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熊泽蕃山“经权观”的内涵及其意义

刘齐文

摘要:自孔子提出“可与立,未可与权”伊始,“经”与“权”之关系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的重要课题。“经”是一成不变的根本原则，“权”是根据外部环境在不违背“经”的基础上做出的灵活运用。此后，经由孔孟荀至朱王发展的“经权”思想,又被日本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进行了方法论上的改造,发展出“时处位”理论。尤其是作为前者学生的熊泽蕃山又在此之上具体化出“人情事变”与“水土论”，并影响到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因此,本论选取熊泽蕃山的“经权观”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经权”思想的演变脉络,并结合其“经权观”的形成背景,分析其“经权观”的内涵特质及时代意义。

关键词:经;权;水土论;人情事（时）变论

一、引言

“经权”关系乃是中国儒学史上一重要课题,继孔子提出“可与立,未可与权”之后,孟子、荀子乃至宋代朱熹、王阳明等儒学家对此均各执己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该课题的深度与广度。随着儒学逐步扎根于日本,“经权”之辩也以另一种形式呈现于日本本土。

镰仓时期,中国儒学与禅宗一并流传至日本,且由于其倾向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特性而受到统治阶层青睐。然而,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其主要作为禅学的附庸品。到15世纪中叶,朱子学在日本逐步发展为独立的学说一宋学,并在17世纪以后取得“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由此,在江户幕府统治的250余年间,宋学在日本学术领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宋学也仅是中国儒学的衍生物一日本儒学的代表。作为脱胎于中国儒学文化的特殊学术范畴,日本儒学吸收了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儒学的大部分精髓,并在此之上衍生出各个学派。

其中,“阳明学派学者”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熊泽蕃山延续了中国儒学的“经权”关系之辩,并聚焦于“权”之上,形成了本土化的“经权”观。中江藤树通过研习儒学经典,吸取朱王思想中的部分理念,结合本土实际提出了与“权即道”论、“心迹”差别说、“时处位”论相结合的“权”的思想理论。熊泽蕃山则继承并发展了老师的“时处位”论,结合时局创造性地提出“人情事变论”与“水土论”等观点,丰富了“权”的思想。日本学者大桥健二评价:“其独到的见解带有超时代的普遍性以及洞察力。即使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其思想也深深地影响到以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高杉晋作等人为代表的这批维新志士。因此,熊泽蕃山被誉为江户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①”

事实上,拥有双重身份的熊泽蕃山除了躬耕于书笔生涯之外,还积极投身于实践当中,抨击当时幕府的参勤交代、兵农分离等政策并参与了古河藩的水土治理工作。由此看来,熊泽蕃山的“经权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研讨价值。那么,吸取前人的“经权”之辩精髓的熊泽蕃山之“经权观”,其内在呈现何种逻辑结构,对于其所处时代有何启发意义呢?对此,下文拟通过梳理中日儒学中的“经权”思想演变脉络,阐明熊泽蕃山“经权思想”的来源,并结合其时代背景与相关理论内容,探讨其经权观的内涵与意义。

二、“经权”之辩诞生的土壤

“经”在《说文解字》解释为;经,织也,从系。”②段玉裁解释道“织之从系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经。”③由于儒家普遍认为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应该是经典中记载的圣人所做的礼法,自此,经与经典等同起来。同时,它又衍生出了普遍性的规范之义。“权”的最早释义则为“秤锤”，“乃就秤碇上取义。秤碇之为物,能权轻重以取平,故名之日权。”④由此,“权”又引申出“权衡、权变”之义,指“事物随外界环境而变,以达平衡状态”。

“经”、“权”最早出现于《论语・子罕》篇,“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⑦在这里,孔子最早提出了“权”。从这一组论说的递进关系可以看出,孔子虽然重视“经”（此处指“道”）,但是并不是完全忽略“权”。反之,从“可与立,未可与权”⑧可看出孔子“权”置于较高的地位。然而,“权”应当如何行使呢?孔子认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结合该点来看,“权”不可滥用,需以“经”（此处指“仁”）为依据仔细斟酌。此后的孟子、荀子尽管对于“经”与“权”存在不同认识,但都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补充。

