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目前，央视《典籍里的中国》第五期正在热播，节目聚焦《越绝书》与地方志，邀请史志界专家，讲述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和中国方志的源远流长。“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关于我国方志起源的历史，众说纷纭。有以宋司马光、清章学诚为代表的《周官》说，以元朱思本为代表的《禹贡》说，还有《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等。我们对方志起源研究的各种说法进行了摘编，举其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以期从不同角度加深对方志起源的认识方志与地理志的区别，让我们知来处、明去处，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文化自信自强。

方志起源是方志学研究课题之一。古今学者对方志起源看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或称源于周代古国史，或称源于《周官·职方》，或称源于《禹贡》，或称源于《山海经》，或称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或持多源说等，也有主张方志源于古史官，或汉代图经，或两汉地志、地记，或古代某一部书者。此外，尚有其他多种说法，兹举其要者叙述于次。

一方志源于周代古国史说

最早提出此说者，当为东汉郑玄。他认为，《周官·外史》所言“四方之志”就是指古诸侯列国史。持此论而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为清代章学诚。他在郑玄论述基础上方志与地理志的区别，进而指出：“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1）并提出“方志乃一方全史”（2）的主张，使方志“属史论”居于主导地位。从郑玄到章学诚，皆视方志渊源于《周官·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也即地方志等同于地方史的观点。此论对探讨方志渊源者影响至深。

谭其骧对这种史志不分的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章学诚关于方志就是一方之史的理论并不可取，他说：“事实上，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3）

黄苇否定章学诚关于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的说法，认为：“若云其所掌四方之志是一方之全史，又据对史作广义理解，认为方志是将一地古今事物包揽无遗，从而推出后世方志即由此而来，这当然也勉强说得通。因为后世方志确可看作国史的具体而微，无所不载。但值得研究的是，《周官》原书中关于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载非常简单……其中并未说明四方之志内容和体例如何，更未语及统合古今，无所不载。这就只能说，章氏所谓‘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也’，不过是他的主观推测，并无实据。至于他将晋《乘》，楚《梼杌》，鲁《春秋》说成就是一国之全史，就是《周官·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那也是想当然之语。因为晋《乘》和楚《梼杌》早已亡佚……章氏并未能见。郑玄曾否见到亦属疑问。章氏既未能见，何由知其为一国之全史。”（4）因此，“章学诚关于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之说，乃是缺少实据的主观推论，看来是难以成立的”（5）。

仓修良以宋代洪迈关于《周礼非周公书》条的论述为依据，认为洪迈“揭示了《周官》一书全系后人之伪托，从而打破了长期来所传周公制作《周礼》之神话般的谎言”（6）。仓氏进而指出，《周官》既是战国时代托古所作之书，所载内容自然不可尽信，因此方志起源《周官》之说自然不足以取信于人。他分别引用张舜徽、黄云眉关于《周官》之名的含义和周礼五史之说之不可信等研究成果，确认《周官》“既是假托之作，内容自然不必尽属可信，更不可引以为古代官制设置之依据”（7）。仓氏批评梁启超所主“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之论，“则又与渊源于《周官》之说相同”。为此，他引用明代王世贞之说，诸侯国史所载内容“不过君卿大夫言动之一端”，不像方志所记内容那样丰富、广泛；诸侯国史大多为编年纪事之体，这与后世方志体裁形式多样性也全然不同，因此很难看出两者存在着什么渊源关系。（8）

