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明代南直隶地区的地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著述以历史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的兴盛原因、发展特点、组织机构、志书内容、结构体例、史料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内容丰富，创见迭出，颇具新意。全书逻辑清晰，资料宏富，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恰当运用，对南直隶方志编修数量的缜密考订，新制作的两幅总表——南直隶府州县志、各专业志、山水志以及乡镇志等等情况，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本书前言中国地方志总称方志，是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以及某一领域诸方面状况的文献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赞之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书”。方志源远流长，以其体例独特，信息容量大，并具有经世致用和存史等重要功能，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和倡修，构成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之一。地方志究竟源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导源于《周官》，据《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有的主张起源于《尚书·禹贡》，认为《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有的认为渊源于《山海经》，其所载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有的主张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有的主张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认为这些文献多载当地掌故，是邦国史志之一种；有的则提出方志多源论，如《周官》之外还提到了《九丘》。
《九丘》早佚，惟《尚书·序》中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因后世方志的发展与舆图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故有人主张方志起源于图经、风物志、风土记等。上述方志起源的多源论，反映出方志事业的传承延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的历程，同时也说明方志纂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到宋元时期，方志纂修趋于定型和稳定，体例格式渐臻完备。随着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有了“旧志”与“新志”的区别，出现了“新修”、“续修”、“重修”、“增修”等名目。明代继承宋元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明代方志无论从内容到体例，还是从编纂原则到修志理论的形成，都超越了宋元时代。在继承与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存的明代方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领域的拓展，区域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是近年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视角，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撰《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就利用了数百种的方志资料进行人口研究；日本的谷口规矩雄撰写《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四，日本东京同朋舍，1998年2月出版发行），也注意对明代方志的利用。
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一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利用明代方志资料，对明代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一文（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辑，2002年版），通过明代方志的记述，透视女性的活动。王薇《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利用方志资料，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北方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从方志记载明人崔恭的资料为例，分析了方志对研究人物的价值。范立舟《明弘治〈衢州府志〉所彰显的程朱理学思想》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分析了（弘治）《衢州府志》的《风俗》、《学校》、《书院》、《诗文》等内容，探讨了程朱理学对后世史学、方志编纂的影响。目前，利用方志进行明史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时尚，而且日渐拓展和深入，但对明代方志文献本身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成果寥寥，对于方志编修最多的南直隶区域的方志研究更是鲜有涉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范围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为培养修志人才，一些学者著述撰文地理志与方志的区别，介绍中国方志的渊源、体例、体裁、流派、性质、内容以及方志的理论和价值功用等，出版了一些方志研究的教材和著述，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11月第1版）及其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张革非（主编）《中国方志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等。这些著述的有关章节均涉及明代方志的发展与演变，对明代方志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对其研究有所推进。
然而这些著述对明代方志知识的普及与介绍着墨较多，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尚有待展开，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更显得不足。综观明代方志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明代方志散佚严重，故对明代方志目录的整理，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出版的有关著述有林平、张纪亮的《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这是第一部系统收录明代地方志书目的著述，但因缺乏精准的考证和系统研究，舛误不少。如第182页《颍州府志》二条，著录二志修于明正德六年（1511）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然明代颍州称州，隶南直隶，至清代始称府。因此称府志二修于明代，显然与史实不符；对明代志书的存佚情况，该书也未能做到清晰明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可能仍存世的志书却成为“佚”志，甚至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记载的也未能全面反映地理志与方志的区别，这必然给利用者带来一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