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略》的分类法到四部分类法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转变。对于这一转变，章学诚认为，《七略》以学术源流划分群籍，随着东汉以后著述、学术的发展，《七略》的分类方式不再能适应实际的书籍情况，四部分类法应运而生，并走向成熟。在他看来，目录学之要义在于“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从《七略》到四部，这一精神是一贯的，改换的只是具体分类形式。
章学诚的观点影响很大，但他探讨的立场是目录学，而非目录学史。他对目录学要义的执着，若以研究目录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或许是一厢情愿的。事实上，四部分类法在出现之初，是否还保守着《七略》“辨章流别”之义，值得怀疑。尤其是《中经新簿》中丙丁两部的划分，无法用学术源流的标准理解，所以姚名达质疑《中经新簿》中“兵书”与“兵家”何异，《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汲冢书何以附于丁部。刘咸炘发扬章学诚之学，整体上认同四部分类亦辨章流别，但也躲不开《皇览簿》与汲冢书的问题。按照他们的思路，确实无法解释这两种书的分类，因此刘氏讨论《中经新簿》，在这里也只能摆出现象而已。
与刘咸炘相反，余嘉锡完全反对章学诚谓目录学“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的观点，认为“目录之兴，本以为甲乙计数，而‘学术之宗，明道之要’，特因而寓之而已。”他认为书目是适应藏书实物的，藏书分屋列架，各类数量要相对均衡，目录本身的篇卷也要彼此相称，在藏书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就需“于可分者分之，可合者合之”，这是《七略》变为四部的基本原因。对于《中经新簿》丙丁部分类的问题，余嘉锡提出是由于这两部书籍过少，“故取无可归类之书，分别附入，以求卷帙匀称。”
余嘉锡先生
这样看来，四部结构的确立，尤其是史、集二部，确是难以用学术源流完全解释的。近来辛德勇对史部的形成与演化问题进行讨论，也指出在四部分类的史部当中“有许多不属于历史的内容”，但他还是沿袭了史部出于《六艺略》“春秋”的传统观点，而没有考虑史部的性质是否存在前后变化。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经史子集观念，那么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魏晋以后将群籍划分为四部，每一部中又收录了如是之书？本文即试图带着这样的怀疑，不将《隋书·经籍志》中归入“史部”的书籍视为理所当然的史部成员，来重新审视这一部类的形成。
对于史部的形成过程，学界已有很多讨论。不过，由于四部分类法的初现在三国时期，但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大型书目是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因此学者多是站在材料较为完善的《隋志》时代的立场逆向“回顾”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史子集四部形成的过程。希望本文采取的顺向视角，能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部的发展。
一、《中经新簿》丙部的意义
四部分类或许初现于曹魏时期的《中经》，但因史料所限难以确证。西晋武帝时荀勖因《中经》而撰《中经新簿》，《隋志序》中简单记述了它的分部及内容，对早期四部分类的讨论只能从这里开始。早期的“丙部”包括怎样的内容国学中的史部，又在何种意义上能被视为一个整体呢？
《隋志序》云《新簿》“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几类中，“史记”之指较易理解。先秦国史称为“史记”，即史官所记，至东汉东观修史称为“汉记”也是沿用这一传统。《中经新簿》“丙部”的“史记”应是这种以一个或多个朝代为记载对象的、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史书。
