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很早即誉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既然被称为文明古国，就要有文明古国的标志，长城、大运河、故宫、秦始皇兵马佣、三星堆等都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除了上述中外闻名的古代建筑和遗存之外，代表我国古代文明的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我国是世界上古代文献保留下来最多的国家，有说十余万种，有说二十多万种。不管多少，这些典籍都是我国的巨大财富。之所以我国能将大批古代文献完整的保留下来，应当归功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而我国正是这两项对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国。
我国传流下来的古代典籍内容丰富，种类繁冗，其中既有史书、地理书、兵书与农书，也有政书、类书、天文书与占卜之书。除上述典籍之外，在我国的古代文献里，还有一种特殊体裁的书籍——即倍受瞩目的地方志。在我国现存的古籍当中，有人估算府志、州志与县志约占我国现存古籍总量的百分之十。我国现存古籍有十万余种，就是根据现存记述府州县的地方志书数量推算出来的。但这种统计仅限于府志、州志、县志，如果算上其他各种专志，地方志在我国现存的古籍当中所占比例将会超过百分之十五。
什么是地方志
地方志到底是一种什么书，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属史书之流，有的认为应入地理书之列，也有的认为地方志乃“史地两性，兼而有之”。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修志以来，对地方志的属性，出现了很多新观点。有的认为是“地方百科全书”（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有的认为是“行政管理科学的书”（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的认为地方志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方信息学”，为“地情之书”（刘伯伦《方志与信息》）；而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说“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这些观点或标新，或立异，各执一词。地方志到底是什么书？简单说就是专门记述一个地域或某一事物一般情况的书籍。
地方志的产生
地方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已不是简单的一本书，而已成为一种文化，即方志文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必然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我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地方志应该是中国纪事史学发达的产物。
中国人的历史观念特别强烈，“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汉书·艺文志》）。在他们的眼里，不仅帝王之圣德，国家之兴衰应该传之后世，山水河湖、政区演化、社会风俗、人杰贤达等各种客体也都有历史的传承，同样应该认真记录下来。周代的史官分为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分工非常明确。据说《春秋》即左史所书，《尚书》即右史所书。
大一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车同轨”、“书同文”，文化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化发展有着强烈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这就是文化统一的表现。正是文化发展的这种连续性与统一性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强烈的向心力与民族凝聚力，而强烈的向心力与民族凝聚力又促进了同一文化的发展，国史编纂就是文化同一的产物，编修国史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件大事，所谓正史就是被官方认可的国家史。
但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光有国史而没有地方记载显然是不完备的，于是，以地方志为代表的地方记载便应运而生了。中国地方志的出现与纂修，完全可以看作是国史编纂在地方的延伸，两者编纂的模式与连续性极为相似，其体例也是国史体例的翻版，所以方志的发达实际上就是中国史学发达的产物与表现。传统具有强烈的惯性与约束力，修志传统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无形的约束，促使地方志编纂的持续化。
这是从大的方面说地方志产生的文化背景，从另一方面看地方志的产生还有其具体的影响因素。
1、全国统一行政区划制度的建立与地籍观念对方志形成的影响
秦统一全国后，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秦始皇实行了全新的国家政治制度，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废分封，实行郡县制，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
秦以后历代的行政区划虽都有一定调整，但大都一准于秦，基本体制未变，只是局部调整而已。郡作为一级行政建置，宋代以后被取消。在我国古代使用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行政建置当中，州设于汉，府出于唐，省则始于元。今州、府均废，在我国行政建置中只存省、县，而县作为一级行政建置自秦而今，始终未变。
行政建置完整体系的建立，形成了健全的行政管理体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这种政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使中央对地方的政令更加通达、顺畅。每个行政区划都有固定的地域，人们长期在固定的区域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籍观念便在人们的意识中开始产生并逐渐得到强化，这与先秦时期形成了巨大反差。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国”（这里指诸侯国）的观念、故乡的观念都比较弱，孔子虽生于鲁，但教书之余却周游列国，期望在它国获取一官半职，完成自己以“礼”治国的理想，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秩序，然这种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可见“鲁国”在孔子的观念中并不重要。
秦代以后，伴随健全的行政区划的建立，人们头脑中地籍观念产生之后，逐渐对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产生了特殊情感，而这种情感正是地方志产生的原动力之一，在某种角度上看，府志、州志与县志的出现就是地籍观念的产物。
