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高校对通识教育的探索与改革给予较多重视。通识教育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文教育，在该理念的关照之下，人文课程在高校教育中愈加凸显其意义与价值。对于打通不同专业之间的壁垒与隔阂，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与人格心灵，人文课程的实践与贯彻均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为学生的现实人生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通识教育 人文课程 《周易文化讲读》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持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1]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言论有一点十分值得关注，即大学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大学培养的个体，除了拥有科学的知识体系与学术热情之外，还应该有对生命的正确认知，有对历史的“同情之了解”，有与人群和谐相处的能力，有对世界关怀把握的意愿，这是作为成熟的个体所应具备的素质。但现代大学教育往往更注重专科学问的深入探究与实践应用，相对而言缺少对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壅与化育，而通识教育承担的恰恰是推进后者的功能与领域。

何谓通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针对史书的写作素质提出“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2]什么是易经课堂教学的核心，因此“通识”可以说是一种超越融贯的识见、胸怀与素质，而非简单各科知识的机械整合，强调审视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体现出的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能力与视域。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梅贻琦曾提出“通才教育”这一观点，1941年梅先生在其文《大学一解》中指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3]这里所谓的“通才”，即是与“通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其核心立足点在于对人的关怀。

“通识”是一种拥有灵魂的卓越，对抗着大学教育的羸弱，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文精神对独立个体的涵养与灌溉。通识教育即是一种人文教育。由于高校重理工轻人文的现状，使得人文学科在高校通识课程的建设、改革与实践中尤具重要的意义，而以国学经典为文本依托的传统文化课程在沟通文理科隔阂及推进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呈现突出的典范意义，以下笔者以近年来开展的校公共选修课《周易文化讲读》为例展开具体讨论。

一、取消文理壁垒，打通学科隔阂

人文通识课程的宗旨，在于取消文理壁垒、打通学科隔阂，这一教学目标使得不同专业学生得以在一个共通的平台上，学会以超越宽容的态度整合知识结构，并用以提升人文情怀与道德素养，塑造美好的心灵与品格，培养直面人生的智慧与勇气，开阔视野。而国学经典的解读与传统文化的重建，则是个体之卓越能拥有灵魂最好的平台与媒介。以《道德经》、《论语》、《孟子》、《周易》、《诗经》等为文本依托的传统文化课程，自然而然进入大学教育的视线。通过这些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核心通识课程的设立，希望借以消弭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冷漠与隔阂，力避大学生沦为匮乏精神追求的物质主义者，使得社会之整体能以更和谐的姿态向前行进。

隶属人文领域的国学经典课程，在传统文化寻根热潮的推动下以跃马横刀之势重新出现于大学课堂之中。但由于文化的断层，学生对繁体字与文言缺乏必要的认知基础，这些国学经典在大学课堂中的讲授，往往容易变成机械枯燥的“说文解字”，而只针对经典文本的字、词、句及释义等展开机械教学。但对经典文本细枝末节的纠缠，无助于学习兴趣的培养与课程目标的实现。如何解决教学中的这一矛盾，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因此，针对人文领域经典文本的教学安排，可以考虑引进一个集中的解读视角与切入点，从而引起学生的兴趣与自主学习意愿。通过具体教学实践的总结，笔者认为“文化”是其中一个易于把握及教学效果显著的解读视角：文化现象的熟悉，文化心理的把握，文化精神的共感，即以经典文本为平台，解读隐藏在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因素，自古而然已积淀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只是我们对此缺乏真正明确的意识与深入的认知。所以当教师在课堂上把它从文本中梳理出来的时候，给学生的感受是：熟悉的陌生感。所谓文化，是生活中的约定俗成与不言而喻，但真正追根究底，又认为无从下手。课堂上提出的文化解读视角所带来的特殊感受什么是易经课堂教学的核心，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引发不同专业学生的共情与兴趣。

如讲解《周易》“三才”概念的时候，将之与《诗经》重章迭唱的复沓手法结合起来，分析数字“三”背后所涵盖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惯性。放弃机械说文解字、引经据典的课堂形式，把文本背后所隐藏的这种特殊现象与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相结合，接受起来自然生动有趣，更能体贴受众内心的需求。又如《周易》体系中的“九宫图”，即1至9等九个自然数按横竖各三个排列组合，使得无论横加、竖加及斜加其总数均等于15。在《周易》的认知体系中，奇数为天数，属阳，偶数为地数，属阴;天地万物由阴阳二气组成，无论怎么变化，阴阳之和均为固定数字。这在数学上称之为幻方，又相当于物理领域的守恒定律，如此就沟通了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共同认知。而对于个体的生命感悟而言，九宫图传达了一个道理，任何生命的变易与发展都有其平衡点，不可能存在违背平衡不合理的倾斜。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能走向无法把握的极端，“潜龙”可以凭借努力成为“飞龙”，而“飞龙在天”的辉煌之后又必然接受“亢龙有悔”盛极而衰的局面。

“文化”解读视角引进课堂，使人文通识课程得以真正建构具有学科特色的打通不同专业之间壁垒与隔阂的平台，实现所谓的今古贯通、文理渗透。

二、课堂教学从常识的灌输，转型为对人文情怀的培养及人格心灵的提升

旧式的教学方法容易纠缠于一些执念，常常认为在课堂上把知识点讲透讲到位，才是对学生负责的态度。但这一类型的教学设计并没有真正体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更强调的是机械的知识教学。课堂教学培养的是独立思考与建构自身价值判断的能力，而不是让学生成为失去话语权的被动接受者。教师在讲台之上唱独角戏，学生则在底下记着不求甚解的笔记，静默地听取教诲，这是“注入式”教学的最大弊端，教师很少或从不考虑学生能不能、乐不乐意接受。归根到底，教学过程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过程，师生之间理应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而不是纯粹界限分明地各司所职。而师生之间这种特殊的情感交流，往往对学生人格魅力与价值判断的建构会产生更重要的导向作用。