如孟子认为:“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并且,在“嫂溺叔援”的辩论中,其指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⑪由此可见,孟子观点中的“权”更加侧重于“权”的本身,而非用“权”维护、服务于“经”。荀子的思想则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他主张“宗原应变”与“曲得其宜”,注重的是有所依据,在此基础上因时因地制宜,不可墨守成规,也不可教条的“权”。可见,在先秦的儒者眼中的“权”,更注重的是行为主体在伦理与政治规范中的灵活运用,也是对于既定社会制度的变通,而它最终的目的都是服务和统摄于“经”。

宋儒时期,“经权”思想又产生新的变化。朱熹赞同二程“自汉以来,无人识权字”的观点,但反对将“经”“权”二者分立。他强调:“权与经,不可谓是一件事物圣人之权,虽异于经,其权亦是事体到那时,合恁的做,方好。”⑰此外,他还补充道:“若用得是,便是少他（指权）不得,便是合用这个物事;既是合用,此权也所以为经也。”这进一步明确“权”与“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最重要的是权不离经,行权如果离开经,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行权,然而如果行权合乎经,那么权即是经。这是对旧往“经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陆王时代,王阳明对“经权”关系产生了新的见解,而这多体现在其有关“良知”、“知行”等的论述当中。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王阳明认为“经”是“常道”,也可指诸如言“纪纲政事之施”的《书》;“阴阳消息之行”的《易》;“诚伪邪正之辩”的《春秋》等,⑲即记载各类“常道”的这些经典。再者,其主张“经”只能从良知中去寻求把握,认为行为主体和既定的观念和规范没有必然联系,而是要依照不同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和实践。行为主体通过“良知”,对处于不同环境中的自己行为规范的判断的过程就是“权”。在其看来,人们可以通过“致良知”这种方法达到实践过程中的“知行合一”。

与先秦儒者所提倡的“权”依附于具开放性的“经”,朱熹所主张的“经权”对立统一不同,王阳明的“权”思想是伴随着致良知的学说而出现的,更注重人的修养与“权”的统一结合,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带有更具启蒙色彩。这对于在现实社会中的理论知识及社会实践的灵活应用都有巨大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王阳明的“经权”思想是在借鉴先哲的基础上逐步成形的。那么,经过中国数代儒者批判发展下的“经权”思想又是如何影响到远在大陆彼岸的熊泽蕃山,并且作为日本阳明学研究奠基人的他在此基础之上又有何发展呢?

三、熊泽蕃山的人生经历及其“经权”思想来源

熊泽蕃山出生于江户时代初期,16岁便出仕冈山藩,后师从中江藤树,主导冈山藩政改革,而后又著书立说,可以说是一位饱经世事的思想家。尽管是江户时代屈指可数的大儒,但他的研究儒学起步较晚,22岁オ开始学习儒家的基本典籍《四书》。而在年轻时,他则勤于修炼武道,并自称为“日本武士”,认为武士的首要目标是掌握作为经世实学的修己治人之道。这也是其在侍奉备前冈山藩的池田光政过程中所获得的切身体会。20岁时便辞了官的熊泽蕃山,一边自学一边寻求名师,最终拜入中江藤树门下。其一生著作颇丰,如《十届之图》（1650年成书）、《集义和书》（第一版!672年出版、第二版1676年出版、第三版!710年出版）、《集义外书》十二册（1679年成书）等二十余种,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问体系。

在诸多大名畏服于德川幕府的强权政治时,熊泽蕃山则毫不畏惧地批判了幕府实施的武士定居、参勤交代等政策,可以说是一位有胆识的思想家。熊泽蕃山曾受到古文辞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徘的高度评价:“盖百年儒者巨擘,人材则蕃山,学问则仁斋,余子碌碌未足数也”。由此可见其在学问素养方面的造诣之深。

熊泽蕃山认为,当时的儒学者大多数都脱离了修己治人的实学,只知道卖弄字句考证和标榜唯心论的学者居多。他崇尚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并将“知行合一”等相关理论应用到了其所主导的藩政改革当中。他还主张在观察、思考事物时应根据自身所处地位、时局作出判断,并在老师藤树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时处位之至善”的权变思想。换而言之,熊泽蕃山的“经权”观是在恩师中江藤树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而他与前者又同时受到阳明学的启发。诚然,结合二人所处时代背景来看,朱子学仍占主流地位。因此,其或多或少也会受朱子学影响。再者,王阳明的“经权”思想亦是在批判继承朱子学等。

