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从老子朴素的“辩证法”到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而后荀子主张“人性有恶”的百家争鸣，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制神学体系，逐步构建着古代国人的精神世界。
及至南宋时期，朱熹承继并发展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所提倡的“程朱理学”被后世尊奉为“官学”。这一学说，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然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流毒，也极大的束缚了思想的解放。
明中期，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说”四库全书长宽高，冲破思想禁锢，呼吁知行合一，有着积极的启蒙意义。此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则讲究“经世致用”，逐渐形成近代科学的影子。
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而清代的哲学发展，有着残酷与血腥的消极。尤是清初，为巩固政权，“文字狱”风雨如磐，令人窒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亦明哲保身，躲入“故纸堆”，转向繁琐艰涩的“考据学”，不再有明末“高屋建瓴”的勇气，也不敢怀疑经典，发表无据之见。
进入“乾嘉时期”，考据愈为盛行，呈现以朴学为特色的文化复兴。所谓“朴学”可粗浅理解为朴素的治学方法。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戴震。其哲学之地位，亦堪称“清代第一人”。
戴震（1724-1777）
戴震，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清代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
▼传奇巨擘——戴震▼
作为“考据学”的巨擘，戴震既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也是最早有意识地批判“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哲学家。其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冲决封建旧道统，将“理学”的谴责，趋于顶峰，有着鲜明的现代科学的启蒙。
因此，以哲学的启迪之力、推动之功，笔者尝以为，十八世纪的所有学人皆不能及戴震。其也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其之深刻哲思，较之先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亦毫不逊色。
戴震纪念馆内，戴震的雕像
事实上，戴震的学识极为渊博，其二十四岁时，即写就名著《考工记图注》，而立之年，又作《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自然科学的文章。同时，更是被破格以“落第举人”的身份，特召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官，当时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可以说，戴震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亦均有匪浅成就。
浅白来说，戴震是一个在乾隆年间，就在《勾股割圜记》中成功证明“勾股定理”的“数学奇才”，也是在《考工记图注》中，研究车轴与车厢的“粗细”、“长宽”等近代科学的“工程大师”，同时也是精通易学，并系统提出“修志利民”的“地理学家”，其更是几百年前就开始批判“程朱理学”，提倡“唯物主义”哲学，构建“宇宙论”的“思想先导”。而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校勘、考据等，从其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官，足可证之。
戴震公园内，戴震雕像
▼大师眼中的戴震▼
从乾隆时期开始，诸多文人对于戴震“宗师”般的才气，可谓极为服膺。钱大昕惊为“奇才”；段玉裁赞言其浩气如同孟子，精义凌驾于朱熹，文章也胜于韩愈、欧阳修。及至民国，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梁启超则盛赞戴震是“前清学者第一人”。
另有段玉裁、阮元、王昶、洪榜、刘师培、蔡元培、黄侃、钱穆、梁漱溟、冯友兰、章太炎等人，也莫不慨言戴震治学之精深。笔者仅简单罗列部分大师对于戴震的评价，窥斑知豹，足矣。
1、黄侃：清代及今人的小学，其实质就是戴学。
2、梁漱溟：五四运动以来，所以遭受“吃人礼教”等诅咒者，事非一端，而其实要不外此，戴东原责宋儒理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言绝痛。
3、洪榜：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闲，必自戴氏始也。