百衲本《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
“旧事”的分类在《隋志》史部中也有。据《隋志》旧事篇小序，“旧事”指记录制度、章程的法令故事。不过《隋志》旧事篇收录的一些书籍是以记事为主，则“旧事”之书，或录制度章程，或叙相关史事，但应该都围绕政治活动。《隋志》中无“杂事”一类，但著录了不少名为“杂事”之书。这些书除了被置于旧事篇以外，还有一些与礼仪、仪注同类，而集部的“《魏杂事》”次于诸臣奏议之间，应是曹魏诸臣奏议的杂集。
在集部总集篇中，还有“杂诏”、“杂赦书”、“杂九锡文”、“杂表奏驳”、“杂露布”、“杂檄文”、“杂荐文”、“聘使杂启”等等，这些或许也可认为是“杂事”。“杂事”与“旧事”的记录对象，亦即“事”之所指可能是接近的，但“旧事”可能有更加明确的主题，否则便归为“杂事”。总之，《新簿》的“旧事”、“杂事”之书大概都是关于章程制度或重要历史事件的若干详细记录，可以作为将来政治活动参照之“故事”。
最后剩下的是“皇览簿”，这种断句方式从很早起就被广泛接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中就将此书称为“皇览簿”，但“皇览”与“簿”是否应合并理解，还有疑问。现在看到诸书引《皇览》有题“《皇览·逸礼》”、“《皇览·冢墓记》”者，因此“簿”不会是《皇览》的篇名，逯耀东将“《皇览簿》”解释为“《皇览》的目录”，但未见其他类似用例。
“簿”有可能单为一门，指簿录之类的文献。《隋志》分类中的“簿录”指目录，包含了魏晋至隋代的数十种公私目录，但就《中经新簿》的时代而言，虽然自刘向歆父子校书以后，东汉亦有多次官府校书的记载，但藏书、校书终究不如后代发达，这时图书目录恐怕还难以成为一个单独门类。“簿”本是登记册之意，亦谓文书，《中经新簿》之“簿”类不一定仅指登记书籍之簿。《隋志》中收录的称为“簿”的书籍，记录对象广泛而零散，同时著作年代普遍偏晚，应是由于“簿”作为较琐细、原始的资料，不容易长期、整体地留存。
至于《皇览》，如上所言，余嘉锡、姚名达等早已质疑《皇览》非史，不过他们采取的是后代的“史部”标准。《皇览》在当时的学术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地位，应从它的编纂及内容考虑。《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云：“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受诏修《皇览》并领秘书监的王象，乃当时儒宗，而桓范则是“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皇览》是由儒宗文士从诸经传中按类别收集各种内容，以便于帝王参考，亦即勾连了经学与实际施政。
本文作者
以上讨论了《中经新簿》“丙部”的“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各类内容。将它们归为一部有怎样的内在逻辑？“丙部”收录的内容，除了“史记”是以政治为核心的历史记录，大致相当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史”，其他几类文献也都与行政事务密切相关，在讨论礼仪、制度、刑法方面的具体问题时，这些文献都可能成为重要参考，《隋志》“史部”中的“职官”、“仪注”、“刑法”诸类当源于此。
有趣的是，学者对汉代行政的研究，恰好可以印证《中经新簿》的分类。邢义田考察汉代的行政，认为汉人处理行政事务的主要依据是故事（广义）与经义。故事（广义）可分为两种，一是制度性、成文的诏书、律令、仪制等，如果对照《新簿》“丙部”的内容，则相当于其中的旧事、杂事、簿等。另一种是非制度性的惯例故事（狭义），惯例故事可以出自皇帝，也可以出自百官的一言一行，这一部分的故事的重要性不低于诏书律令等成文的故事。
邢义田所说的不成文，是指没有像律令制度那样成为正式颁布行用的规定，但这些能够被广泛使用于政治活动中的“惯例”当然不是仅靠口耳相传，它们也需要被记录下来，以备查考，“丙部”的史记与《皇览》大概就具备这样的功能。沿着这一思路，《新簿》“丙部”划分的内在逻辑或可被理解，即它是除经义以外，能够被作为施政依据的一类书籍。总之，魏晋新出现的“丙部”紧密围绕政治，它除了包括那些在《汉书·艺文志》中继列于“《春秋》”经下的诸史作，还包括了其他与行政事务有关的文献。
二、从丙部到史部的扩充
《隋书经籍志序》记载了南朝前期王俭《七志》的大致分类方式：
