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管理文化守正创新”专栏
摘要：在向西而学的过程中，中国商业文明渐被遗忘。站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商业文明亟待挖掘与重构。正本还需清源，由于中国商业文明源起的年代久远，本研究基于对世界万物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并结合制器尚象、经史合参的证据，得出神农创设了和平交换、互利互惠的市场交换模式，黄帝构架了商业文明的雏形，王亥开创了远程商品贸易的先河。中国商业文明自源起就指向了市场或商业的本质是“互通有无”、“以利天下”，这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一、前言
商业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潘小英，2006）[1]，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了不同的商业文明。西方营销学的背景是西方商业文明（刘春雄，2009）[2]，东方营销学的背景则是中国商业文明。在过往我们学习了许多来自西方的先进的营销理论和市场观念，也引进了很多西方文化及其话语体系。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必要的。但事物发展有其两面性，如果仅仅是单纯地外求，必然会邯郸学步，最终东施效颦。与此同时，伴随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实践中如何处理好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在解决综合问题方面，基于整体论世界观的华夏商业智慧更是有其独特的优势。
因此，从中国特色营销理论构建的角度，从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以及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都需要我们重建中国商业文明。正本还需清源，事实上，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也是商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根据古老典籍记载，以及考古发现的佐证，我们可以知道，在上古时期的神农、黄帝时代，商业（市场活动）已经萌芽和发展。
二、神农氏与市场的起源
（一） “经史互参”论神农氏创制市场
关于市场的起源，几乎所有华夏古老典籍共同指向神农氏时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易经·系辞》，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易经·系辞上》）”。[3]这段经文为后人揭示了华夏的市场起源于神农时期，创制市场的本意在于通利货物、互通有无，为民族的生息繁衍发挥作用。今天世人所见以汉字系统书写呈现的《易经·系辞》，其实成书于春秋时代孔子之手，使用这些年代久远，甚至超乎日常认知的历史材料，是有必要以“经史互参”的态度来开展研究的。
这是因为人类对社会或自然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和传承所使用的载体不局限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字”这个层面，而是通过很多形式进行文明的记录和传承，如手势、语言以及一些依靠外部载体进行的如书契或结绳等形式。这一点，在当今的考古研究成果中也得到印证，在中华断代史工程系列成果《中华远古史》中，王玉哲（2003）认为：“（上古时代）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迫切地需要解决如何互通声气，到了这个时候，沟通思想的方法才会产生。沟通思想的方法有多种形式，用于当面表达的有手势和语言；用于较远距离或者超过一定的时空的则有文字。语言和文字实际是一物的两面，因为文字不过是写下的语言而已。只是语言的发明先于文字…”[4]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美称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曾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中描绘了华夏文明在不同时期的信息记录载体的转变：（易经系统）记事方法，比结绳进了一步。后来黄帝族发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卜筮的符号，失去了原来作为记事符号的意义。
从中国传统文脉的发展来看，结合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可知，华夏文明信息记录的形式大致经历了：文时代、文字交融时代、字时代。
1.文时代
“文时代”指的是从伏羲发明易经系统一直到黄帝令仓颉造字这样一个漫长的华夏上古历史时期。我们现在很多考古遗址发掘中，经常有人说遗址现场没有发现文字。这句话其实是不准确的，很多遗址有大量的“文系统”存在，只是没有“字”而已。例如，在距今9000年的桥头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在陶器制品上发现了易经系统中的河图洛书、原始八卦以及遗址中的纹饰以阴阳爻的形式出现的实体，与流传至今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别无二致。易经系统是最成熟的“文系统”。漫长的华夏上古历史中还诞生过很多文系统，比如说“书契”、“结绳”等等。但是由于不能够像易经系统那样简约而深刻，所以慢慢也就被易经系统淘汰了。
图1 桥头遗址中的“文”
（来源：《人民日报》( 2020年01月05日 08 版)）
“文”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我们当下熟知的易经系统。文的作用在于“文以载道”，它主要用来记载最深刻的宇宙大道，它并不会记述人世间的“象”这个层面上事实。人类社会及大自然中处于中国人传统立体认知体系“道、象、器”这个体系中“象”这个层面上的发生、发展都是以口述史的方式传承和传播的。“口述史”即世人通常所说的传说。世人往往把“传说”和“神话”混为一谈，实则二者是天壤之别，前者是客观事实的转述，后者则是主观创作的描述。
总的来说，在文时代，华夏先祖形成两套记录信息的系统，即“文”与“传说”，文以记载宇宙大道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与自然相关；而传说则是对“象、器”层面的信息进行记录，例如人类的历史、日常生活甚至制器技术等内容。
图2 华夏认知体系与其特定的记录形式
