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化的由来，一说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巡游至此，见此处山水灵秀，宜开化；另一说是北宋赵氏官员巡经此地地方志中的山川地理，观其山水地势，认为此地宜开化，于是取名赵化，意即赵氏官员开化之地。据《赵化镇志》载，今赵化镇隋唐时属江阳县地，宋时始置泸川县赵化镇，明初设赵化巡检司，清置洪合乡赵化保，民国元年称赵化团（后改赵化镇）。无论建置如何变化，“赵化”之名自宋时沿用至今不假。
对于赵化镇，我有深深的乡愁情结，除了这里是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外，古镇至今保存完好的古街、古巷、民居等古建筑、历史遗迹和自然人文景观深深地吸引我，“九口十八滩，桥上立灯杆”成为记忆里抹不去的印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里出了一位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先驱、“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几乎与古镇齐名，就连镇上1940年创办的一所学校也用其字“裴邨”的谐音命名为“富顺县私立培村中学校”。后来因为在这所学校工作九年之便，我亲眼见证了学校更名为“光第中学”、刘光第汉白玉书生像在校园落成、培村行政楼建成投入使用、培村文学社及其社刊《小溪流》应势而生等一系列与先生有关的大事，也有幸参加过刘光第殉难百年祭。现在的赵化，早已今非昔比，刘光第故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等古镇名片已经享誉川南。2015年，赵化镇又成功入选“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成为全国首批入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悠久历史、地灵人杰和秀美山川将以志书的形式在世人面前掀开其神秘面纱，将在更大范围内展露古镇风韵的沧桑和久远。
说起与古镇相关的志书，除了近年出版的《赵化镇志》，当追溯至130年前刘光第先生为家乡编纂的首部专志——《山水志》。据《赵化镇志》载：“清光绪十年（1884年），刘光第先生因家贫，一时不能筹措到北京赴任的生活费用，留在家中。当时富顺知县陈锡鬯十分重视人才，对光第很器重，委他为赵化镇文昌书院的山长，为家乡培养人才。他在文昌书院任教三年，利用业余时间，对赵化镇山山水水进行实地采访，写成约五千字的《富顺赵化镇山水志》。”
所谓《山水志》，就是以记述山水为主的志书，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历史上就有编纂山水志的传统，其源头可上溯至《山海经》《水经》等。清代著名学者、富顺知县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二年纂修的《富顺县志》，被誉为“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者也”。该志以“山川上、山川下”记述富顺山水，其略占全志五分之一的卷目由段先生亲自撰写并考订，全志被梁启超先生称为“方志中之表者”。根据笔者考证，这部段玉裁修《富顺县志》被光第先生捧读过，尤其对他纂修《山水志》产生过积极影响。众所周知，除了读书报国、变法图强，光第先生还喜欢游历山水。赵化沱江两岸、泸叙邻郡、峨眉青城、东南沿海……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他的诗文。或许《富顺县志》所记山水不足以涵盖“大赵化”的灵山秀水，成为光第先生编纂《山水志》的一大动机；又或许是受段玉裁修《富顺县志》精细的考证和优美的文笔所感染，光第先生也想编纂一部体现赵化特色的《山水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先生喜欢家乡的山水之美。
可惜的是，《山水志》只是一部并未刊刻的手稿，即只有正文部分。翻开这部珍藏百年的志稿，近者如赵化镇的西街、小儿山、普安砦、了果寺、铁龙垇、银蛇溪、鳌山砦、桂香池及刘光第曾居住多年的“晚晴别墅”尽在其中，远者如万寿场、虎头城、怀德镇、富顺、南溪、荣昌、峨眉、三峡、雁宕等众多古今地名也一览无余，读志仿佛品一瓶装满乡愁的五味瓶。全志系统而全面地记载了19山、6崖、11石、9洞、4石盘、3水、8溪、1灏、2潭、1沱、2湾、1洲、1泉、7井、5池、3塘、1沼、12桥、1跳蹬，几乎涵盖镇域内外的有名山水，资料丰富而详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段玉裁修《富顺县志·山川》的不足，对赵化镇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人文经济的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除此外，《山水志》还可为地方政府开展古镇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重要参考，也可为地方志编修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愧为一部堪存堪鉴的佳志。