《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诸子志》：今诸子、古诸子
《文翰志》：诗赋
《军书志》：兵书
《阴阳志》：阴阳、图纬
《术艺志》：方伎
《图谱志》：地域及图书
王俭《七志》将经史合为一部、军书阴阳术艺与诸子并列，显然是要恢复汉代《七略》的传统，但它与《七略》的差异也不容忽视。
人们将《七志》合经史为《经典志》视为它复古的一大标志，但在《七略》的《六艺略》中，所谓史书远远够不上一个子类，《史记》等诸史书著录于《春秋》之下，仪注、典礼之书则在《礼》下，而《七志·经典志》并未将史的地位做这样的还原，而是在“六艺、小学”之外，更有“史记、杂传”，史传不在附列于某经之中，而是总体地与五经并立，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七志》中首次见到“杂传”这一子类。参照南北朝后期及隋代的资料，《七志》中的“杂传”也很可能包括人物别传、以家族或郡国为单位的传记、以某类人物甚至是神仙鬼怪为中心的传记，这些文献的体裁、记录对象与《中经新簿》“丙部”中的史记、故事档案类文献大为不同，但这时却作为“史记”之附，被置于《经典志》之末。这说明在西晋初的《中经新簿》与南朝初的《七志》之间，对文籍的分类观念发生了变化，史部不再是完全围绕施政了。
王俭《七志》与《七略》相比的另一重大差异，是没有设置对应《七略·辑略》的部分，而在末尾增添了《图谱志》，这肯定不是因为他无法撰述《辑略》，又强求合七之数。四部的子部本是合并刘向《七略》中的四《略》而来，《七志》的复古改编简单来说是要将子部再拆解回去。但汉魏以来出现了很多新的书籍，南朝时的子部中已经有一部分无法再回到《七略》的分类框架了，因此在解体子部以后，需要增添《图谱志》来安置这部分书籍。
《图谱志》收录的主要是地理、谱牒类文献。南朝梁代阮孝绪在《七录序》中对王俭《图谱志》有如下叙述：
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
阮孝绪将《七志·图谱志》收录的书籍分为“图画之篇”和“谱”两类情况，并说在自己所编的《七录》中要将“图画之篇”各归本类，“谱”附于《记传录》最后。《记传录》最后的“簿录部”、“谱状部”无疑可属“谱”的范畴，倒数第三的“土地部”也应是图谱之属，因为《隋志序》谓《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特别强调有“地域”。至于阮孝绪说还有一部分《图谱志》中的书被“随其名题各附本录”，应是指《图谱志》中还包含有的解经、阴阳术数等方面的图画书。
《七志》中的地理、谱牒之书与杂传一样，都是过去未有的门类，但杂传附从史记归于《经典志》，地理谱牒之书则单成一志列于《兵书》、《阴阳》、《术艺》之后，反映了从丙部到史部的一个中间阶段：传记类进入史部，史部文献的性质逐渐混杂，但地理、谱牒等书尚在子书之列。
以上根据《七志》的分类推测的当时杂传与地理谱牒之书在四部分类中的归属，都能在《金楼子·著书篇》中得到印证。《著书篇》将梁元帝著作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相当于经史子集四部。辛德勇以此篇为据，探讨了南北朝目录分类的演变细节，指出史部与子部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类目发生了转移。在《金楼子·著书篇》中，谱牒、地理之书位于相当于子部的“丙部”，相当于史部的“乙部”中则有多种杂传、鬼神之书，另外，《皇览》也转入“丙部”。
《广弘明集》卷三《七录目录》（碛砂藏本）
《七志》作于宋末，而《金楼子》作于梁初，说明这样的四部分类状态持续颇久。不过，《金楼子》作为私人著作目录，受到官方分类法的影响，但还不能反映官方目录分类的最新发展。从梁代阮孝绪所撰《七录》来看，梁初的官方目录分类方式已有进一步变化，至少就史部而言，已与《隋志》的面貌十分接近。
阮孝绪《七录》虽然是总集众家目录而来，但应是以当时官方目录为底本编制。《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将术数书分出四部之外与《七录》内篇五录相应，东晋南朝秘阁目录乃至《隋志》将佛道附出的做法又与《七录》外篇二录相应，而《七录》各录下子目也与《隋志》各部子目相近，总之《七录》的一、二级分类应与当时官方目录分类相差无几。
《七录·记传录》基本相当于史部，其下包含的类目见于《七录序》记载。对照《隋志》史部各篇的设置，对《七录·记传录》的内容更易把握：
