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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国学经典即是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作。学习国学经典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进行创造性转化。谈起“国学”首先想到武大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先生。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及汤用彤国学奖。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仍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曾到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慕尼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首尔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名校讲学。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文化学概论》等。郭先生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的哲学系学生到当今的世界儒学研究的学者，直到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

有人说：“国学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国学的边界何在？今天为大家推荐“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郭齐勇先生的澎湃新闻专访（节选），一起了解国学里有华夏文明的主要精神，也有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

问

采访者：您长期担任国学院的院长，对国学学科建设贡献良多，在国学教育、国学推广方面您也做了很多工作，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关于国学与文化自信，国学与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的关系问题，也向您教您。

答

郭齐勇：国学的学科建设我们提倡了很多年了，但国学学科现在并没有列在学科目录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提“国学”呢？其实还是希望发展出本土的文化。

有人批评“国学”大而无当，其实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才提出来的，因为现在的学科标准全部是西化的。但是，按照西方的学科标准来看待国学，的确是削足适履。在西方这套学科体系里面，人文学科被分化了且被边缘化了，而社会科学又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做法，这是与人文学大相径庭的。源自西方的现代学科的划分，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学术学科方式是不同的。过去我们有经史子集，虽然只是一些部类国学中的史部，只是一个图书的分类，但它仍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方便之门，还有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诸路向。

如何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中，还体现一点传统的东西呢？特别是经学，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无处安立。经学是中国过去最大的一个传统，现在没有经学了，子学、史学、文学还可以勉强在文史哲分科中体现一点，但是经学被裂解了。现代学科的分类基本上是将传统学问当作死物，而且越分越细，肢解分离，不是像我们过去的学科，文史哲不分家，传统学问是一种整合的“生命的学问”。

《史记》就只是历史的资料吗？《诗经》就只是文学的资料吗？我们现在将史部和经部的这些经典看成死物，当作史料去研究，这就将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的活的传统、整合的传统都丢掉了。过去的学者，在他们心中传统学术是一个整体，他们的研究既有很精深的研究，又不脱离一个大的学术背景。所以我们设立国学学科，主要是想重振经学，并由此带动整个中国人文学的重建。西方的学科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肢解了中国的人文学术。现在文史哲各学科培养人才太过单一化了，我们希望未来的学科发展不要太过于褊狭，希望文史哲兼通，儒释道兼通。过去我们讲，学中国文化要“通”，实行通才教育，西方也有通识教育，所以我们倡导培养传统文化的通人。

国学里有华夏文明的主要精神，也有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国学不只是精英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下层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性，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过去的老百姓，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的做人做事之道基本上还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以及四维八德等儒家的价值。方才我提到王阳明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虽然老百姓是日用而不知，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依照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而行的，体现在他们行为方式中的其实就是这一套价值观。所谓的儒学的复兴，正是要自觉地让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前面我说过，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底层老百姓还是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在行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儒学并没有脱离老百姓现实的生活，只是没有自觉，现在我们要自觉。

西方人有1500年的基督教教化的历史，中国人有2500年儒家教化的历史。过去在家庭，有家信、家书、家训、家礼、家谱、家教，儒学由私领域到公领域，渗透到家国天下的各个方面。延续了2500多年的儒家教化的传统，是不能随意丢弃的，它是可以转化的正面的东西。健康的现代化成果的取得，离不了儒家的这一套教化，它是春风化雨，培育真人。这里有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日用常行之道，是现代化生活所必需的。目前的状况有点糟糕国学中的史部，比如财大气粗、为富不仁的心态，过去我们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我们失去了“富而好礼”的传统。这一套文明的教化，与我们的现代化的前景是有关系的。

我们讲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要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没有文化自觉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我们拿什么自信呢？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了解多少呢？我们的传统里面有糟粕，有负面的东西，有需要时代汰洗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养育我们心灵的东西，有正面的东西，有可以现代转化的东西。这既不是文化自戕，也不是文化自恋，而是超越自戕和自恋的一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有分析的、有理性的，它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其实文化自觉就是自觉利弊、自觉长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自信基础还在文化的自觉。当然，现在我们提倡国学复兴，提倡儒学复兴，并不是抱残守缺，回到过去，而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文化认同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而伦理共识是解决法治社会的基础的问题。认同问题不是官方一个指令就可以解决的，单靠法律运作也不能调节整个社会。假如我们对真善美、假丑恶没有一个共识的话，法律是不能彻底运作的。法律一定要有道德的基础，需要伦理系统的滋润。所以，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需要解决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需要解决伦理共识和终极关怀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在现代化转进过程中，找到一些公约数。实际上，即使是在全球化的现时代，世界各国还是要调动本土的族群的文化，使之成为民众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之所在，成为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从世界文化的比较来看，中国不能没有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不能不从中调动一些资源来做创造性的转化。

图片/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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