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地理学离不开典籍。谭其骧曾提道：“许多著名的学者所取得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历史自然地理，也都离不开历史资料的，或者是主要取材于历史资料的。”谭先生这里说的历史资料自然包括历史地理典籍。即可知典籍对于研究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下文兹就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学典籍，谈谈自身的几点体会。不妥之处，还希方家指正。
一、学会查阅所需的历史地理学典籍
怎样查阅到所需的历史地理学典籍，这就需要掌握目录学的基本知识。因目录学能帮助我们尽快找到所需的历史地理学典籍及其资料。目录学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刘向《七录》、刘歆《七略》。其中《七略》用“六分法”类分图书，实开中国目录学之先河。此法后为班固编写《汉书·艺文志》时所继承。此后，曹魏郑默《中经》始开图书分类的“四分法”，即将图书分类为甲、乙、丙、丁4种。虽然《中经》后来亡佚，但其“四分法”却为西晋苟勖《中经新薄》采用。以后，东晋李充将郑默所创甲、乙、丙、丁四分法改名为经、史、子、集4种。其后，虽然又有南朝宋王俭《七志》、梁朝处士阮孝绪《七录》等恢复了《七略》、《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然李充所创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仍为后世编辑图书目录者采用，至《隋书·经籍志》“四分法”始大成。对于历史地理学典籍来说，《隋书·经籍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地理类”单独列出，归于史部中。这无疑使历史地理学典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水经注》等典籍，分列于“地理类”中的一、二位。这种目录分类法远比以后《四库全书总目》要高明。
综上述，可知目录学的发展史也是历史地理学典籍地位不断提高的历史。即历史地理学典籍在刘歆《七略》中的地位卑下，至《隋书·经籍志》时，虽然地理类仍依附于史部，但同前期相比，已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
到清代，作为目录学代表作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尤其应得到我们的关注。虽然《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在刊行以来，颇受后人的讥讽，尤其在清朝道光、咸丰时最甚。但其成就不可否认，正如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四书提要辩证》中所说：“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以为《总目》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能有此书也。”余嘉锡此论可谓较为公允。正因《四库全书总目》确实是研究者，尤其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人们必不可缺的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将图书按四分法，分经、史、子、集四类。并且它将历史地理典籍列人史部的地理类之中，此点明显是继承了《隋书·经籍志》的分法。此外，《四库全书总目》亦多有其他值得关注之处：第一，提高了地理类在古籍中的地位。至少在乾隆时期，它排在子、集之前；第二，说明了地理学在中国古代是附庸于历史学，且以历史沿革地理为主；第三，从《四库全书总目》可知古人，尤其是总目的编纂者对于地理学的看法。例如；他们认为，首先，《禹贡》、《周礼·职方考》等著作继承了先古时期人们记载历史地理的方法和形式，从而肯定了至少从《禹贡》、《周礼·职方考》这种传承就已开始了。其次，《太平寰宇记》是我国地方志之开山之作。熟悉《太平寰宇记》可助我们学习和研究其他地方志的编纂形式、体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再次，《四库全书总目》反对在写作历史地理时使用浮夸、荒诞之词。如驳斥在“《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并认为“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同时，对地理类书籍中“凡芜滥之篇哪部地理方面的方志类书籍，皆斥而存目”的严苛编录方式。因此，我们在利用地理典籍时，应去除其中的不真实或夸大的记载。最后，《四库全书总目》编类次序，采用的方法是：“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辩方域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总之，了解四库史臣如何编撰历史地理典籍，可以帮助我们怎样去使用这些典籍。
