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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6期

大型城市志篇目设计的三个维度

——关于二轮《成都市志》篇目设计的回顾与三轮志书顶层设计的思考

高志刚 杨文华

大型城市志编纂与省志、县（市、区）志、专门志编纂有同有异，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方志界关于城市志编纂即曾开展专门研究，目前已出两轮城市志书，也各有探索实践。因志书篇目设计关系到编纂理念、意图的体现与落实，结合二轮《成都市志》编纂实践，就篇目设计与调整如何把握好历史性、城市性、实践性三个维度谈点粗浅看法。

“历史性”的认知维度

“横排门类、纵述历史”，既是地方志编纂的重要原则，也是地方志书显著的外化特征。如何分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事关一部志书编纂的顶层设计成败；分类当否，也是评价志书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两轮修志过程中，方志界涌现出大量方志分类问题研究和经验总结文章，并初步形成一条带共识的志书分类原则，那就是“科学分类与现实分工相结合”①。

但共识原则，并不能消弥编纂实践中各自理解认识和把握的分歧。如对“科学分类”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是指参照科学的体系分类，还是指依据科学分类的原理，抑或是指分类“科学”的目标追求。如果是指科学体系的分类，那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参照什么时期的科学分类；其次，现实分工的“现实”，是指志书记述下限时的“现实”，还是编纂过程的“现实”，因修志周期不同，这两个“现实”有明显差别；再次，分工是指现行管理体制下的社会分工，还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业分工等。因理解和把握尺度不同，修志实践中出现诸多可自圆其说的探索实践。如2004年二轮《成都市志》启动之初，便提出“以全域成都发展思路设计二轮市志的工作方案和编纂大纲”，全志采用“大类大编”结构，参照已有国民经济分类国家标准、行业（学科）标准，建立分类体系，设卷首、地理、政治、城市建设、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市民生活、人物、卷尾10个部分。其中，“市民生活”卷类设置，在下行分类时，采纳社会学的学科标准进行规范横分；而“文化”卷设置，按照当时国民经济分类体系，传统的文化事业已并入社会事业，但根据成都市情实际，对“文化”做“升格”处理，仍单独作为一个大类，与“社会事业”并列。

同时，共识原则，也制约分类问题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志书分类研究文章大都围绕既有的“科学分类与现实分工相结合”原则做大同小异地解读和立足各自实践经验地自圆其说；而对这条“原则”本身有无缺陷、科学性如何、可操作性如何，深入反思、理性研究不足。

志书篇目按“科学分类、社会分工”横排门类，而分类的主体在编者，分类的基础与前提在于编者的历史认知。包括充分了解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学分类体系，充分了解志书记述时段地方历史发展情况，充分了解编者所处时代地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更重要的是充分深入了解城市历史的发展变化。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历史很长，而现代城市区划的历史则很短。如成都这座城市，传统意义上从战国末张仪筑城算起，有长达2300余年的悠久历史，而作为一级按“市带县体制”成立的新行政区划，则始于1983年。首轮《成都市志》同全国新修志书一样，记述时间跨度长达150余年，而下限为1989年，距现代意义的城市设立只短短7年；全志按“总志加专志”的互补型结构展开，内容记述虽强调“详近略远”、突出7年，但从编纂成书的篇幅上看，仍以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为主。而二轮《成都市志》记述时段为1990—2005年，虽仅短短16年，但记述对象完全是一座现代意义的城市，一座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城市。首轮市志新修时，记述时间跨度虽很长，但资料较薄弱，而二轮市志作为短时段志书，资料却较富集。资料少有少的难处，一是搜集难，二是编纂时“无米之炊”难；同样，资料多有多的烦恼，一是资料淘选难，二是 “大体量”资料的志书结构布局难。因同一座城市的两轮志书记述历史长短不一样，城市历史发展阶段、内涵和节奏都不一样，自然要采取有别于前者的篇目结构和叙事模式。

如果没有上述充分的历史认知做基础，脱离地方历史实际去讲原则、脱离科学体系与社会分工的动态发展去参照糅合各种分类标准，结果往往既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现实，方志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都难以体现。

“城市性”的思考维度

城市志，特别是特大城市志书的编纂，应作为一个特例来研究和探索实践，这在首轮志书编纂中即已提出，但二轮志书编纂中并未进一步深入探讨。

城市志书的编纂篇目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城市性”这个实际。什么是“城市性”？最早为其定义的城市社会学创始人路易·沃思（Louis Wirth）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有三大特征：其一，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其二，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其三，城市人口和生活方式具有较大异质性①。此后，不同时期中外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城市规划学者、公共管理学者各有解释，莫衷一是。其实，从本质上讲，“城市性”就是指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非乡村性”，工业化、后工业化城市社会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进步性。表现为人口规模的庞大与密集性、流动性，空间、建筑、环境、资源、生态集约化布局与基础设施配套的完善性，以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高度发达与产业、要素的聚集性，各种道路、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管网的密集与快捷性，科学技术、信息资讯的高度发达与普及性，居民生活的便捷与丰富多元性等。二轮《成都市志》所记述时段，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时期，像成都这样的特大中心城市、强省会城市的发展变化更为明显、更加快速，“城市性”更为突出，城市自身特色也更为鲜明。