《七录·记传录》中十二部的排列与史部逐渐扩充的过程基本一致。《七录》的“伪史”以上大致相当于初立时的“丙部”的内容。关于“伪史”在二者中位置的差别，可能由于《七录》的时代还处于南北对立，因此对“伪史”的地位更加敏感，作为对伪朝的贬低，将十六国等政权的史书置于靠后的位置；而《隋志》出于统一之后，虽然依旧保留“伪史”的部类，但改称“霸史”，并根据体裁调整了次序。这种次序的设定不一定出于《七录》和《隋志》本身，而可能是反映了它们各自所处时代的秘阁目录的状况。
尤应注意的是，《七录》黜“伪史”，但并未一气置于《记传录》最末，而是列在“杂传”、“鬼神”之前，特别提示出诸史与行政法度之书属于一类，而不与“杂传”以下混淆。“杂传”、“鬼神”是之后进入史部的内容，“土地”、“谱状”、“簿录”又次之。如上文所述国学中的史部，王俭《七志》、《金楼子·著书篇》的分类正好是传记类已进入史部而地理、谱牒还留在子部的状态，而阮孝绪《七录》显示梁代的官方分类实已将地理、谱牒亦作为史部类目。
简言之，可以将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相当于魏晋初立的紧密围绕施政的“丙部”，第二部分是史部初次扩入的杂传鬼神之书，第三部分是史部再次扩入的地理谱录之书。至此，史部基本形成了《隋志》的面貌，而且《隋志》的部类面貌亦载于《唐六典》中，可信是在南北朝末期开始定型，然后得以长期沿用的制度，可以视为中古史部的定型。
《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云：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正。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斖斖。
总序将“史部”内容视为“史官”之著述，而且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对“史部”所分的十三类，也几乎都追溯为周代史官的职掌范围，且各类序中多称引《周官》。这种理论阐释可能不是《隋志》首创，它令“史部”成为看起来极具逻辑性的整体。但如本文所讨论的，史部的形成是经历了扩充，最初“丙部”的内容与后来融入的部分在意义、源流上颇为不同。而且，即便周代史官确实有如此职掌，但《隋志》“史部”收录的大部分著作也与周代专官进行的那种记录没有实际联系。
总之，《隋志》“史部”总序及各类小序对“史部”的理论阐述，无疑出自后人的建构。余嘉锡说：“古今学术，其初无不因事实之需要而为之法，以便人用，传之久，研之精，而后义理著焉。必欲以《易》为卦歌，《春秋》为朝报，固未可，而谓其始本不为此而作，则亦非也。”以《隋志》的“史部”而论，诚如所言。不过，将“史部”的构成归结为周代史官之职，还是体现了最初“丙部”产生时的政治趋向；最终“史部”的结构，也体现了两次扩充的发展顺序，最初与政治相关的文献依然居于“史部”核心地位，并且有着更加细致的分类。
本文作者已刊论文目录：
《晋唐间的晋史编纂——由唐修〈晋书〉的回溯》，《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
《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三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
《国史的拓展——对纪传体史书纪与传演进的比较探讨》，《国学研究》第三十七卷，2016年6月。
《从丙部到史部——汉唐之间目录学史部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魏书的附传——以神䴥征士的传记为中心》，《山西档案》2015年第3期。
《从国史到〈魏书〉：列传编纂的时代变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期。
《〈晋书〉版本演化考》，《文史》2013年第3期。
《从“匈奴五部之众”到“五部领屠各”——对汉赵族群演变的考察》，《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三卷）》，中华书局，2013年6月。
《〈晋书〉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
《唐初元勋的家族历程：——以〈李药王墓志〉与李靖家族为中心》，《唐研究》第17卷，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