梁滨久从古代史官制度与职掌考证，论证章学诚方志起源于《周官·外史》所掌——即古国史说不能成立。其一，“《周官》所述周史官制度是否为周代实有值得怀疑，我们不能以《周官》作为方志起源说的确凿证据”（9）。理由是《周官·外史》所掌其中有“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五帝’之说，形成于战国后期，周代史官怎么会掌其书”？又，在先秦文献中“外史”一词，仅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向盟首焉。”此“外史”按孔颖达解释为内外的“外”，非史官职称，与《周官》所说不同。其二，梁氏援引《国语·楚语》叔时之言，将《春秋》与故志对举，《左传》文公二年，狼瞫引周志；又《左传》文公六年，前志所言；《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引古志之言等，得出“四方之志是记言之书”，显然与《春秋》非一类书的结论。其三，《春秋》不是方志。梁氏认为：“从春秋的记事来看，是典型的编年史体，章学诚将编年史看成方志，实在是牵强附会。”至此，梁氏认为：“章学诚的方志起源说，无论从所依据的《周官》，还是从四方之志和《春秋》的性质来看，都难以支持其方志起源《周官》的观点。”（10）

二方志源于《周官·职方》说

北宋司马光所作《河南志序》称：“《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11）

黄苇认为：“章学诚与司马光虽然都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但谈到具体渊源所在，所指却不相同。”司马光指的是其中的职方、土训和诵训，也就是偏重舆地图经，而章氏所指却是其中的外史，也就是主张地方志即地方史。（12）黄氏认为：“在《周官·职方氏》的这类职掌中已露出后世方志之端倪，从而可以说是其渊源所在。”（13）《周官·土训》“可看作职方的补充”（14），《周官·诵训》所载与后世方志近同，“从中可察知其间存在渊源关系”（15）。黄氏以《隋书·经籍志》所述《畿服经》及《贞元十道录》等书皆云昉自《周官·职方》，来证其观点。

仓修良认为，《周官》一书为战国时代托古之作，内容不尽可信。因此，方志起源于《周官》不能成立。（按仓氏此说已见前述）

三方志源于《禹贡》说

历代提出方志起源于《禹贡》者甚多。如《隋书·经籍志·地理记》称：“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

宋人陆游为沈作宾、施宿等人修嘉泰《会稽志》作序称：“相与上参《禹贡》，下考《太史公》及历代史。”（16）

元人朱思本《九域志序》称：“取《元和郡县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舆胜览》……参考异同……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17）

元人张铉认为：“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18）

明人王源在《再与康孟谋论修郃志书》认为：“地志何昉乎？昉于《禹贡》，昉于《职方》。”（19）

清人徐乾学《备陈修书事宜疏》称：“舆地之书，昉于《禹贡》。”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来新夏认为：“地方志的起源很早。如果从战国时所写的《禹贡》这一记载江河流域的人文地理志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0）

黄苇认为：“《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以后，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作为全国的行政区划，并在这一基础上，按州所在地区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田等、贡赋、交通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作了简明而又系统的叙述，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因此也历来为修志家和论志家所重视，每被奉为后世方志渊源所在。”（21）黄氏据贾耽《海内华夷表》中所述其所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称：“如此明确将其源头首列《禹贡》，方志与《禹贡》有渊源关系，于此可见一斑。”（22）又引元代张铉在探索方志源头时“是把《禹贡》列作首位”。再从《禹贡》体例、内容考察，黄氏认为，后世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性区域志，不少是仿自《禹贡》的，他列举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和元人朱思本《九域志·序》等，以证其说。

仓修良否定将《禹贡》的九州说成是“全国的行政区划”。他援引谭其骧说“《禹贡》不是大禹时的作品，《禹贡》里的‘九州’，不是夏代的行政区划，而是战国时代学者对他们所知道的整个‘天下’所作的地理区划”（23）之论，以批评黄氏方志源于《禹贡》九州说之不当。仓氏进而认为，黄苇关于《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皆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分别按唐代十道及宋代诸路叙事，从而说明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同《禹贡》存在着源流关系的看法是不对的。仓氏据王文楚、邹逸麟关于《元和郡县志》研究成果认为：“文中从未提到《禹贡》的影响。”（24）又引李志庭的研究成果，进而说明《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二书体例承继所自，却只字未提受《禹贡》影响。以此批评黄氏方志源于《禹贡》之论。他对《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序》所论《畿服经》依《禹贡》而作，及元代张铉所论“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等说法也持反对意见，如认为张铉之说是：“不仅是出于泛泛而论，而且是概念含糊不清，竟将《禹贡》与诸侯国史相提并论”，“‘九州有志尚矣’有何依据？”“这里虽列了《禹贡》，毫无实际意义，完全出于信口而谈，而我们今天却摘引作为方志渊源于《禹贡》的论据，实在缺乏认真分析。”（25）