然《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也有一些不妥之处。比如在编纂中将“宫殿疏”放在第一位，当然这样做是为了大统一的政治需要。但我们不应该拘于此点，而看轻古迹、杂记、游记等其他地理典籍。另，《山海经》、《十洲记》等不应被排斥在地理典籍之外。尤其《山海经》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典籍，对于今人了解古人的地理思想、观念与其当时的地理学多有益处。毋庸赘叙，古今众多地理学者对此书多有研究。又《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将地理类分为4个部分，包括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等9种。且编纂者于每部著作下均较详细地介绍了该著作的作者、主要内容、特点等等。这些皆利于我们查阅到所需的典籍和资料。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存目》被分为7个部分，10种(其中都会、郡县分为上、下两部分)。但是，我们在查找历史地理典籍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因为还有许多何历史地理学相关甚至关系密切的典籍没有被列人到地理类中。如《四库全书总目》将16部“正史地理志”纳入史部的正史类。《吴越春秋》、《华阳国志》、《邺中记》、《蛮书》等与历史地理学关系紧密的典籍缺被列到史部载记类。游记类地理典籍如范成大《吴船录》、陆游《入蜀记》则归入到史部传记类。《通典》、《文献通考》中和历史地理学相关的资料被收人到史部政书类。和历史经济地理学有关的典籍如《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编入到了子部农家类中。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时应注意的问题。
除了《四库全书总目》外，在古代图书分类的基础上，1959年由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结合近现代图书分类的方法，即将子目、书名索引、作者索引单独列出，并编成了《子目》、《索引》两册。这为我们查找所需的历史地理典籍及其资料提供了诸多方便。首先，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便于检阅者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作者等任何角度去检寻，都可一索即得。”改变了以往读者仅知某丛书所收集的书籍种数和名称，却无法得知所要查找的书籍或某人著作在那些丛书中。其次，该书第一册《总目》后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排列出了国内41家图书馆收藏古籍丛书的情况。这为我们查找所需历史地理典籍和资料提供了线索。最后，该书进一步突出了地理典籍的地位。如该书前言所说“《麓山精舍丛书》、《浙江图书馆丛书》的传布，说明了方舆和中外交通已成为新的学术研究课题。”此外，清人罗汝南编辑的《历代地理志汇编》被列人到了该书的史部舆地类中。这种将正史地理志归人地理类的做法是以往目录书籍所没有的。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二、更好地利用总志、地方志
历史地理典籍中的总志、地方志甚多，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但是，如何利用这些地理典籍应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笔者兹就几位地理学家、学者的论著来探讨一下。
第一，利用地理总志和地方志时，应结合正史史料、17部“正史地理志”和历代总志对所要利用的总志、地方志进行考证。正如谭其骧所说：“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改正旧方志的错误叙述呢?当然主要依靠正史地理志、依靠历代总志。”以《方舆胜览》为例证，谭其骧就认为《方舆胜览》“对建制沿革确是很不讲究。……修《宋史》者可能即以《胜览》为本。”主张利用《会要》、《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著作对《方舆胜览》进行考证。第二，地理总志、地方志也有助于补充正史或正史地理志的缺欠。谭其骧说：“首先，《胜览》保存了一份完整的南宋晚年监司军帅治所的资料，……其次，就州县而言，本书所提供的一份南宋末年的建制名目及其从隶关系，也用一定的用途。”肯定了《方舆胜览》对史料具有补充作用。李勇先提出：“(《舆地纪胜》)一书征引繁富，凡历代正史、杂史、方志……无不征引……有许多《纪胜》所征引的书中哪部地理方面的方志类书籍，有许多今已不传於世，……尤其到了清代，一些宋代及以前的史籍在四库馆臣的串改下，使得原书面目全非；而《纪胜》乃系影宋钞本，……但基本上仍保存了原书的面貌，因而具有很高的校刊价值。”后李勇先还利用《舆地纪胜》校刊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从而考证了清人对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改动与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一些错误。综合上述两例，均可说明我们在利用正史史料及其地理志时，应参考总志、地方志以考证所用材料的准确性。第三，利用总志、地方志来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手段。陈正平就是利用众多地方志中的记载，写出了《八腊庙之例》一文，并得出了崇祯朝灭亡原因多少于蝗虫的灾害有关系的结论。并且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方面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往往在研究历史时，只知道利用正史中的史料，而正史的史料有时相对于我们研究的课题来说，常常会有史料太少和视野过于狭窄的感觉。反之，如果我们参考大量的总志、地方志，会使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资料大大增加、思路和视野更为开阔，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之，掌握目录学的历史和相关知识，便于我们查阅到所需的历史地理学典籍及其资料。同时，总志、地方志的利用有利于补充正史或正史地理志资料的不足，可为我们研究相关课题，提供更多有用的资料，并且开阔我们的眼界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