该志全文4300余字，与如今大部头的专业志相比，文字记载精炼而简洁，可谓句句经典、字字珠玑，读来仿佛置身奇山怪石、危崖险洞、飞瀑流泉之中，如同品读一篇山水散文般享受。如“璧珠崖山在镇南十五里。群峰攒簇，上含云气，有珠联璧合之形，实为镇中地脉分龙之山。”“立石崖在镇东十五里，锡溪内。悬崖立石，大如瓦屋，一线不坠地方志中的山川地理，奇险骇观，惟三峡崖石，足以状之。土人云，有时无心撼之，摇动欲坠。殆如雁宕（即雁荡山，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境内）雌雄石然。”“鸡冠石在镇东二里江岸。轮囷圆削，如竖鸡冠。江涨时，龙潭水势，斜射过江，泡漩汹涌，荡刷崖岸，赖此石当之。”“高洞在镇北一里，甘溪内。崖高数十丈，腹虚，多玲珑小石山。夏间水帘濆瀑成雨，嵌空应声，如雷鸣地底，近之白日为昏。其左去半里，有小高洞。”这种句式满篇皆是，山水之美仿佛跃然纸上，遣词造句透露出修纂者信手拈来的功底，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1993年版《四川通史（第五册）》对刘光第有这样的评价：“进入咸光以后，才出现了李惺、刘光第、刘光谟等的方志家和方志学家，他们既从事修志，又升华为理论，这是蜀中方志文化的一大灿烂硕果！”
《山水志》不仅记述了赵化镇及周边（清朝富顺县洪合乡）山水的地理位置、自然特征，还沿袭了旧志山考、水考的传统。如“君子石《县志》云：‘在县南六十里赵化镇。一石峙江畔，低昂起伏，有揖逊状。’按：今土人呼为雷劈石，而别以江心独峙者当之，误矣。”这里的“《县志》”即清乾隆四十二年段玉裁修《富顺县志》，光第先生引用段玉裁的考证成果指出了“君子石”的准确地理位置和正确称谓。又如“虎头山镇东十五里。《县志•山川上》云：“在县东南六十里。山石崛垒，蹲踞江边。下有洞口，吞吐云气，如虎形。山顶有泉，四时不涸，宋末咸湻中，徙城于此，遗堞尚存。”《古迹》 云：“虎头城在县东六十里虎头山。宋咸湻初，移监治于此，元初仍徙旧治。”又云：“富县监安抚司，即虎头城。”《建置》云：“咸湻初，徙置虎头山。元至元十二年，复于旧治，置富顺监安抚司。”《方舆纪要》云：“元至元十三年，置富顺监安抚司。”又云：“虎头城，县西南六十里虎头山上。其山高六十余丈，蹲踞江边，状若虎头。宋咸湻元年，徙富顺监于山上。因山为城，不假修筑，足以御寇。元复还今治。”光第先生为记述“虎头山”，查阅了清乾隆四十二年段玉裁修《富顺县志》“山川”“古迹”“建置”及清初顾祖禹所撰《方舆纪要》，证明富顺监并非段玉裁所书“宋末湻熙”迁至虎头城，于是改“湻熙”为“咸湻”，这在民国二十年宋育仁修《富顺县志》里也得到印证。文中有不少这样的考证，凸显了光第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作为一部专业志，编纂者在记述山水的同时，还不经意间把与之相关的人文历史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又显得那么顺其自然、恰如其分，不得不佩服光第先生的博学多才。如“罗汉井在罗汉坝罗汉寺西。水特芳冽，里人煮酒和药多汲之，即明杨慎诗所谓“廊僧瞑汲怯寒溜”者也。”文中杨慎即明正德状元，时与“西蜀四大家”和“嘉靖八才子”之一的富顺县人熊过交往甚密。据传，杨慎住泸州期间，曾几次专程到富顺拜访熊过，但不知沱江边的罗汉寺有没有吸引这位才子驻足。但可以确定的是，光第一定仰慕杨慎的才气，并把杨慎描写某古寺的诗句“廊僧瞑汲怯寒溜”引入志文中，为“罗汉井”这一条目增加了人文之美。后来，光第先生也写下《罗汉寺》：“江路青烟散，山门绿竹斜。小桥存古树，远水见渔楂。战迹愁烽火，名心淡佛花。少时题壁意，可笑为笼纱。”两位才子前后相隔三百多年，佛门之地的禅意竟都同入他们的诗境，而赵化镇的罗汉寺不经意间成为见证。再如“屏风山镇东南十五里。横列如屏，高障云日，数十里外，即能望见。咸丰庚辛间，‘李逆乱’后，里人始筑砦其上。”文中的“李逆乱”是指咸丰年间从云南起义的“李蓝义军”，曾在赵化镇与当地民间武装发生过惨烈战事。光第在《先伯泉溪公家传》有载：“咸丰中滇匪之变，首逆李短搭搭，由石灰溪连败，窜八角砦，溪中浮尸几满。”光第先生生逢乱世，纵然守制在家也心怀国家和乡里之安危，在修志时也不忘交代这段战祸，给后人留下了警醒和思考。对于做善事的乡人，光第先生也是毫不吝墨，这里面也包括他的父亲。如“锡龄桥在锡溪。光绪初，里人张万材捐数千金修建，有荣昌敖翊臣记。”“银蛇溪跳登同治初，里人刘永茂补修。癸酉大水后，朱泰兴、龚长春复培修，立石道左。”“里人刘永茂”即光第先生的父亲，曾捐献十数金修补银蛇溪跳蹬石，方便行人过河。这样记述，既表达了对父亲的追思，也是对修桥补路等行善积德行为的尊重与表彰，字里行间浸透着深深的民本情怀。
读着整部《山水志》，优美的文字描述的都是青山绿水，向我们展示了赵化镇100多年前的山水之美。古语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之间，似乎是古代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光第先生也没例外。或陶冶情操，或寄托情感，我们不妄加揣测作者的编修意图，“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所幸的是，光第先生为家乡留下了一部迄今为止发现得最早而又无比珍贵的《山水志》，一部足以存史、资政、育人的实用史料。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去感受光第先生恬静的心境及胸怀天下、心系桑梓的情怀，也可去触摸他的古镇乡愁和情真心美。我想，每一个开启《山水志》的读者，也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内心深处那份相似的家乡记忆。
当前，全国上下正处于推进城镇化和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保留乡土文化记忆，让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每一个人都该思考的问题。倘若此，无数的《山水志》将接力光第先生编纂的《山水志》，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在每个人的乡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