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该文系杜泽逊先生自述《四库存目标注》编撰过程，其中有许多饶富趣味的细节，亦可见巨著之成编，乃十数年心血所聚，非偶然也。

拙撰《四库存目标注》已于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大书从创意到出版，前后共历十五个寒暑，其间以一己之力，独力经营，个人工作之艰辛甘苦，师友之期望鼎助，还有颇多的细节琐事，皆一言难尽，只可一一追忆。

我于1981年从滕县一中考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显然由于这个系以“旧学”著称，加上一点儿家庭的影响，我很快迷上了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1985年大学毕业，我又如愿以偿地考人本校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师从董治安、王绍曾等先生。1987年毕业留所从事科研工作，我被指定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手，1988年撰写的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即由王先生指导。为了写这篇论文，我把《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一字不落的通读一遍，做了许多卡片。这是我研究“四库学”的开端。

我留所工作的第一件大事是参加王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部书是为《清史稿·艺文志》及武作成《补编》拾遗补阙的。《艺文志》及《补编》著录清人著述约二万种，而《拾遗》竟得五万四千馀种。这样的收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资料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时的取材来源是山东大学图书馆比较丰富的各式各样的书目。这些书目是近人胶州张鉴祥（镜夫）先生“千目庐”的旧藏。我在无数遍査阅这些书目的过程中，了解了它们的特点和用途。王先生还开了书单，命我为这些书目写提要，还逐篇批改，写成的不下百篇。我因此熟悉了三百年间我国藏书家的递藏源流，我认为这对学习版本目录学至关重要。

1992年1月，我奉王先生之命到北京中华书局送《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部分书稿，随后到琉璃厂逛旧书店，无意中发现一部《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清刻巾箱本。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存目》有单行本。书中有朱墨批注各书的版本。从书中夹有一页“民国卅四年一月十四日星期日”的日历，并且从日历背面用来批注《四库》漏收之书来看，批注者是民国后期的学者。书中还夹有开明书店稿纸一条，或许这位学者在上海。顾廷龙先生曾怀疑是陈乃乾先生手笔，我去北图查过陈氏手辑的莫棠《铜井文房书跋》，觉得有差别。至于书中钤有“莫棠楚生”一印，亦不敢信其为真，因为莫棠的印章都很精细，这一方祖疏多了。不过书中的批注却刚劲遒美，手笔不凡。我花了八十五元买下此书，大约超过了当年我的月薪。我回家与《四库提要》比对，发现占批语绝大多数的朱批，全部取自《提要》，只有占批语少数的墨批是批注者从别处获得的版本信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计划作《四库存目标注》的直接原因。

我和内人把《存目》逐条抄在硬皮本上，每条之间空四行，以便添注版本，共抄了十一个本子。不过当时《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还没完成，所以《存目标注》还不能着手。我认为这项工作要用数十年才可能基本完成，《存目》的书有近七千种，一一标注其传世版本，谈何容易？

许多事都不能按个人的意愿去发展。1992年5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26日分组讨论，周绍良先生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急需出些原始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类》有很多重要的书，晚明和清初的很多书收在《存目》类中，如果编一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齐《四库全书》，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简报》第四期）28日分组讨论，胡道静先生又指出：“《存目》开列的书有六千多种，比《四库全书》多了一倍。这些书曾放在翰林院，但在八国联军时被焚烧了。《存目》中的不少书，只是由于不合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正统观念，而未被收人《四库全书》，其实《存目》中的书有价值的也不少，如李卓吾的哲学著作等等。为此，今天也要作个清理，既弄清《存目》中的书存与亡，也是为搞好全国古籍总目做准备。”（同上第七期）两位前辈的发言后来又刊登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就是说，关于《四库存目》版本调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已广为人知，不再是什么秘密了。这当然使我又高兴又忧虑。高兴的是我的判断得到印证。忧虑的是可能出现多人从事这项工作，造成“撞车”，更有善于组织队伍搞学术突击的，不一二年即可出书，那就进退两难了。

我向董治安先生请教处置办法，董先生为我支了个招：写一篇说明《存目标注》意义的文章，分寄古籍界学者征求意见。我就仿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用文言文写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分寄傅璇琮、赵守俨、章培恒、黄永年、周勋初、安平秋等先生。傅、赵两先生很快回信鼓励，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傅先生还把《叙例》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2年11月20日第246期上。为什么《叙例》用文言文？当时我是无名小卒，别人不摸底细，看了文言文的《叙例》，自然要高估三分，不敢前来撞车。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但也显示了我的决心。

基于上述原因，我就在晚间试作《标注》，探索经验。1992年11月5日，我曾到北京办事，拜访住在北苑的顾廷龙先生，把《标注》第一册章给顾先生看。先生阅后告诉我：“事成则功德无景。”又说他也有《四库存目》批注本，留在上海，等回上海带来给我参考。顾先生当时还出示《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部，上有先生过录的朱学勤、陆树声批注，为前所未闻。