4、王昶：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
5、阮元：所为步算诸书，缜密简要，准古作者……盖自有戴氏而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
6、段玉裁：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称先生者，皆谓考核超于前古。
7、刘师培：东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诠明理欲，竞胜宋儒，近世经师莫之或先矣。
8、蔡元培：阳明以后，惟戴东原，咨嗟于宋学流弊生心害政，而发挥孟子之说以纠之。不愧为一思想家。
9、冯友兰：清代汉学大师首推东原，东原师婺源江慎修永。永有《近思录注》，盖犹兼为宋儒性理之学者。而东原则举宋儒之学尽推翻之。
10、钱穆：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
11、汪中：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
12、章学诚：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
13、李汝珍：总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突出孟子之力；阐发孔孟之学，却是新安之功。
14、章太炎：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
15、萧一山：清代学者之最大贡献，校勘训诂而已，戴氏提倡之功实居多也。使清代而无戴震，充其量由惠派学者之发展，不过汉学复兴耳，其何与于经学之进步哉。
关于戴震的赞美之词，史载篇幅极多。俗话说“文人相轻”，而如戴震，能经得起如此“盛名”者，其之“才华”，谓之“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亦不为过。即是清高如王国维，亦只能坦言戴震才学横绝一世，唯是自视过高，骛名亦甚。然而，自古以来，有大才者，又有谁不“孤傲”。
戴震一生学业成就，非只言片语所能概论。但之所以能引领生前身后众多知名学者、文坛泰斗与国学大师，能够在百年，甚至二百年后，为之著书立说、弘扬不辍，除了戴震在哲学、史学、经学、考据、天文、算学等不同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外，更重要的是其治学的方法与思想，皆极具实用性与先进性。[1]
其历史地位，亦不能仅仅以考据学家或汉学家来定义，他的思想体系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的统绪，启道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是中国哲学史上有最鲜明色彩的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戴震纪念馆，内景（一）
引用当代史学家葛兆光先生所言：“至道光、咸丰年间，顾炎武仍是当时学界首屈一指的领袖与标杆，所谓‘汉学开山’、‘国初儒宗’。但是，在1923年之后，戴震逐渐成为清代学术与思想的新典范，由于沟通了考据与思想两端，而有了‘启蒙’意义，因此更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重要性。”
此外，20世纪20年代初期，“科玄论战”正如火如荼，梁启超与胡适，这两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一边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内较长论短，一边提出对“戴震”的新研究和新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戴震的理念进行宣扬与解读，其分量不言自明。[2]
戴震纪念馆，内景（二）
▼戴震墨迹，“硕果仅存”？▼
然令人遗憾的是，戴震的传世墨迹，即使馆藏，也几不得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徐邦达、谢稚柳、启功专家等组成的古代书画鉴定小组，鉴查全国范围的文博单位，十年之中过目数十万件馆藏书画，只记录过一幅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戴氏作品：“该作为篆书对联，本款却由程瑶田代书。”从杨仁凯先生对此幅的鉴定笔记中不难看出，即使博闻如此的鉴定组，对戴震书法面貌，仍是用“据说”表述。由此，戴震作品的珍稀程度可见一斑。
此“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卷中附有三十位仕宦大家、名人巨擘的题跋。其中，尤让笔者意外，则是名列第一位题跋的“戴震”。此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唯一有明确著录的戴震墨迹。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
手卷 水墨纸本
著录:
1.《戴东原集》卷第十一，四库馆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撰。
2.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第161、162页，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
