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方法的学问。对校勘有一些基本了解,就可以避免被错误的整理本误导,这对更好地阅读古籍,以及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有益的。
明 陈洪绶《校书图》局部
校勘之源流
校勘是指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对同一部古籍加以比较核对,从而考订书中文字的异同和正误,最初又称“校雠”或“雠校”。西汉学者刘向曾经对“校雠”做过解释:“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学者使用“校雠”一词。
校勘的起源与古代书籍的流传特点密不可分。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流传都是通过手工抄写。受限于抄写者水平及认真程度等原因,书籍在被抄写过程中总会出现错误、阙漏甚至窜乱等问题,若不及时纠正,任由误本流传,其所承载的知识与文化都会发生严重的变形与错误。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重视对书籍的校勘,相传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都是经过孔子校勘整理而成的,因此孔子也被古人奉为校勘学的创始人之一。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率领一批学者对当时的国家藏书“秘书”进行校勘整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古籍整理活动。刘向校书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公私藏书“中书”和“外书”,对当时书籍流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系统校勘,整理出质量较好的定本。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先秦古籍都是经过刘向等人校勘的,如《庄子》《国语》《战国策》等。以《战国策》为例,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可见他在整理此书时所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除了篇目的错乱以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误字,从他所举“赵”(繁体字作“趙”)为“肖”等情况来看,应该都是传写中出现的。若非刘向根据掌握的多个版本校正这些错误,后人恐怕很难发现。
宋 岳珂《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汪氏影宋刊
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不仅整理了图书,还对之进行分类并编写出《别录》《七略》等书目著作,相当于对汉代的知识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划分,成为此后中国古籍分类的基本依据。刘向校书既是汉代文化发展兴盛的标志,也为后世确立了古籍校勘整理的典范,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多有效仿,如唐代开元年间韦述、毋煚等整理图书并编成《群书四录》,北宋景祐年间欧阳修、王尧臣等整理图书并编成《崇文总目》,以及清代乾隆年间纪昀等整理图书并编成《四库全书总目》,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此后的文化、学术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古代不仅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校勘活动,许多学者个人也会对书籍进行校勘。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曾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这是因为古代书籍在每一次传抄和刊刻的过程中都会发生新的错误。即使印刷术发明后,刊刻图书之前都会对底本进行校勘,但是在刊刻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发生错误。因此,对古人来说,校勘是读书的基本功之一,如果读书时不注意校勘,就很容易犯错,甚至闹出笑话。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经记载过一件趣事,宋代曾经有一个教官根据《周易》出考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考生不明其义,追究下来才发现这位教官根据的是文字有错误的麻沙本《周易》,正确的《周易》文字应当是“坤为釜”,“金”字和“釜”字在字形上很接近,容易看错或写错,这位教官没有读到正确的版本,自己又不注意校勘,才犯了这样的错误。麻沙位于现在的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在宋代以书籍刊刻出版闻名,古人将麻沙地区刊刻的书籍称为“麻沙本”。麻沙本价格低廉且销售广泛,读书人较易获得,但是由于成本控制而缺乏认真的校勘,导致许多麻沙本书籍中错误频出,这种书籍若不加以校勘,就会误导读书人。
明《永乐大典》嘉靖副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校勘之必要
古籍在流传中发生的错误并不是几次大规模校勘就能完全解决的,在整理之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会发生新的错误。北宋藏书家、学者宋敏求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后世也有学者将校书比作“扫落叶”,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古籍误字的不可穷尽。
北宋学者曾巩在校勘唐代诗人鲍溶的诗集后写过一篇《鲍溶诗集目录序》,序中云史馆藏此书原题《鲍防集》,鲍防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以《杂感》诗而闻名,但是这部诗集中并未收录。曾巩根据宋敏求提供的线索考察《唐文粹》《唐诗类选》等典籍,又参校欧阳修藏《鲍溶集》,发现是传抄过程中将诗人姓名写错,最终确定这部诗集应当是《鲍溶诗集》。
