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热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延续性问题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关于辛亥革命和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研究成为近三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革命史观的叙述框架下，学界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大多是从和过去决裂的角度切入，强调作为中华民国肇端的辛亥革命与前朝历史之间的断裂。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后所肇建的中华民国其实延续和汲取了许多传统资源的养料。[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李细珠和关晓红两位关于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与辛亥时期地方省制的研究也都强调了民国初年的历史与晚清之间的连续性。李细珠指出，至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中央收束地方权力，使地方督抚实际权力大为缩小；另一方面，清廷中央对地方缺乏实际控制力，而所谓中央集权只是有名无实。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这一“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其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关晓红认为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而形成。因此，辛亥年间的省制纠结实际延续了自清末以来官治改革的“地方”困扰。对于辛亥时期政体选择过程中出现的省制困扰，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此外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章永乐从制宪和国家建设的角度来思考辛亥鼎革前后的延续性。他在《旧邦新造》一书中强调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的“大妥协”塑造了主权的连续性，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但在共和宪政方面，不同阵营之间分歧严重，诉诸不同的政治整合路径，从而埋下了宪政失败的伏笔。[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见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7页。]

二、新史观：以北洋政府为主体的北洋史研究

长期以来，在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作为革命的对象加以批评和抨击的，因此，北洋时期的历史被建构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卖国的一段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史观的兴起，北洋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努力开始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多年浸润于北洋外交相关档案之中，通过对照多国档案，透过多元观点，重建了以当时国际交涉的主体——北洋政府为主线的“修约”外交政策及交涉策略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理解近代史的视角。[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与唐教授在外交史领域重建北洋政府修约史的努力相呼应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北洋政府视作当时政治的主体，而非革命的对象，加以客观地研究。杨天宏教授通过从宏观上考察北洋时期的政局走向，得出结论认为，袁世凯作为北洋领袖在民国初年成为众望所归的国家首脑，但是他在主政期间却强调完善立法和强化国家行政权力，限制北洋各军事势力的权力，表现出“去北洋化”的倾向。袁死后，北洋裂变，南北对峙，皖、直两系军阀争夺“北洋正统”的招牌，作为其武力统一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此时曾经在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被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连年军阀混战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反而是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在苏俄的帮助下另辟蹊径，跳出“正统”的藩篱，重新塑造新的政治合法性共识，也因此而奠定了后来北伐胜利的基础。[杨天宏，《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杨教授的另一篇论文通过对善后会议的重新研究，指出直奉战争之后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并不是旨在对抗国、共两党倡导的国民会议、各军阀集团之间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段祺瑞政府在各派军阀实施“武力统一”政策屡遭失败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从议程上看，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但是，善后会议的人员构成及段祺瑞政府宣布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的抵制，同时参加会议的地方实力派目的各不相同，通过会议实现“和平统一”只能是空想。[杨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三、新取向：贯通民国史与革命史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受自身学科定位的局限，民国政治史主要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及其人物的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与革命史研究领域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逐渐形成了两个领域“互为畛域、壁垒显见、少有往来”的现象。[何友良：《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近些年来，随着者研究视野的拓展，加上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大量公布，杨奎松、邓野、黄道炫等学者因得熟悉中共史料之便，转向研读国民党史料后，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献，如同身临其境般地重建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奇诡多变、跌宕起伏的历史现场。杨奎松的《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一文探讨历史政治，基于对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关系大势的判断和毛泽东整体战略思维的把握，指出：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配合作战，并不是带有主动战略意图的“一石二鸟之策”，而是在非常被动情况下的饥不择食的无奈举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邓野的《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一文依据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日记，深入分析了1936年2月红军东征事件所引发的阎锡山与中共军队、中央军、华北的日军、陕西的张学良部队以及河北的宋哲元部队等五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深刻揭示了民国政治的内在底蕴与逻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黄道炫的《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一文将1934年秋红军长征初期的行动，放在与蒋介石、粤系相互博弈场景中加以“还原”，指出：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而在中共顺利突围的背后，亦可见蒋介石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心机所在。[《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四、新史料：蒋介石研究方兴未艾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领导人物，他在1949年之前统治中国22年，在1949年以后又统治中国台湾26年。长期以来，由于国共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岸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呈现出非黑即白的两极化评价取向。近年来，随着台湾“国史馆”陆续出版《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对外开放，在大量新史料与转化中的研究新视野的冲击下，海峡两岸学界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与书写都在发生悄然的改变。蒋介石的历史形象，由过去简单的两极化脸谱，逐渐向色彩斑斓的多元化形象演化。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一书是海峡两岸学界共同努力探讨历史政治，[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将过往或“圣”或“鬼”的蒋介石研究，还原为“凡人”式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蒋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政治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其政治生涯中有着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由此构建起纵横上下左右的立体人际网络，在其执政过程中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首次将各自的蒋介石研究成果融聚一炉，共同探讨蒋氏在政治、党派、军事、亲缘、爱情、地缘等方面的人际关系，深度解析了蒋的为人处世与精神世界，努力形塑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蒋介石。

