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以文学为本位，多学科、多视角地研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有重历史的传统，我国又是世界上历史记录最丰富、最发达的国家。国家是历史的国家，人是历史的人，文学当然也是历史进行中的文学。历史不仅代表了时间和空间，甚至还代表了事实，文学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历史的纠缠。

“任何科学都是历史的科学”，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历史的方法无疑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应该把它放到历史的环境和历史的语境中去，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进行系统、严密的论证。历史和哲学的理性、思辨和价值判断，都是文学研究所必须的。

但是，长期以来，对古代文学主流的研究，其实是以历史为本位的研究，这是值得注意的。孟子强调的“知人论世”，是高屋建瓴的方法。至今大量的作家年谱、作家评传、家族史及文学流派研究，都使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有用文学作品来证明社会历史，阐释作者的生平；而不是用社会历史、作者生平来阐释文学作品。好像一旦离开了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文学研究就会变成一条无鱼的清流；这使绚丽多姿的文学之花，被抽去生命的汁，变成枯黄的叶脉，最后成了压在历史大书中的一张书签。作品的花，固然离不开枝干、根和土地，但文学研究决不能变成枝干的研究、根的研究和土壤的研究；对花的研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

记得在大学学《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对一个作家，时代背景介绍很多，意义分析很多，但真正说到作家作品风格的时候，经常会用“雄浑”、“飘逸”、“清新”、“自然”、“沉郁”、“冲淡”这些看得见，摸不着的字词来敷衍学生。

什么是“飘逸”呢？“飘逸”、“飘动”和“超诣”是不是同一个意思？“雄浑”、“雄放”和“雄壮”，“恬淡”和“冲淡”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记得我们问过老师，老师解释不出；我们当老师的时候，也怕学生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以历史为本位，没有进入“文学本体”，不仅难以解释清楚，还造成了审美的近视与判断能力的下降，只能借用传统文论家的话语系统和一些一成不变的陈词。

历史、文学、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方法也不一样。历史研究力求真实、客观公正；虽然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难免打上撰写者个人的喜好和主观偏见；但从原则上说，历史要避免感情的投入；哲学研究同样应该摒弃感情。因为哲学是思辨性的，哲学常常要用到几何学、逻辑学的思维和方式，哲学中的许多分支都与自然科学相联系。

“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体”，决定了“文学研究的方法”。

文学不仅表现思想，也表现情感；不仅表现认识，也表现体验；不仅表现意识，也表现潜意识；文学当然有理性的成分，但它并不以理性的形态出现，而是渗透在情感、形象等感性特征之中。

那么，什么才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呢？以文学本位的研究是对作品文本审美的研究，是以作品为“中心”不断的向外扩展，如对语言美的研究、修辞美的研究、音韵美的研究、结构美的研究和风格美的研究；再就是意象美和意境美的研究。小说、戏曲还有场景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研究。

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必须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以意逆志”。不妨说，“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文学本位研究，则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以意逆志”，会因为不同人、不同时代，对作品得出来的结论不同而光景常新。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因此，文学研究是“特殊的”科学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研究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靠感觉、靠感性和感情的投入。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理性的对象就是对象化的理性，感情的对象就是对象化了的感情。如果你对音乐没有欣赏力，没有感情，那么你听到的最美的音乐，也只是像听到耳边吹过的风，或者脚下流过的水一样。那么，当音调抓住你的时候，是什么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里听到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吗？因此感情只是向感情说话。”（费尔巴哈：《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551页）

诗歌和日常生活虽然用同一种语言，但它们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有时，文学的意蕴并不与其符号及其组构形式一一对应，而更依赖于语境和人的直觉体悟。

譬如，“回家”，文学中的“回家”和历史记载中某人的“回家”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可以记载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作年和他回家乡的情况，但永远不能解释陶渊明的“回家”，是回归精神上的本土；“田园”也不仅是种蔬菜瓜果的地方，而是与黑暗官场相对立的一块乐土；文学中的四季，也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春花”和“秋月”的背后，会有更深的思想内容；“青松”和“磐石”，很可能是人格的象征。

文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在于，感受、发现并传达“文学的美”。鲁迅《诗歌之敌》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情感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1925年1月17日《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5期）

一种文学之所以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和反映心灵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借助语言唤起读者的美感来实现的。虽然某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全面性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杜甫笔下的盛唐和中唐社会，无论从量还是全面性、准确性来看，也许都不如新旧《唐书》和宋人的《资治通鉴》，但是，人们还是说，杜甫的诗歌是“反应安史之乱的一面镜子”；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也不如《顺宗实录》里记载的全面。但是，更加生动，也更加深刻。不仅因为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是文学，具有审美价值，能感染读者；更重要的是，文学还具有反映人心灵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是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顺宗实录》所难以企及的。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所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而不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事情，发生的原因，事件的经过，等到历史书记载它们的时候，有时并不真实。后来恩格斯用这个理论来论述巴尔扎克的小说。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法国当时许多历史记录、档案表格反映的法国社会更真实，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想到二十世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

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总结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主张“以诗证史”，“以诗证史”，最终达到“诗史互证”的目的。