毛晋汲古阁刻《唐人六集》中《鲍溶诗集》即据曾巩整理本,然仅177首,较曾巩整理本233首少了数十首,可见在传抄过程中有不少脱漏。例如《全唐诗》卷四八五收录鲍溶《元日早朝行》一首作“乾元发生春为宗,盛德在天斗建东。东方岁星大明宫,南山喜气摇晴空。望云五等舞万玉,献寿一声出千峰。文章垂彩礼乐正,太白下直旌旗红。旌旗不断春风前,直如朱绳非尔妍”,全诗押东韵,然末句“妍”字出韵。宋敏求之父宋绶编的《古今岁时杂咏》中也收录了这首《元日早朝行》,“太白”以下文字作“太白下直旌旗红。师旷应律调黄钟,王良运策调时龙。玄冥无事归朔土,青帝放春入朱穹。九韶九变五声里,四方四友一身中。天何言哉乐无穷,广成彭祖为三公。野臣潜随击壤老,日下鼓腹歌可封”,押韵一致,而且诗意连贯,应当是这首诗的原貌。
北齐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宋摹本局部
原来汲古阁本“太白下”下留出空间作墨钉,下接“旌旗不断”句,这应当是在传抄时因为两处都有“旌旗”二字串行后导致中间七十余字漏抄,后人不知,遂将“旌旗不断”以下误接入《元日早朝行》诗后。《元日早朝行》一首虽然能够补全,但是“旌旗不断春风前”脱漏的诗句目前却无法校补,只能有待于今后发现新的证据了。这个例子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古籍中讹误的“随扫随生”。
导致古籍误字不可穷尽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古书原本和古本的不可得。中国古代书籍源远流长,许多流传至今者已经超过千年,作者成书时的原本早已亡佚不存,甚至接近作者成书时代面貌的早期古本也很罕见,导致后人在校勘时只能根据一些年代较晚的版本,缺乏原始版本的根据,总会或多或少遗留下一些错误无法校正,因此也就很难完全恢复其原貌。如《论语》存世完整的版本最早的是宋刻本,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超过千年,虽然偶有秦汉时期的竹简《论语》出土,但孔子弟子编纂的原本至今仍未发现,估计将来也很难发现。
第二,误字的出现无固定规律可循,加之校勘的学者自身知识水平有限,无法照顾到所有文字,因此总会遗漏某些未关注到的错误。
第三,书籍的流传需要不断被传抄与刊刻,在每一次被传抄、刊刻的过程中都会有新的错误产生,虽然古人在刊刻之前也会进行校勘,但错误也无法完全避免。即使今天出版的书籍中,这个问题仍然无法完全解决,因此国家规定,一般出版物错误率只要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都算是合格的。
清 王愫《深柳读书堂图》
当然,误字不可穷尽并不代表可以容忍书籍中出现错误,历代学者的校勘工作的初衷正是尽量减少古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错误,以保证人们能够正常阅读它们。只是校勘者之间的知识水平有差距,对待校勘的态度严谨程度也参差不齐,造成学术水平高的学者认真校勘过的古籍中错误较少,而未得到认真校勘的古籍却存在众多讹误的现象。
中国古代的书籍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与误字做斗争,这就是校勘的文化。中国古人很早就对书籍流传中的讹误有了明确的认知,并且采取各种方法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了减少儒家经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对读书人的影响,政府下令校勘儒家经典,并令蔡邕等人将校勘过的经书刻在洛阳太学门前的石碑上,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石经刻成之后开放给全国的读书人阅读与拓印,据《后汉书》记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可见这项工程惠及范围之广。
实际上,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多次文化、学术的发展繁荣,都与对古籍的校勘整理有密切关系。例如清代乾隆年间学者重视古籍校勘,蔚然成风,后来清高宗乾隆亲自出面组织一批学者校勘整理全国征集的图书,最终编成一部涵盖3000多种中国古代最重要典籍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巅峰,这些校勘活动也成为学术史著名的“乾嘉学术”的重要内容。
宋 李昉等辑《太平广记》明刊本
校勘之为学
在历代学者对古籍的持续校勘中也形成了一门学问——校勘学,这是中国古典学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校勘学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方法的学问,其核心即校正古籍流传中的讹误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现代学科划分中,校勘学是在古典文献学下的一个学科分支,与之并列的另外两个分支是目录学和版本学,这三个分支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紧密联系的。在校勘过程中,首先要全面掌握书籍的流传过程,需要搜罗历代书目的著录及其他典籍的记载,这是目录学的研究范畴;其次需要掌握书籍曾经有过及仍然存世的版本情况,这是版本学的研究范畴,这两门学问都是为校勘服务的。可以说校勘学是古典文献学的核心,古代有很多学者将文献学称之为“校雠之学”就是这个道理。
五代 王齐翰《勘书图》
现代人阅读的古籍一般都是经过专家学者整理的,不必再亲自进行校勘,但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古籍里的中国易经书籍,即使专家学者整理的古籍也是有可能出错的。如果读者对校勘有一些基本了解,能对古籍整理著作的校勘质量有大致判断,就可以避免被错误的整理本误导,这对更好地阅读古籍,以及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常有益的。
作者简介
赵庶洋,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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