四方志源于《山海经》说

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序中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庶几可以成一家之言，备职方之考。”

《玉海》称：“绍圣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黄裳言：‘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26）

近人王以中认为：“《山海经》一书，不仅为中国原始之地志，亦可谓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矣。”（27）

黄苇认为：“探讨方志源流，其所以要述及《山海经》，首先是因为有些古方志叙述纂修缘起时，每每提及此书。”（28）如宋欧阳忞在《舆地广记》序文里“只谈到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和地志，而未提《周官》和《禹贡》，足见其所撰《舆地广记》是另有所本，而《山海经》即其中之一。所以，在探讨方志渊源时，《山海经》是不能忽视的。”（29）黄氏又从宋绍圣间为增补王存《九域志》内容，宋哲宗诏令“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一事，认为所增补之书“当是以《山海经》为主要源本”。（30）又引齐陆澄等《地理书抄》，证明“后世纂修地志者每多取法《山海经》”（31）。他再从后世方志某些内容考察，也多少可以看出《山海经》中某些记述是其渊源所在。如汉代辛氏《三秦记》所述“确多‘乡国灵怪’，此正与《山海经》中某些记述略同”（32）。黄氏认为：“《山海经》所述，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这些不仅已补《禹贡》与《周官》之无，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风俗、人物门类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考之《山海经》，亦有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记述……所以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33）

仓修良对方志源于《山海经》说持不同看法，认为《山海经》非出一时一人之手，最早编制时间是在战国。其书在“流传当中，不断为后人所增删和篡改，所以全书是经过逐渐附益而成。由于它最大特点是采用神话的形式，因而常被看成是荒唐不经的著作”（34）。接着，仓氏引用了郦道元《水经注》、毕沅所注《山海经》序、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流及其支流考》、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等著名学者对《山海经》一书所具科学价值的肯定，又引袁行霈《〈山海经〉初探》对《山海经》一书的否定，指出：“对这样一部书为什么在看法上会产生这样大的分歧呢？关键在于它所记的内容、形式、体例都与众不同，过于奇特。像这样一部书，直到现在，竟还有人硬把它与方志挂起钩来，说是方志起源的一个源头。事实上，只要大家将此书与方志冷静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无论形式、体例、结构全无共同之处。”（35）仓氏认为，黄苇对《山海经》的考辨是“简单附会式的论证是不可取的，不能单纯以该书中有某些内容，就以后来方志对号入座”（36）。仓氏对《隋书·经籍志》所载陆澄《地理书》“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的说法，以为“只不过是说明陆澄将《山海经》看作是地理书而已，并不足以说明陆澄认为它是方志的源头”。（37）

五方志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

持此观点者，古今多有。如清洪亮吉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38）承此说者有傅振伦、范文澜、宋晞等。傅振伦称：“《越绝书》先记山川、城廓、冢墓，次以纪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昉于此。”（39）他又说：“《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40）范文澜称：“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此后历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晋常璩作《华阳国志》）。”（41）宋晞称：“我国地方有志书，始于东汉初年，即《越绝书》是也。”（42）

对上述之说，当今学者多有讨论，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谭其骧认为，以上3书均属地方史而非地方志。理由是《越绝书》、《吴越春秋》“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都列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隋志》列于霸史，《两唐志》列于伪史。现在有不少人把这几种流传到今天的汉晋著作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几本书的内容显然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所以隋、唐《经籍志》和《艺文志》里不列于地理类下而列入杂史、霸史、伪史类”。（43）谭氏排除了《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地方志。因而，上述3书谈不上为方志源头。