3.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第10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4.戴震著《戴震集》，第206、2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蔡锦芳《从篇看戴震的格物明理之法》，《学术界》总第238期，第144页，2018年3月。
说明:
1.经清代考据学家、经学家戴震以及郑虎文、饶学曙、汪榖诒、杨嗣夔、汪由敦、陈大复、陈孝泳、蒋溥、董邦达、江成栋、施廷钧、顾维、王錞、程茂、江叶廪、叶申、汪浩存、程晋芳、胡天游、储麟趾、沈德潜、沈世晋、沈栻、杜玉林、吴鸿、汤世昌、 杨大琛、钱维城、赵升三十位仕宦大家、名人巨擘题跋。
2.博明、宝熙、长尾甲旧藏。长尾甲题引首及木盒。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局部
戴震题跋
手卷中最为笔者所关注的戴震题跋，其书写内容为《序剑篇》，编入《戴震文集》。其与方琮为表兄弟，方琮之母为戴震父亲戴弁族姐。[3] 故应邀而作之。
《戴东原集》卷第十一 序剑篇
此《序剑篇》是戴震为方琮《检书看剑图》所作的序言，独立成篇，可谓其名章。当中亦有名言被收入《汉语辞典》作为文学代表传世。序中，戴震考证古剑之制，强调佩剑者应该明白剑之用、剑之德等，进而论述为学当志在闻道。
同时，这篇序言既是戴震对方琮“志向”的殷切期许以及表兄弟之谊的直接表达，亦是其“博约”治学态度、“格物明理”哲学观点的例证。而以“古剑”为题，契合“检书看剑”，亦当与戴震曾作《考工记图注》相关。
戴震题跋，局部图（一）
此序开篇点明主旨，方君友璜以《检书看剑图》示余，且曰：“非伟其事也，志也。愿得一言以明之。”可知是为方琮所作的“立志、言志”之说。“检书看剑”语出杜甫早年所作《夜宴左氏庄》，诗云“暗水流花迳，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而后“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七十子之徒，亲得圣人以为依归，能闻道者不多数焉。君虽检于书若不及，能必道之闻乎？”则是通过对“读书”须广博、精审，而后“闻道”的阐发，了解书中蕴含有古代圣人贤能的“心志”，故而“读书”在于“闻道”。
戴震关于读书“广博、精审、闻道”的说法，为后世学人所乐道。而戴震本人亦是积累多方面的学识，以“博约”，继而精于道。如其精晓天文、数学、地理、训诂、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却又非一味追求广博，而是如梁启超所言戴学“淹博而不泛滥”，是一种有限度的“博学”。毕竟学者的学术生命、精力有限度，所以治学须得其精髓，有的放矢，才能达到“闻道”的读书最高目标。
戴震题跋，局部图（二）
而序中关于“古剑”的论述与考证，篇幅最大。其以“剑之九德”，乃“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的一次成功践行。笔者私以为，“格剑”之文，引发“理”、“理义”之阐发，此篇第一，无有出其右者也。
首先，戴震介绍了“古剑”的三种规制“夫剑，上制重九鋝，长三尺；中制重七鋝， 长二尺有半尺；下制重五鋝，长二尺。”然后发问“剑之用”，为如何通过古剑闻道作铺陈。
此后，戴震论述“古剑”的部位“茎、镡、首、脊、腊、锷、铓”以及“出之”、“内之”等，分别对应儒家所崇尚的“信、让、礼、廉、法、义、勇、智、仁”，谓之“剑之九德”。能够如此全面透彻阐述“剑德”，可见戴震学识之精深。
此前学人论剑，如元人虞集《古剑赋》云：“长身好修，又正直兮；称是容佩，有加饰兮；……大宰不刿， 完以为德兮。”亦或唐人达奚珣《丰城宝剑赋》云：“必备明而用晦者， 君子之时义；穷而待达者，丈夫之志事。兼此数德，难乎见弃。”[4] 多是浅尝辄止或泛泛略谈而已。
戴震的《考工记图注》中，亦有关于“古剑”的研究。纪昀曾出资将《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
戴震《考工记图注》
最后，戴震作结言：“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剑其书也，书其剑也，非其剑若书也，其人也，故好之不倦。”并以“书”“剑”喻人，好之不倦，是谓蓄德。
《序剑篇》一文，戴震探究事物“理义”，可谓条理分明，精细入微，其亦曾言“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这一点与寻常文人作无病呻吟之词迥异，此也是戴震“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并讲究“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的缩影。更是十八世纪时，多数文人沉浸于“四书五经”的酸腐，而戴震却振聋发聩，突破时代局限，有近代科学精神的伟大之处。
戴震的“传奇”，碍于篇幅，实无法一一尽呈，笔者亦是从目前笔者所见唯一“墨迹”，且是独立成篇的代表作之一，浮光掠影而已。事实上四库全书长宽高，从戴震进步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如对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师”具有启蒙的指导作用，以及所批判“程朱理学”，倡导“唯物观”，冲击封建礼教的荼毒等，显然是遥遥领先于时人的思想巨擘也。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局部）