先儒理论学说的过程中逐步成形。由此可知,从先秦儒者“经权”观到熊泽蕃山的“经权”观,历经了一个不断地继承（直接或间接）、补充、批判的过程。其中,学者个人阅历以及所处时局则充当着各个环节互相转化的催化剂。而继承了中江藤树衣钵的熊泽蕃山,又对“经权”关系有何新的见地呢?在此,需回归其有关“经权”关系的理论当中进行探讨。

四、熊泽蕃山对“经权”思想的发展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熊泽蕃山的老师中江藤树的学问、教育等思想受当时社会制约,并不能与之相容,因此其产生了贴合社会现状的“权”的思想。中江藤树的“经权观”萌芽于朱子学,而朱子学以“理”为本体,强调形式主义的外在礼法规范。对此,其在《年谱》批评朱子学“专以《小学》为准则,今始知其拘泥之甚矣”,认为:“盖守格法之与求名利,虽不可同日而语,至其害真性活泼之体则一也”。于是,中江藤树带着对朱子学的质疑,逐步转向阳明学的学习之中,并形成了具有自身及本土特色的“经权”思想。可见,其“经权”思想是发端于“朱子学”,成形于“阳明学”的钻研之中。

中江藤树首先在日本的儒学历史上设定了“时处位”这样的概念范畴,谋求心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便是有名的“时处位论”。他主张“君子而时中”,并阐释道:“时万变也,事万殊也。中,心之本体无适,无莫也...以（君子之）心应时而为之,不以意念而行之。”⑳此外,他还指出“权”是圣人常用的精妙方法,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时中，，的行为。作为一名始终致力于研究社会普遍事物的哲学家,当他的理想不被满足的时候,逐渐开始向社会脱离的宗教倾斜来对现实社会做出妥协。后期的日本阳明学者在思想与政治方面也在很多程度上受其“经权”思想的启发。

其中,受影响最深的当属熊泽蕃山。在借鉴前者的“经权”思想基础上,他提出了“人情事（时）变论”,主张凡事需“依人情事变,时处位而行之”，“凡多起于人情时势之事,则上下不顾,不拘于法”。再者,其又进一步提出“水土论”,认为:“人情之知,水土所依也。水土者,见于人情风土也。”近。可以说,熊泽蕃山深化了中江藤树“权”的思想。而其“经权”观也主要体现在此二者之中。

（1）蕃山“经权观”之核心一“时处位”

熊泽蕃山继承了老师中江藤树以“时处位”论与“心迹差别说”为代表的“经权观”泽山周易天地，并对其中的“时处位”作出新的阐释,后来的“人情事变论”与“水土论”亦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时处位”这一概念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周易》中的“时”。在《周易》当中,不管是卦爻的编排结构,或是每卦每爻的变化过程均以“时”为依据。熊泽蕃山主张“天下人情时变”须遵循“时位之宜”㉒而改之,并进一步提到了“正心修身”的功夫。他认为,自“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不如以“立诚为先”，“立诚随时处位”则万民皆为“伏羲之民”。㉓

他还指出一切思想、理论、政策需应“时处位”而变,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与模式。只有灵活运用规则与理论,方可成为圣人之道。例如,蕃山在《集义和书》中提及否将礼法中“同姓不婚”应运用于日本社会一事时,言道:

“黄帝之时,礼乐之器始现,文章略见,然尚无婚丧嫁娶之定规。五帝时礼仪法度盖已成形,然其易简而行。不悖于民情,以德化劝善,随人之所好而制法。经夏商周三代,文明之运极盛,食器充盈,国泰民安乃至无所不备。至此人情泛滥,故而礼仪之防兴,非数期可成之事。此皆依时、处、位之易而行。

周孔之知,伏羲神农之知,非孰优孰劣。皆依时而行也。盖不合时宜者败,合时宜者胜。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皆知时之势,具合时之知。新’（笔者译）

