置与“集”的发展

《隋志》集部分类延续《七录》“文集录”门目设置，阮孝绪继承王俭《七志》，将“文翰志”改为“文集录”，名称的改变实际上反映着文章数量与存在形式的改变，也即文章、文辞创作量大增，个人独立结集，或多人合集的文献保存与传世意识增强。也即明胡应麟《诗薮》所言：“西汉前无集名, 文人或为史, 或为子, 或为经, 或诗赋, 各专所业终身。至东京而铭颂疏记之类, 文章流派渐广, 四者不足概之, 故集之名始著。”深而言之，魏晋时期，经学发展衰微，士人的关注重点从儒家经典的解经注经工作转向抒写个人情感与意志的文章、文辞。

1.楚辞类

《隋志》“楚辞”序：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四部全书总目》“楚辞”序：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後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後。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於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於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楚辞类收录文献范围即《汉志》“诗赋略”“屈原之赋”。就体例言，《楚辞》实为总集，《总目》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张之洞《书目答问》卷四集部亦言：“《楚辞》兼有屈、宋、杨、刘诸人作,义例实是总集。”所以，一些书目集部不设楚辞类，将《楚辞》归入总集。如《崇文总目》为宋官修书目，将《楚辞》列为总集之首；再如《明志》，主要依据明末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编纂，未设楚辞类，于总集收录汪瑗《楚辞集解》十五卷。但就大部分公私书目而言，集部类目设置延续《隋志》体例，即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卷四所言：“《楚辞》兼有屈、宋、杨、刘诸人作,义例实是总集。但从前著录, 皆自为一类,冠于别集之前, 今仍旧例。”需要注意地是，集部首设楚辞类与汉代对屈原之赋的认识及魏晋时期的经学、文学发展及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具体言之，汉人重屈原之赋言辞华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并为之章句，集屈原已下为《楚辞》。魏晋士人重《楚辞》主体情感直接书写，即“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魏晋时人重《楚辞》，其一体现在注本增加，《隋志》所收《楚辞》十种，大约八种为魏晋注本；其二体现在尊《楚辞》为经，清李光地《离骚经注》提要曰：《史记》但称“屈原著《离骚》”，至王逸注本，始於《离骚》加“经”字，而《九歌》、《九章》加“传”字。此称《离骚经》，从逸本也。

其三体现在骚体赋创作的大量出现与抒情文学传统的发掘。魏晋时期《老子》《庄子》《周易》注本的大量出现是为求诸玄学玄理，是士人主体意识觉醒与文人意识自觉的一种反映，而骚体赋及重主体抒情文学的繁荣则是对这种文人意识与文人心态的映射。再者，楚辞类出现最早，《隋志》别集序称别集类因楚辞类而产生，后有总集类，又《总目》集部总叙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离骚》视为“百代词章之祖”。所以，《隋志》将楚辞类置于集部之首。”

2.别集类

《隋志》别集序：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有相似论述:

昔屈原作《离骚》, 虽诡谲不可为训, 而英辨藻思, 闳丽演迤, 发于忠正, 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众士慕向, 波属云委。自时厥后, 缀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轨辙不同, 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学者欲矜式焉, 故别而聚之, 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京, 而极于有唐, 至七百余家。

当下学术视野中，别集与总集是两种相对的体裁，别集收录个人著述，总集收录两人或两人以上著述。但溯源“别集”“总集”之名，则发现立“别集”一类，是为区别“楚辞”一类而产生。也即，“别集”与“楚辞”相对。而“总集”则是总括“楚辞”“别集”所收篇籍。

3.总集类

《隋志》总集序：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总目》总集序：

文籍日兴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散无统纪，於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

总集的产生，一为网罗众家之集，保存残篇断章，即“著作之渊薮”，反映着古人的文献存世观念；二为删汰繁芜，择取精华，即“文章之衡鉴”，采选标准暗含着品评意味，《隋志》将诗文评类作品归入总集类亦是基于此点，反映着古人的文学审美观念与文章的典范化。

4.诗文评类

诗文评类的独立，表明了古人对此类文献价值的肯定态度。官修目志中《总目》始设诗文评类，反映着此此类文献价值认知的社会化与普遍化。《总目》集部总叙称：“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即如曹丕《典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诸作。需要注意地是，诗文评类文献的出现时间与诗文评的独立及得到官方认可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这实际上与诗文评类著作的质量参差不齐紧密相关。《总目》诗文评类序言“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又清王士祯《渔洋诗话》提要称：“其中多自誉之辞，未免露才扬己。又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诗文评类著作本应以多元的评判标准、观念品评诗文，反映不同阐说立场下的赏鉴结果。但一方面，诗文评类文献亦主要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如宋陈骙《文则》提要所言：“骙此书所列文章体式，虽该括诸家，而大旨皆准经以立制。”再如宋《文章精义》提要所言：“其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屑於声律章句。”《总目》诗文评类序虽已言明此类著作的五种编撰体例，但并未此类著作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撰写规范，杂采他部文献。《总目》诗文评类序曰：“《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这一反问，实际上解释了诗文评类文献良莠不齐、在官修目志中独立为一类的时间较晚产生的原因，即诗文评类著作是可以指导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但文学地位在社会认知视野中的相对低下限制了诗文评类文献的发展，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创作宗旨影响着诗文评类著作自身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5.词曲类

