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大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和路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发展的深刻影响，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滋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深入到深入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呈现两种状态：一是马克思主义从国外传入并在中国传播后，逐渐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初结合，主要是形式上的民族化，使“西装革履”或戴“礼帽”的马克思主义变为穿“中国粗布短袄”或“中国风衣裳”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土地，融入现代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进一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形”的结合，更是“神”的融合，达到“形神兼备”或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的重要论断，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表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来认识，放在文明整体性与多样性的进程中来认识，放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来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我们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和践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重大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汤因比（ J. ）在《历史研究》中对世界上各种文明或文化的发展规律做过概括，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是在“挑战”与“应对”的模式中生存和演进的。[1]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中华文明或文化在近代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产生了双重的结果。在近代中国发展落伍的情况下，一批中国的仁人志士转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在对各种西方思想的比较中，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与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化同时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也是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糟粕的否定的过程。中国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应对”。罗素（ ）在20世纪20年代《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今日之中国，我们西方的文化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多数情况下，做学生的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中国而论，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学生，那他很可能会超过先生；事实上，我们能向他们学习的东西很可能和他们能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的可能性却小得多。”[2]这段话耐人寻味。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经常发生的，谁为先生谁为学生的角色定位也是因具体历史时期和具体情况而异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作为舶来品，中国人无疑是学生。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越来越自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核心，不是盲从照搬，而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超越性何在？中国本土文化如何与来自西方的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相遇甚或融合？或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进程中为什么需要和如何进一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它需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等特点，而作为一种文化，它还具有开放性、历史性、具体性等特点。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世界性的学说或文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包括各国历史文化的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了理论运用的“历史性”“条件性”。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列宁也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需要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4]。他还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5]虽然这些论述中未直接提到“文化”，但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各国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时代”“具体特点”，都应该包括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换言之，二者相结合的重要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和价值诉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优秀特质之间具有很大的契合性。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深厚的人文底蕴、强大的内聚力量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它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且意蕴无穷，绝非像黑格尔所说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缺乏哲学思维和发展活力的历史与文化。它具有崇德尚义的人文传统，主张亲民敬民、人际和谐；它具有反映天人、知行、人际之间联系的深刻而丰富的辩证思维，主张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它具有崇高的理想境界、担当精神、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主张修齐治平；它具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贵民思想和政治智慧，提倡“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罗素曾对中国文化的特点做过评价，他说：“我认为，我们西方文化最显著的长处是讲求科学的方法；而中国文化最突出的优点只是对人生目的具有洞见。我们希望看到的，正是二者的结合。”[6]虽然这一看法有片面性，但也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别，以及二者之间的互补性。而他以下看法却是很中肯的：“中国生来就有着友善和宽容的态度，他们对别人有礼貌，也希望对方还之以礼。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只想自由自在，而不愿统治别人。”[7]正是由于具有包括上述的许多优秀特质，中华文明具有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形式的重要方面。无论是中国的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无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特质相契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从中吸收滋养自己的养料，不断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化”。同时，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中国实践的作用。
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已成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主要有如下观点。其一，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珍视历史文化遗产。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9]其二，要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封建因素和反封建因素。文化具有历史条件性和社会制度属性，同时又具有对历史的超越性和某种跨越社会形态的共同价值。“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不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10]其三，要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中国文化要坚持自己的民族形式。新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1]。其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论断，并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
毛泽东熟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等古籍，重视吸纳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智慧。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便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人文底蕴。其中“实事求是”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称赞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从哲学高度赋予“实事求是”以新意，将“实事”解释为客观事实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把“求”解释为研究，把“是”解释为规律性。[13]而“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最初出自《荀子》，荀况的历史观中包含了贵民重民的合理思想，如《荀子·王制》中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的观点。毛泽东也非常强调“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源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记载，西汉人严安以秦王朝兴衰的教训来谏阻汉武帝穷兵黩武，他说：“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自力更生”便从此谏书中“自以为更生”演变而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表达、通俗解释，并在中国广为人知、深入人心。毛泽东还借用中国哲学的“知与行”的范畴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原理，用“一分为二”等中国古代辩证法命题来表达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用中国古代兵法与战例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坚持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结合方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认同中华文明的价值，强调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它们体现了数千年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守正创新，即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中国立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其次，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谏太宗十思疏》）。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4]他引用管仲名言“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来说明个人修为与国家存亡之间的重大关系；倡导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以及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与青年学生共勉；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莫忘“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氾论训》）等古训告诫党员干部。
再次，重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并运用于指导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古语古训，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他多次谈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倡导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他把党性教育这门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比喻为共产党人的“心学”。从要求共产党员和干部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到嘱咐领导干部牢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政得其民”；从强调国家“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资治通鉴·魏纪五》）、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先治吏，到要求领导干部“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正己修身、居安思危等，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厚重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底蕴。
最后，彰显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诠释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来讲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华文明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他的“金山银山、绿水青山”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他还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来说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用“和而不同”来说明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
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和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明了这种结合的方向、原则和基本路径，这就是：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立足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的实践，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结合时代进步、文化发展和实践深入的需要，吸收世界文明发展成果，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据此，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寻求二者的契合点和结合点。我们通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广义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狭义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的观点。[15]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维度。这里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内涵是很丰富的，既包括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我认为，二者结合的契合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包括古代先贤和仁人志士所表达的深邃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为人之道、家国情怀、人伦价值、生活意义、社会理想；二是探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智慧或辩证法思想。贯穿这两个方面的精髓，或者说最重要内容，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包括民族思维、民族气节和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去，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结合起来，融化到中国文化中去。
其次，要在“结合”过程中实现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实现“结合”。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不是凝固不变的思想，而是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在历史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的联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要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或影响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过程应该是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二者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互动、双向结合的过程。这些创新发展，应该是面向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并推动中国实践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通过这种结合和创新，更好地发挥中国思想文化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把垂直式（纵向式）的文化吸收继承和平面式（水平式）的文化交流互鉴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文化发展往往是在对历史文化成果的继承与对同时代的文化成就的吸收的双重过程中实现的。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既要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的精华，又要吸收现代文化乃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包括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要有历史眼光，又要有当代视野；既要有民族情怀，又要有世界眼光；既不能简单复古，也不能盲目排外；既要体现历史的文脉，又要把握时代的脉搏。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观点上，而是要同我们的实际工作、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不仅要体现在形式的结合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内容的融通上。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项项目”成果。
[1] 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2] 伯特兰·罗素：《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9页。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6] 伯特兰·罗素：《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第176页。
[7] 伯特兰·罗素：《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第177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14]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
[15]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