2、户籍制度的完善与乡土观念对方志形成的影响
户籍与人口历来都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国家的赋税征收与力役征调，所以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即有了户籍与人口统计制度。《周礼·司民》说：“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这里的“版”就是户籍的意思。户籍登记由各地长官负责，年底之前还需将下一年户口和税收的预算上报，供国王进行考核。秦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制度化。汉代，每年八月为人口调查之月。唐代，规定三年修订一次户籍。户籍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呈上书省。户籍的式样由户部统一制定。
最初户籍、人口与土地、赋税统一登在一起。先秦时期，我国推行的是土地国有制，《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秦汉时期，执行的同样是这种政策。秦始皇刻石自颂：“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反映的同样是土地国有制。魏晋南北朝以后土地的私有化逐渐有所发展，宋代伴随土地私有化的加剧，土地、赋税与人口的登记逐渐开始分离。土地登记册又叫鱼鳞册，因土地形状大小方圆不一，有如鱼鳞，故名。户籍登记册叫黄册。可见古代对户籍与人口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户籍制度的建立把人长期禁锢在一个地区生活，人员流动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农村多以姓氏为名，张家村、李家庄比比皆是，家族成员就是村内的主要成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人员长期缺乏流动的结果。人们在一地世代而居，天长日久，家乡情感、乡土观念便随之增强，在人们眼里家乡是最美好的地方，俗语说“故土难离”，“亲不亲，故乡人”就是家乡情感的流露与体现。在这里地域文化、乡土文化已成为联宜乡情，维系人们情感的牢固纽带。正是这种乡土情感成为人们探索家乡历史、追寻家乡历史遗迹，传播家乡地方文化，颂传地方英杰业迹的另一个原动力。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产生出的直接成果就是地方志，即连续不断的地方记述。古代的府志、州志与县志，担当纂修重任的大都是当地学人，这些人为了编修家乡志书，乐此不疲，勤敏不啜，原因就在这里。
3、门阀制度与郡国声望对方志形成的影响
秦是我国诞生的第一个封建中央王朝，但早期方志的出现时间却是东汉。为什么秦建立大一统国家之后地方志出现得如此之晚？这和东汉以后我国的政治走向，特别是地方势力的增强有很大关系，这种地方势力就是东汉时开始出现的地方豪强政治与后来形成的门阀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政坛上一直持续了几个朝代，直至隋唐时期才告终结。
秦至西汉时期，国家实行的是强本弱枝政策，中央权力高度集中，所以地方实力羸弱，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化发展上就是重国家记述而轻地方记载。如《史记》、《秦地图》、《地理书》都是西汉时期的产物，记述的对象是国家。自东汉始，我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豪强势力在地方逐渐扩大地方志中的山川地理，门阀制度渐趋成型，直至魏晋南北朝，地方豪门望族始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这时期恰恰也是地方志产生与发展的初期阶段，显然地方志的产生应该和东汉以后的豪强政治有关。
东汉以后的地方豪强经济上拥有雄厚实力，政治上世居高位，长期为士大夫领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在朝政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本州、本郡，其势力之张，更是说一不二，当地官吏往往都要委政于这些望族。如三国时期，大家熟悉的袁绍、袁述、董卓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豪强势利。
门阀制度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究其原因，除经济上拥有雄厚的实力，把握朝政，有九品中正用人制度的保障之外，文化上的垄断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些望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与特权，维护门第制度，自然要寻找舆论工具，标举郡望，进而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地方志与家谱一样，便成了宣传门阀郡望的最好形式。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靠地方豪强起家当上皇帝的，他是南阳人，为了炫耀“帝乡”，他下令编写《南阳风俗传》，以旌表乡里，彰益名德先贤。“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隋书·经籍志二》）。此书虽名风俗传，实际上是一部专讲南阳的史地之作。是书一出，遂开汉魏六朝“地记”之先，此后，才有了沛、三辅、鲁、庐江等地的人物传。至魏晋南北朝，“地记”得到迅速发展，数量增长很快，所以在地方志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门阀制度起了重要影响。
4、封建知识分子的名山事业对方志形成的影响
古代的知识分子很注重修为，崇尚事业。古人读书的第一要务是做官，第二才是做学问，“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说的就是第一要务，然而著书立说的名山事业也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人要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的意思是树立圣人之德、圣人之功，“立言”的意思就是创立学说。但理想、愿望与实际往往并不是一挡子事，事实上真正能够实现著书立说者毕竟是少数之人。地方志也是一种著述，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编修地方志就是实现他们梦寐以求、著书立说的名山事业。唐宋之后，家乡观念，乡土意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越来越强烈，地方志就是家乡的历史，编修家乡历史是地方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在桑梓情感的驱动下，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热衷于修志事业，正因为如此，历代的地方志书都有很多当地学人参与修撰之事，并成为地方志编纂人员的主体，志书主修者一般才由地方行政官吏担任。