词曲类的独立及在官修目志中独立为一门类的时间较晚，与这一文体出现、成熟相对较晚有关，而更为重要地是与词曲的地位较为低下有关。

《总目》别集后序：“惟歌词体卑而艺贱，则从马氏之例，别立《词曲》一门焉。”

《总目》集部总叙：“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

《总目》词曲类序：“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直接言明了词曲在古代文学观念中的地位。但需要注意地是，《总目》于集部别为词曲类一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清人对词曲文献的重视。《总目》于提要中多次溯源词曲的演变，类如清王灼《碧鸡漫志》提要：盖《三百篇》之馀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故一调或至数体，一体或有数名，其目几不可殚举。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灼作是编，就其传授分明，可以考见者，核其名义，正其宫调，以著倚声所自始。其馀晚出杂曲，则不暇一一详也。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词之法亦亡。文士所作，仅能按旧曲平仄，循声填字。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并是编所论宫调亦莫解其说矣。然其间正变之由，犹赖以略得其梗概，亦考古者所必资也。

又明程明善《啸余谱》提要：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五代以後，诗流为词。金、元以後，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馀。源流虽远，本末相生。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词曲文体定名定位，即强化词曲的地位与价值。

三、古人的文学观念及古今差异

1.文章以经为本与轻文章重经史的观念。

《诗经》就其体例而言，应归入集部总集。但《汉志》将之归入“六艺略”，《隋志》之后将之归入经部。《诗经》入经，是儒家“诗教”观念影响的结果，规定着诗歌的风、雅、颂创作宗旨与赋、比、兴的创作手法，同时亦暗含着儒学视野下的文学功用论主张，而且文章以经为本与轻文章重经史的观念也由之衍生。

宋柴望及其从弟随亨、元亨、元彪撰《柴氏四隐集》提要：“存之足以励风教，正非徒以文章重矣。” 宋林同《孝诗》提要：“然大旨主於敦饬人伦，感发天性，未可以其词旨陈腐弃之。况其人始以孝著，终以忠闻。虽零篇断什，犹当珍惜，是固不仅以文章论矣。”等反映着儒家思想下的诗教观主导着文士文章创作，即《隋志》总集序所言：“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及《总目》集部序所言：“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宋司马光《传家集》提要：

（司马）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词章为重。

宋刘敞《公是集》提要：

敞之谈经，虽好与先儒立异，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诸家游谈无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经术，具有本原。

清沈彤《果堂集》提要：

集虽不尚词华，而颇足羽翼经传。其实学有足取者，与文章家又别论矣。

宋陈傅良《止斋文集》提要：

傅良虽与讲学者游，而不涉植党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争名之见，显立异同。在宋儒之中，可称笃实。故集中多切於实用之文，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亦无南渡末流冗沓腐滥之气。盖有本之言，固迥不同矣。

一方面，在文章创作上，经传为文士之本业，文章为末。若为文章，必须以经传为本，亦为阐发经传而作。另一方面，在文章品评上，本于经传，切于实用，有诗教之功的文章即为有本，有世用，文章自然高雅澹古，所取者非文章家之艺术华采，且与文章家所作之文迥然不同。另外，以经传为本者为词章之正，宋王质《雪山集》提要：“至集中青词一体，本非文章之正轨。”又宋林亦之《网山集》提要：“青词、募疏之类不轨於正者。”即反映着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与文学创作宗旨的专一性与严肃性。虽然儒学发展至清代，其中杂糅佛道思想，但就文章正体而言，阐说释道者始终非正轨。

综言之，文学与学术自《汉志》时即已有所区分，文学的地位始终不及经史，即使文章有世用之功，但在《总目》看来，文章仅是小用。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总目》言讲学者较文人词翰者危害社稷更大，即是在言，讲学者更有世用，对国家统治与管理更为重要。概言之，为文章仅是文士之末业，经传、实用之学方为根本，集部居于四部最末的现状即暗合于古人重经传轻文章的观念。

2.文体观念的古今差异。

文体讨论在魏晋时期即已出现，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首次对文体进行分类，并分析其特质，后刘勰《文心雕龙》于《情采》五篇论文中论文体构成，于《比兴》五篇论文体修辞，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文体构思。

古代文学观念中诗文是正统文学，词曲为余绪。但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下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观念被普遍认知，并成为文学的主导部分，传统文学观念中的诗文则退居其后，逐渐从当下的创作视野中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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