黄苇认为，后世言及方志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之关系者，有以下诸家：清人洪亮吉、廖寅，近人傅振伦、李泰棻、范文澜等都只说明以上三书“或为方志之始，或乃最古之方志，或系方志所自昉，或开方志之先例，并未涉及方志源头问题，故不能据以将此三书看作方志渊源所自”（44）。只能将此三书视为方志的发端或雏型。

六方志多源说

历代志家关于方志多源（见前述），并未论及多源之由，而现代学者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并且形成论辩态势，较有代表性者是黄苇和仓修良。

黄苇在前人成说基础上，分别对《周官·职方》、《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等文献考察之后，认为这些书“都同方志有渊源关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头”（45）。他进而认为：“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如果进一步广泛深入考察，或者还可找到如民间传说等一类的来源。至此，似可归结说：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46）又说：“后世修志诸家在论述方志由来时，不仅指明《周官》，而且语及《禹贡》、《山海经》、《九丘》以及舆图、地志、史籍等等，这些也都是确凿的事实，足以证明方志出自多源，并非一源。”（47）

仓修良对黄苇“方志多源”说进行了辩驳，认为以上黄氏之说看似都有“确凿的事实”为根据，实际则“恐怕并不如此”。（48）他说：“关于《周官》、《禹贡》、《山海经》三书，上文已经作了分析，事实并不能说‘确凿’……既然还说到《九丘》，也不妨看看真相如何。”（49）仓氏认为，黄氏称引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 “九州之志谓之《九丘》”的解释，虽说依据汉孔安国《尚书》序，然《九丘》等书“是怎样性质的书他也没有看过，这些书记载什么内容，古书也未见有过记载。因此他在序中所说也仅仅是望文生义的推测罢了”。（50）仓氏进一步指出：“对于《九丘》的解释，则完全是附会《禹贡》述九州之内容而来，更是出于主观之臆断。因从无史书言及《九丘》之内容或性质，只有《禹贡》真的讲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于是加以移植，便成了《九丘》的内容，所以后来许多学者并不同意他的说法……像这样谁也没有见过的书，究竟内容记的是什么也无法确定，如何竟引来作为论述方志起源的依据呢？况且孔安国生活在西汉时代，所言也只有臆断，而无真凭实据，元人所说自然更不足为凭……又怎能说成‘是确凿的事实’呢？”（51）

来新夏力主方志多源说，认为“中国传统的方志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备起来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应该说是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和基本的特征”（52）。

吕志毅认为，方志应源于《尚书·禹贡》、《周官·职方》和《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其根据是，作为全国第一部疆域政区沿革总志的《汉书·地理志》，“照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全文”（53）。这不仅说明班固把它作为政区发展沿革来看待，更说明将它视为探究地理沿革史的发端之作，以及对其内容、体例及其编纂方法的认同和承袭，并结合汉代实际有所扩充和发展。吕氏还认为，《山海经》也是方志源头之一。他征引杨慎、毕沅、沈钦韩、洪亮吉、王庸等人的研究成果，确认“《山海经》开了中国地方志有图有文的大源。此后，我国地方志在不同历史阶段内多为有图有文之作。这乃是不同于一般史书的重要特点之一”（54）。“从郑玄等人所说地方史即地方志这一观点，到章氏（学诚）‘方志乃一方全史’理论的提出……这就是地方志即地方史的观点。然而事实上，以后的郡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并没有按照春秋各国史那样的体例去写，而是按照《尚书·禹贡》篇、《山海经》及《周礼》等有关篇章所志的山川、风俗、物产、交通、古迹等内容和体例去写，这就必然把《禹贡》篇、《山海经》及《周礼》等这些专门性的地理书当作了方志的起源。”（55）