人文教育是远离功利性与技术性的，但对个体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的确立而言，人文教育又是最不能忽略的环节。因此，人文课程的目标定位并不在于普及国学常识，而是重在挖掘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的人文情怀及人格智慧，以实现大学生个人素质得以全面和谐发展的根本目标。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所谓的“明明德”旨在打造美善健全的人格，“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3]。大学旨在培养的君子之风，可以说充满中国式传统的文明构想与价值判断。

知识仅仅是技巧性的存在，是一种量化了的经验。《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裴行俭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4]所谓“文艺”，只是浮浅的技巧性获得，朗拔卓异的器局与见识才是一个人身上真正有价值的所在。通识课程最终的目标定位即在于提高个体的素质，而素质则是综合性的修习涵养，并非知识与知识的简单叠加，是一个人在知识获得的基础上形成的器局与见识，是一种情怀与心灵。人文教育所潜移默化积淀的个人修养，体现为主体外在沉静、从容、斯文的气象与格局。人文情怀似乎是一个虚无难以把握的范畴，但可以清晰地从个体的为人处世、价值取向方面得到验证。

国学经典中所蕴涵的儒家道德体系，强调的是个体对于社会的价值及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这些经典文本与范畴需要学生用心体会，并以此为媒介展开与古人精神对话的可能性。如《周易》所传达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穷则思变”、“否极泰来”等思想，可借助于适当的媒介传达至学生心灵，由此引发共振与反响，内化为思维与理念。人文教育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最理想的境界是超脱知识性的限制，走向心灵的共情与升华。如果一个人沦为知识与技术的奴隶，从来不以人“心”为怀，那么即使他再机敏才辩，也无法弥补精神人格深层的缺失。

梅贻琦曾在其1931年的校长就职演说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同理，所谓合格的大学生，并不在于求学期间究竟读了多少书，掌握多少知识，而是四年之间是否借由表层的知识获得进一步领悟大学精神，拥有大学气象。同时，要形成处事专注宏观视角的理念，而不易于被琐碎的枝节纠缠支配，正如大学之教育以求得人格情怀的完善，而不是零散知识的堆积。

三、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现世精神，以用于对现实人生的指导

人文精神从根本而言是非功利性的，但并不意味着它跟生活与现实是绝缘的，如传统文化中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从来都是注重实践且充溢着现世精神的体系。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经典文本，提供自我反思的平台，是养成清醒的怀疑精神的媒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其精粹虽历经千百年的历史轮回与风霜尘染仍不减其魅力与光华。经典并非是沉沦在故纸堆里的无用之物，经典文本之中有丰富的可藉以指导立身处世的行为策略与价值体系。从传统经典中汲取智慧、勇气与生存的策略，即是其现世意义的体现。

通过对国学经典的学习，不仅希望增进学生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感知、了解与认同，更立意进一步引导他们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站在理论的高度审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以此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赋予直面人生的勇气与力量。因此课程教学实践首先要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教学理念，更多地关注学生内在的心灵层面，增进其对于现世生活的把握能力。以《周易》六十四卦之首“乾”卦（■）为例，该卦体现的是所谓的进取哲学，它以“潜龙”至“亢龙”的发展过程为象征物，反映积极进取的人生所要经历的六个阶段，以及与每一个阶段相对应的行为策略。如“潜龙勿用”为第一阶段，“潜龙”为当下的生存处境，“勿用”则是要采取的应对方式。又如在讲读“需”卦（■）的时候，教学重心并非强调让学生死记该卦的卦形、卦爻辞等，而是通过卦象的分析挖掘出其中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从“需”卦“乾”下“坎”上的卦形看，可以这样理解：内卦（即下卦）“乾”（■）象征刚健勇进，一意向前，讲的是自身;外卦（即上卦）“坎”（■）象征艰难险陷在前，拦住去路，讲的是身处的外部情境。因此“需”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一旦遇到险阻，能进则进，但如无法锐意进取则需学会善于等待，不可急躁盲目闯关，要懂得审时度势，耐心等候最佳时机的到来。这就是《周易》反映的特定情境之中处世哲学与生存智慧的具体表现。

四、结语

教育原本就是“人”的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博雅教育，它以“成人”或者说“全人”教育为核心，致力于以“人”为本位为中心的运行理念。但大学生个人素质全面和谐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事情，教师不能寄希望于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所谓的人格塑造与智慧提升，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一种直面生活积极的人生姿态，同时以有效的教学手段启发学生的探究性思维及点燃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欣赏与热爱。人生难免要经历风雨飘摇的时刻，一个人身上所铭刻的大学的精神底色，会为他们带来最决绝的坚持执守的力量与勇气。而这种精神底色，更多地通过人文教育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雅斯贝尔斯.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50.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2.

[3]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7-8，2.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88-4089.

本文系陈伟娜主持2012年温州大学一般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校级）《通识课程〈周易文化讲读〉课堂教学改革与大学生个人素质的和谐发展》（）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