因此，大型城市志书的篇目设计，要充分体现“城市性”、突出城市化进程及各自特点。在分类体系中，顶层横排门类设置不宜过高、过粗。如二轮《成都市志》最初采用设置卷首、地理、城市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民生、人物、卷尾10卷的“大类大编”结构，实践证明不是最佳选项。首先，这样的立类与其他志书趋同，“城市性”和“成都”的城市特色都不够突出；其次，编纂操作困难，未充分考虑专业分类和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的实际，将顶层分类设置过高，各部类内容内涵外延不一、资料构成情况不—、成志规模不一，进而导致分类层次不统一。如地理、人物，类别与类层相对较简单；而如政治、城市建设与经济类，往下细分层级就易失控。

结构性问题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来解决。因此，2013年二轮《成都市志》编纂工作重启时，针对“大类大编”存在问题和资料积累构成情况地理方面类方志，将原“大类大编”结构拆分调整为“中篇”结构，共设置42卷，以适应大型城市志、短时段志书行业分工细致、发展变化快速、资料信息富集的实际需要。

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四川省会所在地、特大中心城市，国务院发展规划定位为西南 “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回顾二轮《成都市志》编纂后期，围绕突出“城市性”、城市特色与时代特色所进行的拆分、增减及各卷篇目设计修订，有成功，也有未达预期而中途再度调整。

成都杜甫草堂内标志性建筑——少陵草堂碑亭

如首次篇目调整时，增设能源卷。能源是城市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部类，首轮市志未记，二轮志书“补所当补”，虽本身资料有所欠缺，但弥补了原篇目设计特别是对城市志而言一个重要门类的缺失。该卷编纂过程艰辛，因能源供给体制多元，一手资料的采集，有赖多元体制的单位分别补充提供；而志稿的记述，如能源供需构成、总量、设施、来源、储存，能源产品开发、市场、管道运输、服务站点等，需要突破能源供给体制、行政区域壁垒，进行资料整合加工记述。

将原“交通运输”改名“交通”并做前置处理。因最初“交通运输”只作为经济类的一个业态呈现，无法凸显“交通”在城市基础设施中的重要地位，更无从体现成都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地位与特色。将原“交通运输”改为“交通”，不仅仅是卷名的更改、位置的前移，更重要的是对资料进行重新整合，对记述角度进行重新调整。

增设传媒卷，系从原文化卷中剥离单列。资讯发达，是现代“城市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成都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是当年的《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等新兴纸质媒体，不仅是西部传媒的引领者，且在全国及海外都有较大影响。首轮《成都市志》分别设有报业志、广播电视志等分志，二轮市志改分为合，统于“传媒”，以体现“融媒”的新兴及传媒业的集团化经营等时代特色。

增设生态建设卷，目的在改变从前记述只重地理生态、不重城市生态，沿用历史时期的生态描述、忽略现实生态建设成果，或分散零碎不系统地呈现生态面貌的状况，强化反映成都生态本底、特色和生态保护与建设历程。编纂过程虽只是集合原地理、城建园林绿化、农林水利等已有相关资料记述，没有新增资料，但主题突出，时代特色与地方特色鲜明，效果较好。

改进科技卷篇目设计地理方面类方志，重点在加强“科技进步”的分类增设和“科学技术普及”的内容记述。因成都作为“西南科技中心”的地位，不仅仅体现在科技人才、科研院所、科研设施（如各类重点实验室）、科研领域门类、科研成果等，还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进步”、面向全社会为科技中心提供基础支撑的“科学技术普及”水平的提高。

改进金融卷、通信卷的篇目设计，重点在补充设置两卷所缺子类，新增记述条目，完善结构、加强记述。

增设改革开放卷，初衷在融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于一炉，体现改革开放时代主线和成都经验与成就。对该卷的设立与成志后的整体效果，有一定争议。编纂实施时，一面从各卷提取有关改革开放资料，一面尽力补充收集宏观性资料。作为单独成卷，有一定质量，但放入市志整体，各卷因抽去改革开放记述内容后显得弱化单薄。因此，最终采取市志审查验收委员会意见，将改革开放内容仍纳入原各卷做还原记述，以已成改革开放卷为基础，延伸记述时限，作为改革开放专志单独出书。