古代职官任职有一个严格规定，入仕之人不能在本籍担任主要官职，所以各地的行政长官都是外籍人士充任。这些外籍官吏对任职的地方同样具有深厚情感，他们对编修任职地的志书同样有着强烈兴趣。如果说当地学人是编修地方志的主体的话，那么绝大多数地方志的主修人员却是到本地任职的外籍官吏。
《析津志》是现今我们能看到部分内容北京最早的地方志。编纂者是熊梦祥，江西丰城人，曾任白鹿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析津志》就是他在大都担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之后，穷一人之力于门头沟斋堂编纂而成的一部北京志书。
《宛署杂记》是明代沈榜编纂的一部县志，沈榜，湖广临湘人。明万历时任宛平县令。他看到宛平作为神州赤县，竟然没有县志，遂感到责任之重大。正是出于这种责任感，沈榜“或受之疏牍公移”，“或采之编氓故老”，随事记录，撰《宛署杂记》而成，成为宛平现今传世最早的县志。
熊梦祥与沈榜都是外籍人士，为北京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析津志》与《宛署杂记》也成为北京古代志书中的珍本力作。正是本地与外籍知识分子的这种执著与追求，将地方志作为自己的荣誉与必竟之业，终致地方志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以上时地方志产生的文化背景，地方志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大略描述一下它产生的过程。我们的先人除对历史具有浓厚兴趣之外，对地理环境状况也很关注。先秦时期的《禹贡》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它所描绘的是夏禹统一天下后，四方向中央王朝朝贡的理想蓝图。《禹贡》按不同的自然地理特点，将全国划分为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九个州，分别记述各州的山川、土壤、植被、物产和交通等基本情况，根据每州的不同特点规定不同的赋税。“九州”一词作为我国的代称即源于此。《禹贡》对地理情况的记载和地方志很相似，所以有人将其作为方志源头之一。秦统一全国后，为了解全国情况与疆域领土，绘制了秦地图，这种图有图有文，即除图之外，还有一些文字记述各地之间的距离远近，物产、人口等地情资料。
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为以后地方志的产生奠定了良好基础。于是在汉代便出现了两种性质相近的书籍，即图经与地记。图经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地记就是记述地方基本情况的书籍。这两种书籍就是地方志的前身。所以我国早期的方志大都称作图经，如《沙洲图经》就是记述沙洲的志书，北京早期的志书也称图经，如《幽州图经》就是隋代以前的北京志书。经过长期发展，宋代，地方志体例渐趋完备，地方志亦逐渐成熟定型，图经这个名称才由地方志所代替。
地方志最初多为私修，隋唐时期开始向官修转化，到了宋代官修已成为地方志编纂的主要模式。在国家机构中，还第一次设置了九域图志局，专门负责修志工作，编史修志在全国已蔚然成风。明清时期地方志编修达到了鼎盛，官方对编修志书更加重视。明永乐时期，不仅诏令全国编修地方志，还颁布了《修志凡例》十六条；后又颁发了《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对志书名称、内容、如何编纂等都作了规范。清雍正六年（1728），朝廷又明确规定，六十年编修一次方志，将地方志编修制度化。民国时期地方志编修仍然持续不断，1929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内务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建立通志馆。1934年，内务部又颁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
解放以后，地方志事业发展颇为坎坷，50年代在全国曾开展了一次编修地方志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修志中途而折。之后伴随“极左”思想的日益猖獗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与排斥，地方志事业受到沉重打击，由于长期没有开展修志，人们对地方志已渐趋生疏、淡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迫切希望传统文化的回归，地方志编修重新得到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改革之初，中央提出了认识省情、市情与县情的工作部署，以为改革制定发展方略提供依据，而地方志的特性恰好迎合了改革开放，认识地情的需要，所以全国很快兴起空前的、声势浩大的修志浪潮。使地方志发展成为一项宏大的文化事业。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发了《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我国20年地方志编修一次，地方志正式成为政府的工作职责之一。
地方志的价值
地方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展现了特殊的魅力，有人说“方志文化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这话一点也不错。
为什么古人如此热衷于编修地方志，原因就在于地方志是“经世致用”之书。志书详审山川，备载方物，博采风情，著录政绩，成一地之总揽，正因如此地方志中的山川地理，古人才有“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明杨宗气《嘉靖山西通志》序）之慨叹，也正由于这个缘故，修志才日益得到官方的关注，特别是唐宋之后，编修地方志已成为官方的一件重要事情。有人形象的说：古代的地方官上任后主要有三件事可做，收税、判案与修志，这种说法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地方官吏管理政事的权限职责，但确实也表达了官方对编修志书的重视程度。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经学大师，更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儒，对政事也颇为熟谙精通，并深知掌握地情资料对地方官吏是何等的重要。据说，一次朱熹到江西去任职，当地官员为了迎合这位新来的上司，想了许多朱熹到任后可能会做的事，结果谁也没想到，朱熹下轿后首先要的却是当地的志书，这一举动大出迎接官员的意外。
到了清代，封建官吏不仅都把编修和观览志书看作是治政的要项，而且在制度上国家对地方官吏还提出了具体要求。清人编纂的《吏治悬镜》对新任官吏提出了23项规定，其中第三项就是“览志书”，可见观览地方志书已成为官吏任职的重要职责与政绩考核内容。
地方志为地方历史文献总汇，古代有见地的官吏每到一地，都把览阅志书作为了解地方风土民情的重要途径。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宪宗时，他上疏谏阻宪宗不要过于奉佛而获罪，被贬潮州当刺史，途中路过岭南之际，便借来《韶州图经》翻阅，随后题诗一首：“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这首诗“每逢佳处便开看”的“图经”就是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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