“二重证据法”与“诗史互证法”，是研究历史和文学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尤其是“诗史互证”法，将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社会资料互相证明，还原了文学所处当时的历史真实。但是，历史真实距离文学的内核还有一段距离。在“材料真”的基础上，可以做到“事真”、“理真”；但做不到“心真”、“情真”。正如科林伍德的历史观念一样，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停止在文学事件、文学史料、文学语境本身，而应该透过这些事件、史料和语境来得出背后隐藏的思想、情感和人的心灵。

譬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从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回车叱牛牵向北”一句引发，联系到“唐代长安城市的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解释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这一历代“费解”的名句说：“杜少陵哀江头诗未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而钱锺书《管锥编》却列举张衡《西京赋》、陆游《老学庵笔记》、《敦煌掇琐》、北宋李复《兵馈行》诗说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事境危迫，衷曲惶乱”，“言皇惑不记为南北也”。用文艺心理学阐释。二者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陈是历史研究，钱是文学研究，研究的本位不同。

对陶渊明的研究，陈寅恪的《桃花源记旁证》是一篇名文。但他对《桃花源记》的研究，不是研究《桃花源记》的艺术与审美，而是倒过来研究，推测陶渊明是“有可能听到”北方的“坞堡”，而写出《桃花源记》的。不说南方这样的坞堡也很多，何必要扯到北方？最关键的是，把已经经过陶渊明升华成“桃花源”的“艺术形象”，还原成“坞堡”这一“社会现象”，把《桃花源记》中虚拟描写的“艺术真实”，一一坐实、还原成当时的“生活真实”——这是典型的历史学家对文学的研究，是屁股坐在历史本位上的研究。不是说，这样的研究不需要，不重要文学与历史互证法解读，而是不免有以历史考据代替文学研究的嫌疑。他本人也坦白地承认了这一点：“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第112页）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元白诗笺证稿》的“出版说明”中，也写了“有时也陷于繁琐，甚而以诗代史”这样的批评。

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写离家日久的游子返乡，把快到家乡时因激动引起紧张、惊喜产生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这首诗，不要说在初唐，就是放在盛唐，同写还乡的五绝之中，亦无能出其右者。杜甫《述怀》说：“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为杜甫翻用宋之问诗一例。杜甫“畏消息”，由宋之问“情更怯”来；而“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亦不如宋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凝练形象远甚。但考据者认定此是神龙二年（706）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诗中的“不敢问来人”是因为有罪在身，这样的研究，不免大煞风景。

物当以情观，诗更当以情来品读，理性判断与诗史互证是进一步诘难与求证的方式，前提必少不了感性的审美与诗性的品味。

清朝诗论家吴乔《围炉诗话》说：“文出正面，诗出侧面，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这是著名的“文饭诗酒说”。不妨说，历史是“饭”，文学是“酒”。饭能吃饱肚子，酒能陶醉人生。但以为“酒”和“饭”都是粮食做的，“饭”是“酒”的哥哥，只要研究“饭”，就可以代替研究“酒”的观念，会笑倒所有的酒徒。

文学具有“艺术虚拟化”的功能，里面写到的人物、情节、故事、情感，都是经过“发酵”成“酒”的“能陶醉人”的东西，并不是原来酿酒用的高粱、米谷和番薯片。

我化用西方历史学家的一句话说文学：一切文学史，都是人的心灵史和审美史。文学研究是研究人本身、认识人本身，通过文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现在的精神状态、审美史和感情脉络，才是我们研究文学的意义所在。

研究文学的方法和工具，除了历史、哲学经常用的“历史判断”、“理性判断”和“价值判断”以外，还要从人心出发，加入“感性判断”；将心比心，“以心传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觉，揭示文字内在的灵魂，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假如情感缺席，心不在焉，把文学研究混同于历史、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是失去文学自身特性，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的研究。

钱锺书是坚决反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的，它把文学研究等同于“考据”，致使后者与“科学方法”几为同义的情况非常不满。他说：“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文学与历史互证法解读，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79页）

我说文学研究应该重视文学本位。并不反对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古代文学进行研究，因为借助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外部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在文本细读后文学的“内部研究”。几十年对《红楼梦》的研究、对曹雪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原型风生水起、众说纷纭的研究，各种各样新鲜的解码，超过了小说本身的精彩。如索隐派、考证派求证贾宝玉的原型是不是曹雪芹？宝、黛之恋是不是曹雪芹的自传等等，只要实事求是，不故作怪力乱神，也还是有助于对《红楼梦》理解的；但是，外部的工作做完以后，更重要的是进入《红楼梦》的文本，揭示《红楼梦》成为伟大作品的意义。

除了历史说的“作品表现了什么”，还要让文学说“是怎么表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要“得鱼忘筌”，更不能“买椟还珠”。

研究者要把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文章、每一部小说，都当成活的生命体。以 “感性判断”介入“理性判断”；让“审美判断”联手“历史判断”。让它们共同参与，互相诘难，最后趋于一致，得出全面的结论，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曹旭曾在东方讲坛·文化与人生系列讲座上做题为“诸子百家的文化精神”的演讲，本文摘自曹旭先生的博文）

作者简介

曹旭，字升之，号梦雨轩主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作家，文学博士。曾赴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台湾逢甲大学、新加波国立大学讲学。曾任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部部长、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名誉馆长。兼任上海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全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古代文论学会、上海古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兼任深圳大学、南昌大学、曲阜师大、南通大学兼职教授、首都师大兼职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东亚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