“实践性”的把握维度

所谓“实践性”，一方面，是指志书篇目设计力求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即志书篇目设计既要体现科学合理，又要便于实际编纂；另一方面，是指为实现篇目设计意图，达到设计预期目的、效果，而改进编纂操作实践方式。为此，二轮《成都市志》编纂过程中，开展了“新纲目体”运用、“统编统纂”操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纲”，从字面上讲，有两层意思，一是传统意义的从“糸”，指提网的总绳，与之相对应的是网眼即“目”；一是现代意义的分类学术语，指最高层的分类（class）。传统的纲目体，是以“纲为提要，目为叙事”，创于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此后为史学、历史地理学及方志类著述广泛采用；直至近现代，创新发展为论、注结合的纲目体式，即“（顶格）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此法“简单省事”“伸缩自如，改动较易”①，并先后涌现出多部纲目体史志名著②。首轮新方志编纂以来，篇章体著述和辞书、年鉴等条目体书籍已很盛行，同时也影响到志书的编纂实践，济南等一些城市志书开始尝试运用纲目体编纂③。二轮《成都市志》则兼容传统纲目体、现代条目体、章节体，各取所长，建立起“以述（即述体）、事（即顶层事类）为纲，按四级分层，从条目展开记述”的新纲目体与叙事体系。其“新”在于：“纲”，力求实现传统的提纲挈领的“引绳”概念与现代“分类”概念的统一；“目”，力求避免不同年鉴等条目设置的“平常”甚至固化，以体现“城市性”和城市特点。而新纲目体实施的难点也在于此，如何设置好体现“城市性”的类目，提取好反映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亮点、重点、特色、优势等条目，定位好概述、综述的编纂成为关键。同时，在新纲目体的篇目构架里，要做好“类别”与纵向“类层”的统筹，谨慎对待为反映地方特点、新生事物及时代特色类事物进行的“升格”处理，充分考虑具体资料支撑实际，尽量避免“升格”造成整体结构逻辑紊乱。

与志书新纲目体探索实践相适应的是编纂方式的“统编统纂”实践。成都市在二轮市志启动之初即提出“统编统纂”修志模式，以区别于一轮志书由部门分编分纂模式。“统编”，即统一对“新纲目体”及实施的认识，统筹制订志书编纂规划与编纂实施方案，统一部署分解市志资料和初稿编纂任务；“统纂”，即统一组织开展市志后期总纂合成工作。“统编统纂”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新纲目体的实施来提高志书编纂的整体质量①。

动态性的“协合”追求

两轮修志经验告诉我们，大型城市志书的篇目设计须立足历史性、城市性和实践性，并在编纂过程中根据资料和记述需要加以调整完善，达到篇目与内容两者的协合。特别是在进入编纂工作后期，不因担心造成“反复”而忽视内容与形式相互调适的工作。没有一蹴而就的篇目设计，也没有一气呵成的志稿编纂，在大的结构模式确定前提下不断进行内容与形式相互适应的动态性整体优化调整，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与二轮志书同样，即将启动的下一轮修志工作，也属续修的“短时段”志书。就在即将“接续”的这个“短时段”内、二轮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城市建设、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信息资讯等方方面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对地方志编纂来说，有两个方面的新情况、新变化已引起充分关注：一是来自政府机构组织系统的新情况，随着从中央到地方机构精简改革，大部门制已普遍实施。以二轮志书记述下限2005年后的成都为例，最近一轮机构改革后，有新设的新经济委、公园城市局等，有两个甚至多个单位合并新建的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工商局等，有经过合、分、又合的税务局等，由此带来以部门、单位为主体的资料采集机制与网络体系运行出现新变化。二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新媒体已然勃兴，出版图书读物的“融媒”取向已成趋势。放眼不远将来，可以充分肯定的是，下轮志书记述的短时段历史，比起二轮志书记述时段发展变化更大、更复杂也更快速。相应地随着“历史认知”维度的持续延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与对“城市性”、地方特色认知的更深化，都将深深影响下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将赋予新一轮地方志编纂更全方位、更富多样性、更具挑战性的实践。借鉴二轮城市志编纂经验、适应这些新变化，科学而切合实际地做好下轮志书的顶层设计，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根据机构变化情况，特别是目前有不少单位自觉或自发地开展部门志编纂和续志资料准备工作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为各修志部门、单位提供相应修志资料和志书初稿的框架性支撑和业务指导。具体而言，针对从无到有、单独新设单位，采用何种资料采集和叙事体系为宜；针对历史头绪较多而合并组建时间较短的单位，资料和志稿的类目设计与叙事体系显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新兴部门；针对税务这样多次大分大合的机构，资料和志稿的类目设计与叙事体系又当与前两种情况如何有别等。

其次，如何适应新融媒发展变化形势，拓展地方志资料的采集视野和渠道，让其成为传统渠道来源资料的有益补充和丰富。

再次，如何根据读者市场变化，借鉴新融媒，丰富志书的资料组合形式、呈现形态乃至出书的形式等。

未来志书的内容与形式，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实践研究的课题，仍是一个追求两者动态协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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