郭同新提出：“方志兴起多源，源头在先秦典籍。”（56）他认为“甲骨卜辞有方志的因子”（57）；古地理书如《山海经》、《禹贡》等有“方志的切片、胚胎”（58）；古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启迪方志编修思想”（59）；“《周礼》开方志事业之先河”（60）；特别是“职方氏”，其内容为后世方志所继承，尤为全国总志所效仿；《诗经》、《楚辞》等古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和思想对方志产生一定影响。（61）基于上述认识，作者认为这些先秦典籍对后世方志的关系和影响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方志名称由此而来；二是方志性质、目的、任务、作用发微于此；三是方志内容包括自然、社会、历史等，草创于此；四是方志的治国安民，忠君爱国思想播种于此；五是方志横分门类之法，编年纪事之体，据事直书的求是精神，导源于此。因此，作者认为方志的源头在先秦典籍。（62）

七方志源于史官说

北宋李宗谔认为：“夏载弼成于五服，职方周知数要，其后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63）

清章学诚认为：“郡县志乘，即封建列国史官之遗。”（64）

邸富生认为：“方志之源——商代史官的甲骨卜辞。”（65）

八方志源于汉代图经说

清人谢启昆嘉庆《广西通志·叙例》称：“志乘本于图经。”

谭其骧认为：“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图就是地图，经就是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66）

九方志源于两汉地记说

仓修良力主此说。他认为：“到了西汉后期，地方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豪族地主的势力不断壮大，这就为产生地方性著作提供了温床。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地先后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经过两者汇合，从而形成方志雏型之地记，因此，我们说方志是起源于两汉之地记。”（67）他认为早期志书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在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之前，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

十方志源于夏鼎图象说

张松斌认为，“杨慎《山海经补注序》云：‘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窠，骇视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审如杨氏之言，九鼎上的图象内容，应是早期的图志。正如尹琏所云：‘禹铸九鼎，以象九州之分野，山川之财赋，禽鱼，飞鸟，昆虫、草木及人物，鬼怪属，无不备之于鼎，此志之始也。’（贵州《定番州志跋》）”（68）

（1）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世界书局，1935年，第128页。

（2）章学诚：《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

（3）（43）（66）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8、19、9页。

（4）（5）（13）（14）（15）（21）（22）（28）（29）（31）（32）（33）（44）（45）（46）（47）黄苇：《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3、3、4、6、6、9、8、10、10、11、13、14、15、17页。

（6）（7）（23）（24）（25）（34）（35）（36）（37）（49）（51）（67）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13、16、2、4、5～6、8、9、11、26、28、35页。

（8）（48）（50）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25～26、26、27页。

（9）（10）梁滨久：《梁滨久方志文集·章学诚方志起源说质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90、291页。

（11）司马光：《河南志序》，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河南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457页。

（12）（30）参见黄苇：《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0页。

（16）陆游：嘉泰《会稽志序》，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本条，中华书局，1962年，第371页。

（17）朱思本：《九域志序》，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本条，中华书局，1962年，第123页。

（18）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本条，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页。

（19）王源：《居业堂文集》卷8。

（20）来新夏：《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357页。

（26）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元丰郡县志》条。

（27）王以中：《山海经图》与《职贡图》，载《禹贡》半月刊卷1第3期。

（38）洪亮吉：《新修澄城县志序》。

（39）（40）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21、59页。

（41）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246页。

（42）宋晞：《方志学研究论丛·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52）来新夏：《中国地方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0页。

（53）（54）（55）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5、２～３页。

（56）（57）（58）（59）（60）郭同新：《方志纵横》，2001年内部刊行，第4、4、5、8、9页。

（61）（62）参见郭同新：《方志纵横》，2001年内部刊行，第11～12、13页。

（63）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玉海》14，《祥符州县图经》条引。

（64）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世界书局，1935年，第211页。

（65）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页。

（68）张松斌：《方志学探微》，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9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