1992年12月，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北大教授刘俊文先生、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张忱石先生等共同向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提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计划，23日获规划小组组长匡亚明先生批覆，同意该计划，定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1993年1月成立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刘俊文先生任主任。不久，傅璇琮先生推荐我加人工委会。4月20日《古籍简报》又发表我的文章《四库存目标注•易类书后》。10月17日顾廷龙先生从北京寄来《四库存目》批注本四册，并附函一封云：“近读《古籍简报》，欣悉先生从事《存目》版本甚勤，无任钦佩！鄙人昔曾从事于此，所见《存目》书即注于目下。当时燕京购书费拮据，有收有未收。收者均在今北大。未注版本者，因已收入丛书，容易找。后来芦沟之变，百事俱废。兹将批注本寄奉参考，想河海不捐细流，或愿一顾。”老辈虚怀若谷，岂可企及！我便把顾先生的批注过录下来。顾先生批注《存目》在抗战前，似又早于那位不知名的批注者。这样，我知道的批注《存目》版本的就有了两家。也在1993年，我的《四库存目标注》被评为当时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来得知评委正是我曾征求意见的安、黄、章、周诸先生。

1994年5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籑。我参加了会议，但到10月19日才正式住到北大，从事编纂工作，初任编目室副主任、常务编委、工委会委员，后改任总编室主任。从此在北大住了三年多。

在入住北大之前，《标注》根据各家书目完成了经部、史部的初稿，子、集二部还未着手。可是《存目丛书》根据专家建议先编的是子部。于是我又快速地把子部标注出来，以供《存目丛书》选择底本之用。当时获益于两部书目，一是《中国丛书综录》，一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其馀书目则有二三百种，随时査考添注。我还专门到中科院、上图等大馆査书，不过个人力量十分有限。我们陆续把未査到下落的《存目》书编成“征访书目”，寄到一百多家图书馆，发现了一些存本，扩大了调査成果。随着编纂工作全面展开，各地拍摄的胶卷陆续集中到编委会，査卷、还原、初审、拼版、二审、三审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我的任务是胶卷还原成纸本（有的图书馆没有拍摄机器，直接复印）后，逐种查验是否《存目》所载之书，卷数完缺，版本与以往著录符合与否。在这一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序跋，并作了与版本鉴定有关的摘录，对原书的行款、版式、刻工、牌记、校阅评选署款，以及收藏者手跋、印鉴等等，作了详细记录。其间对于诸家著录在书名、卷数、版本等方面的失当之处进行了许多汀正，也发现了《四库提要》许多错误疏漏，随时进行了纠正。基于鉴定版本的需要，我还在国图、中科院、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市委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等处査验了大量原件，以及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一一作了详细记录。我的十一个本子越来越满了，我知道这些记录难以回查，所以大都是用工工整整的繁体字记录。空间不够用，我写得密密麻麻，不够用就粘上浮签。有的名家手跋，草书文字认不全，或者印章认不全，就复印成小条粘附册内。然后找机会向人请教。我曾几次向山大蒋维崧先生请教，可以说从来没有不令我满意而归的。

由于要审阅的书多达四五千种，我每天只睡五小时。我在三十岁以前长期闹肠胃病，这时候也不闹了，每天工作到半夜十二点，饥肠辘辘，要吃东西，开始饮酒，居然这几年里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大约每月回济南一次，临行把十一个本子用塑料袋包好，托刘玉才、顾歆艺两君存放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处，并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命根子！”

《存目丛书》多次召开专家会议，在京的冀淑英、刘乃和、周绍良、周一良、侯仁之，京外的黄永年、王绍曾、来新夏等先生，都曾出席，顾廷龙先生那里我常去，送送拟定目录，请教问题。黄先生常来北京，会议之后先生照例要多住几日，一般也由我陪侍，因此有许多请教的机会。冀先生近在国图，除了我经常拜访外，几乎每次专家会议她都必定应邀前来。国图的部分善本被选为《存目丛书》底本，有不少是冀先生亲自查验书品，填写査核单寄来，她的字一笔不苟，从笔画上可以感觉到她的手微微颤抖。关于《存目标注》，顾、冀、黄三先生指导较多，有这样一种因缘，这是我感到十分幸运的。

1995年10月29日，我审阅明代申时行《召对录》一卷，明万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本。书中钤“冯氏辨斋藏书”、“慈溪畊馀楼”、“申璋之印”。有申璋题记云：“先文定公遗书，在清代为禁书，至不易得。顾君廷龙，旧姻也，于春间在北平书肆见先公《召对录》一卷，毛边纸，惜后阙二页，驰书告余，以法币十二圆得之，旋赠于怀弟珍藏。不几时，潘君承弼又得是卷，纸张不同，完好无阙。潘君为世交，知书乃余家先代宝物，承以见赠。用书之简端，藉志欣幸。时丙子复六月大暑节，十二世孙璋敬识。”按丙子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顾先生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我把这条申璋手跋复印寄给北苑的顾先生。先生于11月2日用毛笔写了两页回信，内云：“承示申君一跋，此事恍然如目前。申先生与潘先生在苏州一银行共事。申君好收藏，尝得吴大澂画人物轴，龙编《愙斋年谱》时，曾得一照片景印。愙斋能画山水人物花卉，写字则初作玉筋体，后学杨沂孙，再作金文。吴氏通信作金文者，我见致陈簠斋、潘租荫、王廉生、李眉生诸人。