蕃山以中国“三皇五帝”及众多圣人时期的礼法为例,阐述“时处位”的内涵及意义,认为礼仪、法度并非一成不变,“一切礼法皆依随时、处、位之迁变而行”。据此,他指出“同姓不婚”的礼法规定不适用于当下日本,称其只是对唐风的一种模仿。最后,又明确点出:“礼法之兴立当循序渐进,其间若有强行之举,必有损于大道。”®

又如说到朱熹与王阳明的区别时,他先明确自身“既不随朱子,亦不随阳明。仅取圣人之知以用”,而后又论道:

“朱、王之学皆承于道统。其言说顺时而成,其真与时若符节之相合。朱、王之见亦非相去甚远。朱子以匡正时弊而重于穷理解惑,而非轻自反慎独之功。王亦虑及时弊而重自反慎独之功,非轻穷理之学也。如‘（笔者译）

综上所述,不同于中江藤树的将目光放在“心”,熊泽蕃山将“时处位”的理论应用延伸到立法、学问,拓展了中江藤树“时处位”理论所涵盖的范围,使其更具实用价值。这是由于在当时,随着江户时代町人阶层的崛起,武士阶层的没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向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渗透的倾向。因此,此时社会需要的是更为通俗化、更具实践性的理论思想。经由熊泽蕃山发展的“时处位”论则符合了这一时代需求,成为其“经权”思想的核心观点。此后,他又对其进行补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

（2）蕃山“经权观”之理论成果一人情事变论与水土论

熊泽蕃山不仅承袭了老师的思想,并致カ于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与应用。如此一来,熊泽蕃山对于“权”的思考与践行方式便和老师出现了差异。希望承担起所有人的中江藤树认为,普通人也可以像圣人那样具有行权的可能性,强调“权外无道”。对此,熊泽蕃山则提出适合普通人以及初学者的“有节制之权”㉙。与老师相比,熊泽蕃山的思想更为细腻、严谨。源了圆也指出尽管中江藤树的“时处位”探讨的是机会主义的问题,到不免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而熊泽蕃山的观点则较为具体。

抱着此种观念,熊泽蕃山将“时处位”的理论再次细化,提出了“人情事（时）变论”与水土论。在“人情事（时）变论”中,“人情”是指人的喜怒哀乐,“事（时）变”指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在他看来,“理因形势而有所不同,理与形势密不可分。”曲随事态不同道理也随之变化,体现出了“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在针对“陆九渊在人情事变论上做功夫”一事时也曾发表关于“人情事变”的看法:

“除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传习录》第37条）

其中无论是“喜怒哀乐”之人情,“视听言动、贫贱富贵”等事变与熊泽蕃山的观点如出一致,无疑是后者借用了前者的观点,对中江藤树的“时处位”进行了补充。

自此,其所宣扬的“时处位”中的“时”也成了“事（时广,而“位”是人情的“人”，“处”则是“事（时）”的变化与人的感官行为等所作用的场合。在此之上,他又将“处”具体化为“水土”,即“水土”相当于“处”。接着,熊泽蕃山借助“尧舜”例子来强调“人情水土”重要性。在其看来,尧舜在“文武事业”上的成就主要归结于其“顺天时”ヽ“厚仁德”ヽ“依水土”、“通人情事变”。同时,他又提到佛教在日本盛行已久的原因。认为:“佛法,戎狄（印度）视之异端。然以其适于日本之水土时节,故已行千余年。”働

由此,熊泽蕃山进一步深化了中江藤树的“时处位”理论,使其更贴合与实际情况。正如他所认为,礼仪规矩尽管是虽依“时、处、人”而定之物,但如若缺乏与之所依赖的“时、处、位”相适应的道理的话,儒道也将一无是处。

再者,熊泽蕃山的“人情事变论”与“水土论”又将“时处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其理论背后有中江藤树思想不曾涉及的大同思想,而这也是为了与其他的思想共存所作出的妥协。对于一位不断呼应民众的社会意识与社会需求的政治家来说,将思想变得切实可行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尽管“人情事变论”与“时之变化”有颇深的联系,但于他而言,时间的变化被视为直接面对的“事”之经验,这也是熊泽蕃山的“时处位”之所以被称为“人情事变论”的原因。