接下来，简述一下是手卷的大致情况。此为丁观鹏、张宗苍为方琮所作，其中丁观鹏绘人物，卷中正襟危坐，“检书看剑”的主人翁，应即方琮，张宗苍补山石、树木。三人皆是深有名望的宫廷画家。
丁观鹏，擅长画人物、道释、山水，亦能作肖像，备受雍正、乾隆皇帝的赏识。据胡敬《国朝院画录》所载，乾隆皇帝曾题识丁观鹏作《罗汉》“四大本幻，作么传神？云鹏观鹏，前身后身”将丁观鹏视为丁云鹏的转世。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局部）
丁观鹏题识：“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首夏，石颠先生嘱写小照。拟少陵检书看剑诗意应教。丁观鹏。”
张宗苍，师承清代娄东画派的传人黄鼎，是王原祁再传弟子。其擅长山水画，作品一洗甜熟柔媚之习，苍劲秀雅、韵味隽永。同丁观鹏一样，张宗苍刚进入宫廷，就被授予一等“画画人”，仅《石渠宝笈·续编》中，即著录有他的画作达47件之多。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局部）
张宗苍题识：“石颠轩昂磊落，卓然有大志。年来从余游京师，共数晨夕，每以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憾。翼云丁先生摘检书看剑句为之写照。此图此志也。行其志，少陵殆早为石颠咏耶？余甚乐之，遂以疏林泉石缀焉。”
方琮，字友璜，号石颠，师从张宗苍，得其真传。乾隆皇帝多次于方琮画作上题诗，评价甚高，如《题方琮山水诗》云：“画家笔法学宗苍，气韵居然合渺茫；小幅山川称游目，竟教难辨孰王羊。”宫内档案，亦有多处方琮奉乾隆皇帝之命绘制“贴落”的记载。
手卷中，计有三十人题跋，依次为戴震、郑虎文、饶学曙、汪榖诒、杨嗣夔、汪由敦、陈大复、陈孝泳、蒋溥、董邦达、江成栋、施廷钧、顾维、王錞、程茂、江叶廪、叶申、汪浩存、程晋芳、胡天游、储麟趾、沈德潜、沈世晋、沈栻、杜玉林、吴鸿、汤世昌、杨大琛、钱维城、赵升。
蒋溥题跋
钱维城题跋
沈德潜题跋
董邦达题跋
众人或是显赫名宦词臣，或为文坛艺林雅士。如蒋溥，大学士蒋廷锡长子，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汪由敦，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入祀贤良祠；董邦达，礼部尚书，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三董”；钱维城，乾隆十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沈德潜，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封太子太傅。不一而足。
众人的题跋中，如同时期的沈德潜、博明等不乏提到戴震“剑之九德”的论述，足可佐证卷前戴震《序剑篇》之可靠性。而如汪由敦、董邦达、钱维城、蒋溥等数十位名宦为此卷题跋、题签，上述各家皆有诸多标准作品存世，大量资料对比之下更清晰可考，亦可证之。类此种种，皆可知戴震此书为其名作《序剑》篇出处之母本书法。
另据题跋内容以及引首、木盒题写，可知此卷先后为方琮、方运昌（方琮之子）、博明、宝熙、长尾甲等人递藏。博明，满洲镶蓝旗人，是我国18世纪蒙古族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于蒙古唐古忒诸字母、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骑射等无不娴熟。宝熙，晚清宗室子弟，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工书法。长尾甲，日本明治期汉学者、书法家、画家、篆刻家。
▼结语▼
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曾说“从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以及“戴震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将戴震列为朱熹、王阳明之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此“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煌煌巨制，囊有三个顶级宫廷画家的深厚交谊。而三十位仕宦、文人的累累题跋，在“唱和卷”中亦是难得。尤是“戴震”的题跋，更是极为罕见，或为硕果仅存。同时，戴震的题跋内容《序剑篇》是其经典代表作之一，当中所蕴含的“剑之九德”、“读书闻道”之说，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与科学精神。其之稀珍，可窥也。
时隔数百年，戴震“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唯物观，也是当今社会所提倡并弘扬者。由此，梁启超眼中的“清代学者第一人”，诚然足堪为盖代大师，学者圭臬。
参考资料：
[1][2] 从文物收藏角度浅谈戴震《序剑》篇
[3] 范长江：丁观鹏、张宗苍合绘《检书看剑图卷》浅说
[4] 蔡锦芳：从《序剑》篇看戴震的格物明理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