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库全书》纂修的缘起可追溯到康熙早年，有相关文献记载为证，它反映了清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文化政策。

关键词：《四库全书》 纂修缘起 康熙

《四库全书》是清代中叶纂修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综合丛书。它创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经数百位学者历时十年集体编纂而成，至乾隆五十四年才全部告竣，先后抄成七部，分贮于北四阁与江浙三阁，可谓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以行其“寓禁于征”的文化策略，他对我国古代典籍的保护整理之功，及其篡改摧毁之过，前贤及时彦论之已详，勿庸赘述。但乾隆纂修《四库全书》的初衷及其征集天下图书的手段，却可追溯到其祖父康熙，乾隆不过是步其后尘而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已。以修书的图书来源而论，当时除了清廷内府的藏书之外，主要是各省督抚的采进本和各地私人藏书家的进献本，而这两类图书都是在乾隆帝屡次颁发“圣谕”的督促下征集来的，由此体现了封建专制对思想文化的高压态势，而这一做法的始作俑者却是康熙，这在清代的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嘉庆年间徐锡麟、钱泳共同纂辑的《熙朝新语》（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嘉庆刻本，作者托名“古歙余金德水辑”）卷七，就有如下一段记载：

康熙二十五年，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益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外，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轶，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闰四月礼部等遵旨议覆：购求遗书，应令直隶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如得遗书，令各有司会同儒学教官转详督学，及该督抚酌定价值，汇送礼部。其无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愿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得旨。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奇诡，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收录。该部院即遵谕行。

上述两道圣谕亦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五和卷一二六“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四月”条，文字略有出入。从中可见年轻的康熙在国内政局稍为安定之际，就以“发明心性，裨益政治”作为搜访天下遗书的宗旨，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巩固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因此那些与“修齐治平、助成德化”无关的书籍，一概被视为异端邪说而不准收录，甚至欲投之水火，予以毁弃而后快。只是当时“三藩之乱”初平，国内的反清斗争尚未完全平息，加上次年康熙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去世，这一切使康熙无暇无力大规模征集天下图书，同时禁毁那些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到了乾隆即位时，天下太平日久，国力强盛，清政权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好大喜功的乾隆便欲完成其祖父未竟的事业，开馆修书。乾隆征求天下遗书的初衷及标准和康熙如出一辙，观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所颁发的圣谕可知：

……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覈典章四库全书四库是指，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

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的上谕：

……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四库全书四库是指，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用是广为蒐罗，俾无遗佚，冀以阐微补阙。所有进到各遗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核勘，分别刊钞。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馀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指也。（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据上引两道圣谕，可知乾隆修书的宗旨在于“世道人心”四字，这与康熙的“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名异实同，都是为了巩固清政权的专制统治，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思想。乾隆明确宣称以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作为征书修书的标准，因此何种书应刊，何种书应钞，何种书应列存目，何种书应禁毁，便不难甄别了。这一修书宗旨实滥觞于康熙。

至于《四库全书》不收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作品，恐怕也是受了康熙的影响。《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九“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条载：

甲子，九卿议覆。刑科给事中刘楷条奏，请禁止淫词小说，应如所请。上曰：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僧道，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1]

而《四库全书·凡例》也称：“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因此，明代中后期甚为流行的市民文学作品如《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等，自然都被视为“猥鄙荒诞、徒乱耳目”的淫词小说，必欲投之水火而后快了。乾隆对待民间文学深恶痛绝的态度，也与其祖父一脉相承。

此外，乾隆修《四库全书》，也包含有在文治方面与祖父一比高下的攀比心理。因为康熙在位时纂修了卷帙浩繁的《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乾隆好大喜功，又身当“盛世”，自然不甘落后，于是便有了全面清理古代典籍、纂修空前巨著的盛举，实欲继踵孔子的删述笔削之功，以垂名后世，这都是效法乃祖、附庸风雅的表现。综上所述，说《四库全书》始作俑于康熙是不为过的。

注释：

[1]参见《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叶薇 山东省潍坊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