总体而言,熊泽蕃山继承与发展了以中江藤树“时处位”论为中心的“权”的思想,同时又借鉴了王阳明的“人情事变”观,在此之上形成“人情事变论”,进而衍生出了的“水土论”更符合当时社会现状。在这一理论中,核心是“时处位”，“人情事变”与“水土”则是具体表现,即熊泽蕃山之“经权观”是以“时处位”下的“人情事变”与“水土”为“经”，依“经”所进行的社会实践过程则为“权”由此实现了理论到理论的实践应用的转变。但事实上,自朱熹时代起,“经”与“权”的界限已被打破,所以熊泽蕃山的“经权观”亦可说成是“权”的思想。在当时朱子学逐步与社会脱轨背景下,其“经权观”显然是一种对学问回归现实的“呼唤”,致カ于跳脱传统的封建秩序,有着鲜明的反体制性,因而对冈山藩政改革以及后来的思想解放起到一定作用。

四、小结

“经”与“权”这一组思想概念范畴自春秋时期开始,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与各个时代思想家的诠释不断完善与成熟,其中也发生过从对立到统一的转变。随后,在日本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的努力下,诞生出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经权”思想。其中,熊泽蕃山从实际层面出发,对中江藤树以“时处位”为中心的“经权观”进行再加工,并借鉴了王阳明的“人情事变”观,提炼出更为具体的“人情事变论”与“水土论”,同时将其与社会方方面面相结合。因此,以此为基底的熊泽蕃山“经权观”带有较强现实主义色彩。这也是由其个人阅历与社会现状所导致的。因此,这一理论也为日本后期推翻幕府统治、脱离旧华夷思想等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带有思想启蒙作用。最后,从“经权”思想整体演变脉络看,以孔孟荀和朱王为代表的这批儒者其着眼点在于“经权”之关系,而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注重“经权”所涉范围,即用在何处。由此,暂可看出中日学者在治学方面一个重“辨”,一个重“用”的特点。

注释:

①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M］,岩波书店,1976年.

②］汉］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2004年2月版.

③［清］段玉裁，说文解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宋］陈淳,北溪字义［M］,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⑤［宋］陈淳，北溪字义［M］,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⑥［清］凌曙,春秋繁露注［M］,续修四库全书，世界书局，1962年版,经部第150册.

⑦论语集注卷5,子罕泽山周易天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页.

⑧即和他事事依礼而行,未必可以和他一起变通灵活处事。

⑨论语集注卷5,子罕，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页.

⑩［宋］朱熹,朱子语类［M］,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第54页.

⑪杨伯峻,孟子.离娄上［M］.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⑫［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第146页.

⑬《论语泰伯》篇,意思是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

⑭杨伯峻,孟子.离娄上［M］.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⑮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页.

⑯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5页.

⑰［宋］朱熹,朱子语类［M］,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第978页.

⑱王阳明，传习录［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第68页.

⑲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271页.

⑳下程勇吉，中江藤樹の哲学［J］.京都哲学學會,1949年,第!63页

㉑正宗教夫编，《蕃山全集》第3册［M］,蕃山全集刊行会,1943年,第354-355页.

㉒集义和书,引自吴光辉.熊泽蕃山的时处位思想［A］.

㉓本体的解枸与重建［C］.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95页.

㉕熊泽蕃山,日本思想大系30,集义和书，第5卷，第93-95页.

㉖熊泽蕃山,日本思想大系30,集义和书，第5卷，第97页.

㉘熊泽蕃山，日本思想大系30,集义和书，第8卷，第141页.

㉙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的研究［M］,创文社,1980年,第466页.

㉛日本思想大系55,第506页.

曲正宗教夫编，《蕃山全集》第3册［M］,蕃山全集刊行会,1943年,第282-283页.

参考文献:

[1]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的研究[M],创文社,1991年.

[2]王家骅,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M],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98年.

[3]严少邊,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M],浙江人民出版社.

[4]王新生,日本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三版

作者简介:刘齐文,男,贵州师范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日语言文化比较，日本近世思想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