1997年10月底，《存目丛书》完成并出版完毕。收书四千五百零八种，精装一千二百册。10月31日在北大光华楼召开总结大会，与会者二百馀人，我受工委会、编委会委托作总结（发言稿发表于《文史哲》1998年3期）。黄永年先生在发言中充分肯定《存目丛书》是古籍整理的一大功绩，同时特别指出：“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杜泽逊同志所撰《四库存目标注》，是目录学上的一大贡献。”黄先生指着台下的我说：“希望快点出来！”事后黄先生说：“《标注》要全是不可能的，可以先出来，以后再增订。”根据黄先生这一建议四库全书难认的书名，我写了一页样稿，是繁体字横写的，模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便今后配套。拿给黄先生看，同意。拿给顾先生看，顾先生不同意，主张用竖排，认为“古书不能横排，只能竖排”。于是我回济南后很快订制了竖格纸，改用繁体字竖排，这就是今天问世的面貌了。我在11月2日陪王绍曾先生回济，结束了北大生活。回济后致函各地师友。11月29日冀淑英先生回函云：“……三数年来，参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工作，诸承关照，深感盛意。大作《四库存目标注》，其工甚巨，其功之伟，亦可预见，谨预祝成功。”后来通信，冀先生对竖排亦表赞成：“大作《四库存目标注》准备繁体字竖排，甚佳，亦与古籍传统习惯相协调。甚望早观其成。”对《标注》，冀先生给予的指导与鼓励，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从1997年底到1998年初，我补查了若干新成果，然后开始写定工作。前面所说的十一个本子是清稿的依据，算是第一稿。从第一稿到写定稿，还有相当的距离。《存目标注》首先要根据《四库提要》、《四库采进书目》査清进呈本的情况，这是标注传世版本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吴慰祖先生校订的《四库采进书目》对《涵芬楼秘笈》内所收《进呈书目》进行了大量改动，改动的依据是《四库全书总目》。众所周知，《四库总目》多有错误，吴氏遇到《进呈书目》与《四库总目》不同时，大都对《进呈书目》进行了修改，这就造成了大量误改。我在目验原书的基础上，在订正《四库总目》的同时，也订正了吴慰祖大量的错误。

在清理进呈本情况之后，才逐一标注各书传本。一部书的传世版本，有自身的刊刻源流，例如明代胡震亨刊刻的《秘册汇函》，后来失火，把书板给了毛晋，毛晋扩大规模，刻成著名的《津逮秘书》。毛氏的版心有“汲古阁”字样，版心白口，书名在鱼尾上。胡氏版则无“汲古阁”字样，版心黑口，书名在鱼尾下。《中国丛书综录》在《津逮秘书》条只说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未作任何说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同。但《四库全书总目·津逮秘书》条就指出来了。至于张海鹏《学津讨原》，大都从《津逮秘书》本出。这样，《秘册汇函》、《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就有了特殊关系，如果一部书同时被收入这三个丛书，那么这三个本子之间应是具有亲缘关系的一个系统，其中《秘册》本与《津逮》本可能为同版。这当然要查验原书。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那就会盲目罗列异本，而不知其递嬗流变，那版本学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对于不同的版本，它们之间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别，大抵《存目丛书》选择的是较早的本子，这些本子我有版本特征的详细记录，在《标注》中就比较详细。后来各本则相对简略。有些本子没有一一目验，只能根据书目来标注。所以《标注》只是知见书目，有见的，就记录详一些。知而未见的，则著录简一些。这也是传统做法。只是我见到的本子总在五千种以上，数量较大，所以提供的关于版本学、藏书史的内容就比较丰富。

清稿过程中，为解决疑难问题，我与全国各地的师友写信，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我把他们来信提供的信息和意见摘入《标注》中，一一注出他们的名字。这些信件足有好几捆，在一般人只会发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今天，这几捆手写的、有着特殊内容的学术信札，相信可以成为图书馆或博物馆的收藏品。由于清稿工作伴随着大量的教学和其他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到2005年10月才完成。从创始之初，已经历了十三年零九个月。

在清稿大半完成的阶段，内人程远芬着手编制索引。她有一定的经验，因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上百万字的四角号码索引就出自她手。根据我们的理想，《四库存目标注》共编制了四种索引：一、《撰校评阅序跋者索引》；二、《书名索引》；三、《刻工写工及刻钞者名号索引》；四、《藏书家及藏书印鉴索引》。这四种索引服务于：版本学、目录学、藏书史、四库学、辑佚学。关于前四者不用解释，关于服务于辑佚，主要是大量序跋，往往不见于作者的文集，借助索引，可以知道不少线索。2007年六十卷、三百多万字的《四库存目标注》共八册正式问世，其中正文六册，索引二册，内封是顾廷龙先生生前题写的书签，他老人家曾答应写序四库全书难认的书名，却于1998年8月22日溘然长逝了。在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日子里，就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吧。

选自｜《藏书家》第15辑，齐鲁书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