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鸿声社会科学报社7月25日
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渐成热点。那么，城市文学研究是如何凸显出来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中国传媒大学张鸿声教授认为应该在现代文学史的总体视野中辩证地考察这一问题。
原文 ：《城市文学研究走向新范式》
作者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张鸿声
图片 |网络
文学史叙述形态的演进推进城市文学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几种主要现代性叙述有“革命叙述”“启蒙叙述”“城市日常叙述”等，这构成了主要的文学阐释形态，并表现出一个具有先后顺序的演进过程。而且，依照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也存在不同的解释。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依照“革命叙述”的阐释标准，初期革命文学、鲁迅及其杂文、左翼文学、解放区“工农兵”文学、“十七年文学”构成了“革命叙述”的文学史主要脉络。其中，城市文学是不太被重视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对中国现代化历史阐释的改变，五四初期文学、鲁迅小说与散文、乡土文学、民主主义文学、“80年代文学”等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发生了从“革命叙述”到“启蒙叙述”的文学史观的转变。这一改变使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学史阐释成为主流，但城市文学依旧没有进入研究视野。在相当程度上，城市与乡土一样，反而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对立物。
90年代后，关于市民社会、消费文化、历史研究的日常性理论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建立在物质与消费现代性之上的城市日常性叙述，“晚清文学”“30-40年代的上海文学”“90年代后文学”等成为研究热点。
在这三种文学史叙述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盛的过程。
在国内，80年代开始出现城市文学研究，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即作家作品论阶段、文学流派论阶段、文学形态论阶段。吴福辉、余凤高、应国靖、严家炎、李今、许道明、杨剑龙、李嵘明等当代学者的研究大体体现了作家作品论、作家流派论、文学形态论等各个阶段，其研究特征、范式和意义价值不同。
到90年代，城市文学研究已经对现代文学史总体格局有了较大影响。比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就确言，“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所出现的‘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立与渗透”是文学史考察的重要标尺。而在具体的考察中，特别是对戏剧发生发展的过程，就一再用“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等概念加以阐释。
城市文学对现代文学的突出价值
一方面，文学史叙述形态的演进推进了城市文学研究从无到有再到兴盛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城市文学研究的发展也反过来对总体文学史叙述格局、新的近代史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凸显出当代城市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出价值。
首先，随着城市文学及其研究的兴起，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启蒙文学、工农兵文学、乡土文学为主要形态的文学史格局，逐渐转变为启蒙文学、乡土文学、城市文学鼎足而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随着90年代左翼与启蒙两种文学史叙述相继弱化，在文学史叙述的等级因素中，源自城市文学的现代性，特别是日常性文学史叙述几乎一枝独秀，这在90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有着大体一致的表现。
其次，城市文学的研究由于得到了左翼意识形态减弱、市民社会兴起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支持，以极强的历史阐述性出现，与史学研究中所谓的“新史学”，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方法中注重民间社会形态、“公共领域”、行会、商会、社团的研究相吻合。因此，城市文学与媒体舆论、大众传播、经济制度、学校教育、出版机构、流行生活等公共社会领域的关联又成为新的热点，构成了现代中国整体史观中的一种。也就是说，城市文学研究不仅成为文学研究的“热带”，也成为新的近代史观建构的一部分。
在城市日常性的近代史观中，对公共领域理论、长时段与中间层的考察，以及对行会、商会、绅商、社团、舆论场的关注，产生了我们对晚清文学的新理解。可以说，现代的文学主题、载体媒介、接受现象在晚清都已经出现雏形，比如在现代的文学主题方面，有政治主题方面的新政（维新）、革命（民族、种族），消费主题方面的现代性事物与消费需求，家庭主题方面的日常男女伦理，初步启蒙主题方面的“劳工”题材文学，等等；在接受方面，八小时工作制与星期周末制度养成了市民的文学阅读习惯；在介质与媒体方面，报刊（书局、月刊、周报、晚报）、画报、照相术、漫画、电影、剧场、广播等成为近现代文学的技术载体。
走向新范式“文学中的城市”
城市文学研究在成为新的近代史观构建之后，有日渐超出传统城市文学题材、流派、形态研究范围的迹象。通过对海外汉学家理查德·利罕、张英进、李欧梵、王德威，国内学者陈平原、赵稀方等人的城市文学著作的研究，我以为，学界的关注点开始从“文学表现城市形态”转移至“文学对城市性的表达”，甚至是基于城市性表达的历史观念。这一现象预示着我们已经不能固守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了。这种新的城市文学研究范式一般被称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大体通过想象和虚构“赋予城市什么意义”“为什么赋予这些意义”“怎么赋予城市意义”这三个逻辑而展开，在研究范式的内在结构上突破了传统反映论而走向话语论。
我们以上海为例，看看“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这一新范式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不妨从关于城市的普遍性的通俗知识入手，比如在《辞海》、《词源》、各种“百科全书”、“年鉴”、明信片、地图中考查关于上海的叙述是怎样进行的。继而，再关注关于上海的文学文本、图像文本、符号文本。从普遍性的城市知识、文学文本的想象、学者们的文化释读等诸多上海论述可以看出，在以现代性为中心的上海想象中，左翼文学叙述突出的是“国家”“革命”的现代性。而80年代以来，则侧重把启蒙、城市日常性作为主要线索，将“国家”“革命”的现代性搁置一边。其实，各个时期的所谓“上海想象”都是基于某一种叙述的，并不是全部的完整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熊月之先生将百多年来的上海叙述总结为“从奇妙洋场、东方巴黎到大染缸”“西学窗口”“天堂地狱”，非常精辟。我提出另一种说法，即百多年来对上海的叙述可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分别为：一是表征国家进程的“钥匙”叙述，二是隐含西方性表达的“窗口”叙述，三是与乡土中国特征相区隔的“飞地”叙述。
“城市想象”研究的基础在于将文学中的城市经验与城市叙述分离开来外国文学史历史分期，也就是说，“文学中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被赋予意义的，而不完全是城市的自我呈现。晚清以来，上海被赋予了各种意义。其中，有左翼角度的国家解放意义，表现阶级、民族革命、国家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消亡；也有国家的工业化意义，比如晚清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新中国》《新石头记》，也包括茅盾的小说，以及50至70年代关于生产、技术革新、展览馆、工人新村的文学叙述。
因此，“文学中的城市”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文本意义上的，或由文本意义所堆积起来的；另一种是实际的、作为地域存在的城市。在文学中，无论是基于现代性意义的“大叙述”（比如南京路、港口等之于左翼的解放意义，霞飞路之于非中国化的消费的象征意义，工厂厂房、工人新村之于国家工业化的意义，等等），还是赋予东方性、本土性的“小叙述”（比如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笔下的上海弄堂、梅家桥等文化记忆），城市不断被赋予各种意义外国文学史历史分期，成为一种现代城市知识的共同体，并以此构筑了城市文学或“文学中的城市”强大的现代性身份。在某些时候，它可能冲淡乃至瓦解了城市实际的多元、复杂的东方特性以及作家个体的城市经验。
在一定程度上，“上海”类似斯宾格勒的“西方”概念，代表着百多年来中国人构筑的“现代”“断裂性”“中心”概念，却往往弱化其应有的东方性意义、民间层面的存在以及作为江南城市的地域性、本地性。这种现象不仅在上海城市文学研究中存在，在对北京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甚至在对巴黎、纽约等城市的文本表达中也存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6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