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在展示线装本《四库全书》。

命运多舛的《四库全书》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下诏访求、采集天下藏书。第二年正式设馆编纂，历经10年最终完成。《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3503种，79337卷。据说这部由3位皇子、数十位重臣和饱学之士担纲编纂的丛书，当年每天至少有600人用楷书一笔一划缮写。《四库全书》奉旨总共缮写成7部，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北京）、热河行宫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盛京皇宫文溯阁（沈阳）、大观园文汇阁（扬州）、金山寺文宗阁（镇江）、圣因寺文澜阁（杭州）。这也就是俗称的“北四阁”和“南三阁”。

可惜可叹的是，《四库全书》成书的两个多世纪中，命运多舛，屡遭劫难。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实际上有时不过三代光景，盛世风采就灰飞烟灭。到了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镇江、扬州两地城池先后被攻破，文宗阁和文汇阁《四库全书》毁灭兵燹；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战乱中散佚大半。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时，文源阁《四库全书》亦毁于一旦。至此，７部《四库全书》已毁掉了3部半。

幸存的3部半也历经劫难：文渊阁《四库全书》在战争中饱受颠沛，辗转千里，最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四库全书》后入藏国家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从沈阳西迁兰州。残缺不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后经有识之士组织多次抄补，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在中国历史上，为一部书而在大江南北专门命名建造7座藏书楼，恐怕仅有一例，这部巨书就是《四库全书》。

此前，兰州和沈阳两市举办的关于《四库全书》的两个活动，令人瞩目：先是甘肃省图书馆在兰州举办文溯阁《四库全书》入甘40周年活动，陇上百姓有幸一睹珍本真貌；后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正式入藏新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两个活动，甘肃喜形于色，沈阳颇为无奈。不少读书人认为，这表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回归”遥遥无期，“书阁合一”渺茫。

文溯阁《四库全书》在沈阳“三进三出”

盛京（现沈阳）是清代肇基之地，因此《四库全书》中缮写好的第二部被指定放在这里。

1782年，盛京皇宫的文溯阁竣工，它与其他6座《四库全书》藏书楼一样，仿宁波“天一阁”之制而建。独一无二的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顶建筑，蕴含着防火的原始企盼。独具匠心的外两层内三层构局，大气而实用。据档案记载，从1782年冬天起，历经5次，才将《四库全书》全部运抵并安放在文溯阁内。同时运来的还有另一部巨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教授说，文溯阁《四库全书》共6144函，36318册，均为清内府写本，盛于特制的楠木书匣内。书册为软面包背装。其封面，经部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总目》《考证》用黄绢。纸张选用的是洁白坚韧的开化榜纸，工楷墨书，字体娟秀，每册的首尾二页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文溯阁藏书所用的115个书架是楠木所制，馨香浓郁，持久不散。

1914年，袁世凯以“防备兵变”为由，要求“奉天的典籍”“必须转移。”奉天督军段芝贵于是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往北京。但书运抵北京后并未受到妥善保管，由于卷帙浩繁，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弃置故宫保和殿。这样一放就是10年。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张作霖获胜，情况才有转机。

1925年6月，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到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看见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被冷落一隅，便求助于张学良等人，希望将书重新运回沈阳。随后，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这部《四库全书》于1927年初重新入藏文溯阁，从而结束了13年书阁分离的历史。

1948年初，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政府又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北京，激起了一批正直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7月中旬，“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决定此事“缓办”。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确保文物安全，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等重要文物曾被疏散到黑龙江省保管。1954年1月，这部巨著回到沈阳。

文溯阁《四库全书》第三次外运离开沈阳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有关这一段历史的情况长期不为外人所知，坊间版本甚多。据知情人士披露：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管理体制就发生了变化。1932年9月1日，伪奉天省长臧式毅“训令”：为整理重要图书，便于保管起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划归国立奉天图书馆。1935年日军派人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后，以文溯阁多年失修为由，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书库，内置钢制组合书架。1937年，文溯阁《四库全书》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到这里。此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就一直“书阁分离”，所有权与管理权也由省图书馆沿袭控制。

1964年1月，沈阳故宫博物院提出“请将《四库全书》归还故宫”的申请报告，但报告没有下文。

1965年，基于当时的形势，辽宁省图书馆以战备为由，请示省文化厅将《四库全书》调离辽宁。省文化厅又请示中共辽宁省委，省委批示同意后，由文化厅呈文给文化部，文化部办公厅于1966年3月7日，以（1966）文厅图字24号文件的形式，给辽宁省文化厅下文，做出“基于备战需要，将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一部拨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决定。同年9月13日－27日，两省文化厅在沈阳办理了清点交接手续。除《四库全书》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本）以及相关档案资料也一并移交。文溯阁《四库全书》就这样远赴甘肃省永登县，存放于距兰州市区70公里处的一个山洞里。

如今无一部《四库全书》书阁合一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离开沈阳20年后，也就是1986年，辽宁省政府给国务院写出“关于将《四库全书》归回沈阳故宫保藏”的请示报告（辽政发[1986]173号）。近20年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相关话题的议案、提案不断，但是，甘肃方面发起了一场文溯阁《四库全书》留陇的“保卫战”。“归”与“留”的“口水战”，一打就是十几年，双方各持己见。

2000年4月，文化部专家组经调研考察后国家四库全书图书馆，向国务院报送了《文化部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有关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提出了如下意见：一是根据“文物物归原主”的原则，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沈阳，仍由辽宁省图书馆保存；二是考虑30多年来甘肃省为保管好这部《四库全书》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辽宁应给予甘肃一定的经济补偿，具体事宜由辽宁和甘肃共同协商处理。

辽宁方面似乎看到了曙光，而甘肃方面却依然故我。2001年，辽宁省投资千万元修建了现代化的《四库全书》地下书库。同年，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工作的若干规定》。2002年1月，甘肃省又在兰州黄河岸畔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

目前的状况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有清代的“文溯阁”和楠木书架却没有书；辽宁省图书馆只有专修的书库；甘肃省有书无“阁”，无原装书架。至此，三家都没有达到“原汁原味”和“尽善尽美”。

武斌院长指出，乾隆时代编修的７部《四库全书》，分藏7阁，书阁合璧，相得益彰。可惜的是，如今，200多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一部“书阁合一”。

也有不少人士认为，书阁分离的现状，是历史上的复杂因素所致，因此国家四库全书图书馆，不应再纠缠于所谓的“归属问题”。

一个共识是：不管放在什么地方，关键是要保护和利用好中华民族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