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是每个人都抹不去的“烙印”。古人有“乡党情怀”，同乡之间，往往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领域“抱团取暖”；现代人亦然，“姓名+家乡”是自我介绍中的固定搭配。

话虽如此，真正对家乡知之甚深的，却并非是一个人或某些人，而是一部“地理百科全书”，即地方志（也称方志）。观地方志，便可知“一方的古今总览”，其地理沿革、史迹变迁、风俗人情、豪杰俊才，亦足以遍观概览。

因此，从重要角度来看，哪怕在浩如烟海的各类古籍中，地方志也能脱颖而出，甚至直追史书。至于其规模，更是蔚为大观（数量可达万种），约占现存古籍中的十分之一。那么，地方志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的呢？

上图_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

一、起源：古史中的方志萌芽

地方志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未成定论，但离不开两个方向：历史与地理。

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倘若方志起源于史，它便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出于自身统治需求，周王室曾设立过不少跟“志”相关的职务。

其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并负责起草周王室对诸侯国下达的诏令；又有小史掌“邦国之志”，以明辨天子及诸侯世系。此外，还有专人奔赴四方方志与地理志的区别，查阅舆情，待整理完后呈交“诵训”，便于后者“掌道方志”，以随时将各地情况介绍给周天子。是以，《诗经》才能遍采十五国风。

上图_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由此可见，至少在周朝时，地方志便已诞生出了萌芽。基于此，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春秋时期的一些地方史书（或者说国别史），如楚国《祷杌》、鲁国《春秋》等，皆可视为早期的地方志。至少从部分内容来看，地方志的确是某一地方的史书。

话虽如此，方志却不仅限于历史。

于《周礼》所见，一些官职不仅要负责地方文献，同样要掌握地图，将“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的变动牢记于心。如职方氏执“天下之图”、 司险掌“九州之图”，便可对各诸侯国地理情况、财政税收了然于心。

当然，后世地方志能拥有鲜明的地理特点，还要多亏了《尚书·禹贡》与《山海经》。其所侧重的山川河流、交通要道、特产风俗等地理要素，让方志“备受启发”，从而具有了地域特色。

上图_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

二、发展：汇聚风、地、史、志

上古时期，巫、史、文、地、医未曾分家。后来，史书虽较早“独立”出来，但仍旧包含了不少谶纬、地理方面的内容。正因如此，地方志在东汉之前一度偏向于历史，直到史、地“分家”之后，地方志才逐渐侧重于地理。

司马迁年轻时，曾走遍四方，体察各地风土人情，这导致《史记》中包含有丰富的地理知识。这种倾向，对班固也有所启发，他在作《汉书》时，干脆将部分地理内容给“摘”出来，撰为《地理志》《艺文志》，这便为方志提供了一个新的源头。

上图_ 《越绝书》是记载古代吴越地方史的杂史，又名《越绝记》

受此影响，东汉时期出现的几部“方志鼻祖”， 已与后世方志的体例有着颇高相似度。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东汉袁康所著《越绝书》，将历史、地理、风俗内容融汇一体，便堪称地方志成型的一个标志。同时期还有《吴越春秋》，亦是如此。

到东晋时期，常璩著《华阳国志》，详尽记载了梁、益、宁（云贵川及部分陕甘地区）三地的当地情况，并兼有人物传记、地理志以及编年史等要素，可见它已经算是真正的地方志了。

不过，要说地方志能“发扬光大”，还要看唐宋时期。

上图_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地方志著作，由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撰写

三、兴盛：唐宋之际的“瓜熟蒂落”

张国淦先生曾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指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

汉晋以降，方志虽已出现，但仍旧“分别单行，各自为书”。直至南宋，它才发展为成熟阶段，并将“修志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那么，地方志何以能在唐宋之际蓬勃发展呢？

上图_ 《括地志》是唐代中国的一部地理学专著

首先，官方修志已形成定制。李世民继位后，其四子（魏王）李泰为讨父亲欢心，曾组织人手编修《括地志》，从而引领一时潮流。

至唐德宗年间，官府明文规定：州郡需要每三年编修一次图经（一般指附有图画或地图的地理志），将其呈交兵部。此制后虽有更改，但地方向朝廷进献图经与地志，已成惯例。

官方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唐中期以后，修志之风十分流行。及至宋朝，还出现了《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方志中的代表作。

上图_ 《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王象之编纂

其次，宋代文化的空前繁盛，亦推动了方志的发展。宋朝重文轻武，“刑不上士大夫”。在“私人不得编史修志”的时代过去后，许多士人反而把修志当成了一项“副业”。在他们看来，修志不仅能表达自己在学术、政治上的一些见解和心得，也能传于后世方志与地理志的区别，留待后人品评。

私修方志之风，南宋时期尤为盛行。当时，汉家暂避江南，虽然生活较为稳定，但故国之失仍旧让不少文人满怀悲愤。他们无力回天，只好暂寄“故国之思，兴亡之慨”于方志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方志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明显提升。

上图_ 南宋的文人文风

四、作用：观政、教化、知得失

当然，促使方志以星火之势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本身的作用。无用者，人弃之；有用者，人逐之。方志最大的作用，不仅是因为它能保存很多重要信息，也在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教化意义。

入境，观其风俗，而后知其政。地方长官远道而来，首要任务就是体察民情。在地方志的帮助下，长官便可快速了解当地的风土舆情，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自己的执政方略，此之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其次，地方志还有教化作用。方志是公开性质的，多录有地方上的知名人物。与家谱不同的是，家族若出现遗臭万年的奸恶小人，家谱往往对其除名削籍，以全家族之声誉；但地方志却会如实详录，以达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教化目的。

上图_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

除此之外，章学诚还认为：地方志还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它既是各地风土人情的实录，也是史书的有效补充途径。毕竟，正史虽然权威，但难免也会有疏漏之处，需要地方志的增补，以全其说。

如此看来，地方志与史书、家谱之间，其实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它们可称是中华文鼎的三只“鼎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