2.文字交融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文和字交融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指黄帝令仓颉造字之后直到东周末年老子归隐为标志性事件的时间段。文系统由最初的结绳记事开始，经过后世贤人智者设立的八卦和书契最终成型。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管理主要由掌握“文系统”的智者集团和整个社会的世俗管理层共同实施。这个智者集团在中国文化中成为“太史”或“天师”，寓意他们是从上天获得智慧的人群。所以，智者集团负责智慧的获取和传播，世俗管理层负责在智慧的指引下进行社会治理。二者各司其职，各专其能。关于天师集团负责传道和守道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5]（战国《吕氏春秋》）。老子是最后的天师代表，天师在中国古代就是掌管文系统的专家，老子出函谷关归隐即意味着经典文系统的内隐。
从以上描述可知，这个时期既有上古时期的文系统，也萌芽和发展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汉字的“字系统”。这个时期开始有了“文+字”的文本系统。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本经，其表述方式就是典型的文和字交融时期的产物。其中，卦象是文系统，系辞是字系统。“系辞+卦象”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本经的文本系统。卦象可以看作是科学原理，而系辞则是解读性科普读物。以本文涉及的“噬嗑卦”为例子，左边卦象指代文系统，而汉字组成的则是字系统。
图3 噬嗑卦
3．字时代
第三个阶段是字时代。主要是从东周末年直到今天。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当下人类所处的时代，由于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故这个时代对于世人来说更容易理解。在字时代，字逐渐成为了人们主要使用的符号系统，文逐步退出社会大舞台，内隐于最深刻的文化典籍当中。
4. 口述史与文能够相互印证神农创制市场
在理解华夏历史所历经的“由文到字”的文明记录载体变化的基础上，孔子在《易经·系辞》中关于神农创制市场的传说的真实性便变得清晰明朗了。
当然，口述史的传承不可避免会有三人成虎、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也是很多人把传说和神话混同的原因。但是中国人的上古口述史可能和其他文明传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我们是文时代的口述史，我们不是蛮荒时代的口述史。
这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伟大的事件其实都是有文，也即科学规律作为支撑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器尚象”。所谓制器尚象可以理解为我们当下的“根据客观规律进行社会实践”的做法。这个客观规律就是“象”，象就是卦象，卦象就是文时代的载道之“文”。换而言之，就是我们如果找到古老典籍转述的上古传说的科学依据所在，也就是“象”，就可以“字”、“口述史”和“文”三方印证而获得真知。其实当下的考古界真应该充分重视易经及各种文系统的考古意义。单靠挖掘，只能挖出年代靠近的历史。单靠仪器，也是测不出人文思想的。要经史互参！
关于文时代市场起源的字时代古老典籍转录，也都无一例外提到了我们所说的制器尚象、经史合参的证据，即“盖取诸噬嗑”。也就是说，神农氏根据噬嗑的规律创设了市场。而噬嗑作表征就是经过动态博弈后达成和谐的一种过程及状态，这其实就是人类市场行为的本质。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中国的市场起源于神农时期。
（二）神农创制市场的基础条件
1.华夏农业文明为原始市场得以存在提供物质基础条件
列宁在研究私有制的起源时说：“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是私有制的基础。（《列宁全集》）”[6]客观上也说明市场交换行为诞生于社会分工与产品生产的富余。
神农时期具备了诞生市场交换行为的物质基础。在神农时期，中国传统农业萌芽并随着农具的发明得到了长足发展。关于这一点，同样可以从诸多古老典籍中得到明示：
《淮南子·修务训》[7]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食，食赢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
《国语·鲁语上》[8]：“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新语·道基》[9]云：“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班固《白虎通·号》[10]载：“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管子·形势解》[11]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轻重戊》言：“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以上文献中描述的都是神农发现谷种教民耕种的事迹。不仅如此，在神农时期，用于耕作的农具也被发明出来。《周易·系辞下》记载：“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3]
以上关于农业诞生与农具发明的历史文献，在近现代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了7000多年前的骨耜及少量木耜。耒、耜等翻地农具是人们在总结过去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发明创造的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杨范中（1991）在《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提出：自从耒耜等各种工具先后被制造出来并推广使用后，我国的原始农业便逐步发展起来。而耒、耜的发明古籍的智慧易经贲卦，不仅提高了农具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同时也为锹、犁等农业工具的产生、使用奠定了基础，对发展农业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2]
在神农时期，朴素的社会分工也得到了贯彻，男耕女织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的主要性别分工模式，这种分工最早始于神农时期。
《吕氏春秋》[5]中记载：“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
《庄子·盗跖》[13]:“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场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商子·画策》[14]:“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农业为定居打下坚实的基础，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模式都使得这种定居生活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与强化。定居是天然的自然分工，它使得不同区域的人彼此需要相互的产品，这就为市场的产生孕育了最根本的可能。王玉哲（2003）在《中华远古史》中根据青海乐都柳湾的齐家文化马厂类型墓葬中所出土远超个人日常所需的陶器推知：这反映那个时期生产已经有了剩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私有制已经萌生，财产的占有欲也会导致商品交换的产生。从考古发现中也能发现，神农时期业已具备市场创制的物质基础。[4]