陈铁健和黄道炫两位先生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一书，是在199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书基础上，根据学界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等档案资料，重新设计完成的面貌全新的著作。该书在原著着重阐释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基础上，新增蒋介石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统治资源和作为军人的蒋介石的权术、信仰、情感等部分，旨在验证蒋之力行哲学的实践效用，更加立体地呈现蒋氏的知与行。[黄道炫、陈铁建：《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人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集结了三人最近几年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所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11篇论文。[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对民国政治的结构性思考与蒋介石这一核心人物的经历融会贯通起来，从而超越个别历史人物的视域，带领读者进入尺度更大更广的历史大趋势中去。比如金以林写的第三章“关键的一年”，讲述了蒋介石在1932年经过第二次下野对执政理念和策略的反思和调整，从这一貌似平淡的一年中看到政治组织结构上的巨大变化。王奇生写的第四章“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谈的是蒋介石在羽翼未丰时先利用借重国民党元老，在权力稳固后又疏远架空这些元老的经过，他提示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用蒋介石翻脸无情就能解释，更反映了国民党代际更替的结构性变化。汪朝光写的第十章“最后的改革：金圆券发行”详述了这一公认对蒋介石政权威信危害极大的金融改革，同时又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指出，蒋介石及其政权在金圆券改革过程中，从民间搜刮的硬通货成为其后来成功退守台湾的经济保障。历史的吊诡之处，不免让人掩卷叹息。

五、新视角：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视角下的民国政治史研究

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视野与新方法的冲击下，近几年来民国政治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研究者在引入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后，开始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对政治文化构建的强调，及其通过文化符号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并巩固其统治合法性的意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是在北伐期间，以审判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王奇生教授通过还原中国第一个“反革命”罪出笼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揭示出在审判两位北军将领过程中所体现的本土地缘、伦理与外来法律、革命观念之间交相错杂的复杂关系；同时深刻分析了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至深的革命政治文化在建构过程中的虚实难辨的暧昧性与随意性。[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8-39页。]陈蕴茜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国民党如何通过在时间（各种纪念日和纪念周仪式）和空间（纪念堂和公园等）中构建起一套以孙中山核心的仪式、象征和记忆。她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国家传统个人崇拜的延续，又掺入了大量近代构建个人崇拜的技术，如传媒、教育、商品化等，由此来达到加强民族凝聚力、为国民党政权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李恭忠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设计建筑过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虽然在切入角度上与陈书不同，但在方法和取向上却非常类似，他也把围绕中山陵建构起的孙中山崇拜理解为国民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因此具有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缺乏民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国民党政权处理社会问题的态度方式体现了其阶级属性和政治路线，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研究这类问题，对深入理解政治史颇有助益。比如，1927-1928年间标榜民众革命的国民党在各地发起商民运动初期，试图以中小商人组织的商民协会改造并取代此前由大商人组成的商会，朱英对这一曲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发现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的态度逐渐温和，在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中已经承认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同时存在，体现了国民党政权从革命向保守的转变。[朱英：《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205-216页。]中央政策的转变也影响到地方政治。北平市党部领导的中下层商人团体商民协会积极发展民众运动，而代表北平商界上层的商会则与地方军政当局关系密切，反对打压前者。齐春风的研究从1928-29年北平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冲突中看到国民党政权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这一个案不是简单的权利之争，而是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新旧派之间、党、政机构之间的路线之争。旧派和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国民党中央，都希望维护社会稳定，限制乃至反对民众运动，而新派和地方党部则希望通过民众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造，获得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