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像
西晋陈寿著《三国志》 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
陈寿与常璩同是四川人。一个是西晋的，一个是东晋的；一个被尊为“一代良史之才”，一个被尊为“求真求是百代师”；一个著有《三国志》而名扬史界，一个撰有《华阳国志》而名满志坛；一个被誉为三国文化的鼻祖，一个被誉为中国方志的初祖。
二人史志同辉、珠联璧合，产生了“光焰万丈长”的史（志）学影响，宛如中国史（志）学界星空的双子座。
三国文化源头：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公元233-297），字承祚地方志书地理建置的记载，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在南充度过。他少时勤奋好学，对历史著作尤其是《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表现出浓郁的兴趣。特别是他受教于恩师谯周时，更是坚定了执着著史的信念。因此，说到陈寿学识的来源时，自然会说到对他进行授业解惑的老师：谯周。
谯周，字允南，耽古笃学，研精六经，时大名鼎鼎，系蜀国（今四川）屈指可数的天文学家与史志学家，著有《雠国论》《定法训》《古史考》等百余篇文章，其中《三巴记》《益州志》《巴蜀异物志》等被后世视为完备方志的雏形。陈寿一生著述颇丰，犹以《三国志》《三古志》《益都耆旧传》名扬历史。对这三部史书，影响和评价空前，诚如南充万卷楼的一副楹联上联所言：“承祚（陈寿字）倘无三书神州尽成千古恨”。在这三部书中，《三国志》更是名气冲天，成为中华史籍中的经典之一。
陈寿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务。他的官阶虽不高，但以著述修史为己任。280年晋太康时，48岁的陈寿开始了《三国志》的撰写。十年磨一剑，约在290年，陈寿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该著原名《魏书》《吴书》《蜀书》，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全书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
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陈寿作为晋代的史官，在具体的叙述中，他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与表现的技巧性相结合。一方面，他不得不维护魏为正统地方志书地理建置的记载，即在《魏书》中为曹操写本纪，在《蜀书》和《吴书》中分别为刘备和孙权写《先主传》和《吴主传》；另一方面，他的成书确是如实地记录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格局，尊重了三国各自为政与互不统属的历史。更显技巧性的是，他写《先主传》和《吴主传》记事的方法与写曹操的本纪如出一辙，均采用年经事纬法，在事实上拉平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巨头的关系。
作为经典的《三国志》，其叙事简略流畅，记事详略得当，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故《晋书·陈寿传》对陈寿有“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评价。
由于《三国志》的表现属于纪传体，加之史事的情节容易故事化，再加上晋惠帝诏令百姓抄写《三国志》等原因，故《三国志》不胫而走，特别是后来罗贯中将其演绎成小说《三国演义》，经坊间说书的不断演绎与历代墨客骚人的一叹三咏，加之当今电视剧版经典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传唱等，其影响几近家喻户晓。
如果说《三国志》中的《魏书》和《吴书》述说了历史上魏国和吴国的事情，那么《蜀书》则延续了巴蜀的文脉。在《蜀书》中，陈寿对人物品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刘备是英雄，诸葛亮是奇才，关羽、张飞是虎臣。鉴于这种奇才，诸葛亮被尊为“名垂宇宙”的万世师表。这种评价，今天我们在成都武侯祠便可以看到。诸葛亮的高大上历来被人们顶礼膜拜，在众多的粉丝中，陈寿算得上是超级粉丝。
中国方志源头：常璩的《华阳国志》
当时光老人步履蹒跚，从西晋走到东晋，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国”命名的志书诞生了，而且与巴蜀攸关。它，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
常璩（约291-361），字道将。四川崇州市常璩广场的常璩铜像基座所嵌铜牌有这样的介绍：蜀郡江源县小亭乡（今四川崇州市三江镇）人。成汉政权时期，曾任散骑常侍，侍从皇帝，掌理文书，参与要政决策。归晋后，入密阁，掌著作。所著《华阳国志》为我国西南地区古史，对巴蜀史事记述尤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专著，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中国地方志的初祖”，誉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
如果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撰写了三国时期魏吴蜀的历史，可知其兴替；那么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是一部志书了，而且是在中国志坛上最具讨论意义的志书之一。有趣的是，两部书均冠以“国志”，而且均是大手笔，皆出自于晋代。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该著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该志的记事始于上古，述及巴、蜀、南中、汉中等地；记人有公孙述、刘二牧、蜀汉先后二祖等的兴废嬗替。内容涵盖了西汉以来梁州、益州、宁州的地理、人物史料等，形式涵盖了地理志、人物传，堪称记载蜀汉及晋代史最为翔实的志书。
自然，这部志书成为了研究古代巴蜀人文历史学者的案头必备。
它的历史信息量大、密集度高，对后世历史性著述的影响广泛，甚至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后汉书》、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名著均从中大量取材。至于《华阳国志》书名中的“华阳”，其实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即指华山之南的古巴蜀等区域，因为在历史上并无“华阳国”的建置。
《华阳国志》内容以历史、地理、人物为经，体裁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为纬，体例近乎完备，引领了中华修志文明的代代赓续，在中国方志界极具影响，诚如《四川方志简编》所载：“自司马相如以来，纪蜀史者七八家，皆未能尽善，璩乃博考众说，裁成《华阳国志》一书，攻方志者，奉为鼻祖。”
其意义和价值，诚如《红楼梦》之于古典文学，《史记》之于传统史学，《水经注》之于古代地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史（志）家推崇。
自成书以来，宋代便有两种木刻刊板印行，明清至民国计有22种，足见其影响和地位。遗憾的是，宋本《华阳国志》因兵燹荼毒而化为灰烬。
《华阳国志》还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佐证了“文宗在蜀”的概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不乏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成都。因为成都与巴蜀若干细节密码的解析以及城市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离堆、穿成都二江之事等，在书中均可以找到答案。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市阅读协会（筹）名誉会长谭继和认为：“要读成都历史，需要从《华阳国志》读起。”“《华阳国志》成为读成都的起点”。汪毅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