2. 华夏天道思想为市场得以存在
提供思想基础
神农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社会分工为“互通有无”的市场创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不一定会如影而行。从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因争夺资源而起的战争可知，获取对方的产品最本能最自然发生的方式是劫掠而不是交换。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神农时期产生了以“互通有无、各得其所”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行为呢？
这必须从华夏文明的本质中去寻找。受某些史学观念的影响，当下的人们往往把传统中国社会称之为“农业文明”，这是一种基于表象的的认知。的确，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根基。但是事实上，传统中国社会，农、工、商、虞是一个协同发展的整体，即《史记·货殖列传》[15]中记载：“《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透过现象看本质，华夏文明是真正意义上的“天道文明”。所谓天道文明是指依据宇宙运行的规律、大道，组织人类社会实践的文明。换而言之，华夏文明并非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自说自话、踉踉跄跄发展出来的“文明”，她是华夏先祖在洞悉宇宙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宇宙大道创设的人类文明，这是一种替天行道的文明，她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周易《贲卦·彖传》[3]中所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指的是天地之间的规律、大道，即人类所处的客观世界所反应出的规律。人类发现了这些规律就叫做文明（明文）古籍的智慧易经贲卦，人类明白了这些规律之后，既明白了天象，又可以使用这些规律使自身从蒙昧中走出来。华夏天道文明认为有两种基本的范式，即“二”的范式和“三”的范式。
“二”的范式本质上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范式，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资源掠夺和战争。时至今日，战争或掠夺也就是“二”的范式仍然是很多国家和地区获取其他国家、地区物质财富的首选方式。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果有一天采取了交换的方式获取财富则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优势发动掠夺性战争。
但是本质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文明则是“三”的范式。所谓“三”，在中国文化中就是阴阳交，所以才会有“三生万物”。从二的角度来看，财富是一个此消彼长关系，一方多了另一方势必就少了，类似于“零和博弈”；但是从“三”的角度来看，彼此和平交换财富，可以在丰富彼此生活内涵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需求，产生新的交换，最终实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创制市场的初心，如此，可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依照“三”的范式所创制的市场，正是《易经》所追求的“天地交而万物通”[3]的交通状态，也反映了市场或商业的本质。
总的来说，中华文明的神农时期，农业的发展使产品有了相对的剩余，部落与部落之间就具备了交换的可能性，同时朴素的社会分工也促使了交换的出现，神农氏应时而动，基于华夏文明“交·通”的思想，按照《易经·噬嗑卦》[3]的天文大象首创市场，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至此，现实性与可能性合而为一。（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贾利军，UCMT总督学、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方营销学、文化融合性人力资源理论。
本篇主要参考文献：
[1]潘小英. 现代商业文明应从传统商业伦理中汲取营养[J]. 商场现代化, 2006(06S):3.
[2]刘春雄. 中国营销与商业文明之崛起[J]. 销售与市场, 2009(10):5.
[3]（商）姬昌，（春秋）孔子. 易经 尚书[M].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4]中华远古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玉哲,
[5]（战国）吕不韦. 吕氏春秋[M].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6]（苏）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 第44辑 增订版 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西汉）刘安著.淮南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
[8]刘枫主编.国语[M].阳光出版社,2016
[9]李振宏注说.新语[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10]（汉）班固.白虎通[M].武汉：崇文书局,1875
[11]（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2]杨范中.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J].理论月刊,1991,(2): 31-34
[13]（战国）庄子著；夏国强注译.庄子[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
[14]（战国）商鞅著.商君书[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6
[15]（汉）司马迁著；杨燕起译注.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