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著述的精深解读而享誉国际学界、被哈佛大学哈桑教授称为“当今‘亚里斯多德学’世界第一权威”的陈康先生（1902-1992）曾经立下宏愿：迟早有一天，“要让西方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为不懂中文而感到遗憾”！去年以来，德国好几位从事马克思文献和思想研究的专家在谈到一套用中文撰写的书时，多次生发出陈康先生当年所期待的那样的感叹。这令我蓦然感到：至少在马克思研究领域，陈先生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变为现实了！
德国专家谈到的这套书，就是由聂锦芳教授主编、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推出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首先是来自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伊丽莎白·诺伊（）馆长的评论。由于这套书中的第1卷《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是聂锦芳教授2015-2016年应邀去特里尔访学时完成的，诺伊馆长事先对这套书的大致构思有所了解。但当聂锦芳教授作为2018德国“马克思年”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于2018年10月再赴特里尔参加相关活动，并将整套书送给博物馆时，巨大的篇幅、丰富的内容再加上考究的装帧还是令诺伊感到震撼。她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据我所知，这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马克思本人著作及其思想最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仅从每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详细目录的英文翻译就可以知道，作者对每一卷所涉及的马克思著作的解读是多么细致。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是用中文撰写的，所以我无法详细地了解每本书作者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谈及2018年世界范围内研究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时，诺伊只列举出两种：一种是德国米歇尔·海因里希（）教授所著《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1818–1841）》，另一种就是聂锦芳教授主编的这套书。
艾尔伯特基金会波恩总部图书馆负责人彼得·多纳斯基（）教授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归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旗下的这个基金会。由于故居博物馆的面积有限，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所已经堆满各种图书资料，而在波恩总部图书馆不仅存放着大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包括已经被裁撤掉的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的大部分藏书），而且设有专柜，集中收藏世界各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但其中中文书籍极少。所以，诺伊馆长在去波恩开会时将整套《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带去了国内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希望存放于此。多纳斯基教授收到此书后，看了详细的英文目录和内容提要，觉得“这项成果太重要了”，并马上安排工作人员编目。此后，他专门打电话给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梁镛教授，说：“没有想到，中国同行的研究已经如此深入和全面。可惜的是，我不懂中文，很为自己不能阅读该书的全部内容而感到遗憾！”多纳斯基除了让梁教授向作者表达感谢外，还特别邀请聂锦芳教授访问基金会。
而对此书发表了更为细致的评价的还有两位重要专家，他们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2）中《伦敦笔记》部分的核心编辑成员埃亨弗里德·噶兰德（Ehren⁃）教授和诺伊馆长提及的米歇尔·海因里希教授。这需要从我与他们的交流谈起。
2018年9月到2019年3月，我作为交换生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我是带着研究马克思《伦敦笔记》的计划去德国的，所以首先去拜访的是熟悉《伦敦笔记》文献状况的噶兰德教授。他在两德统一前就任教于历史悠久的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位于东德境内），并在该大学的MEGA2《伦敦笔记》编辑和研究小组中承担了重要工作，是受过极为严格训练的名副其实的马克思文献编辑专家。由于两德统一后高等院校的整顿，包括噶兰德教授所属的小组在内的许多MEGA2研究单位作为意识形态的“陈旧负担”被关闭或难以为继。噶兰德教授同许多研究人员在被解职后不得不另谋出路，他最终定居于德国中部的埃尔福特市（），虽然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却从未放弃过马克思文献的编辑与研究工作。我从柏林出发，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大巴车程到达埃尔福特，受到了噶兰德教授的热情款待。他在家中向我展示了他多年来搜集的有关《伦敦笔记》的所有文献材料，数量种类之多令我震惊。不仅如此，教授谈起文本中的具体细节也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可以看出一位纯粹学者的高度专业素养。《伦敦笔记》的文献编辑是噶兰德教授的研究专长，但其实不限于此，他本人还写作过并指导过多位博士生关于《伦敦笔记》思想内容的专题研究。不仅如此，他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形成过程的相关研究也十分独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分享完我在整体梳理文本基础上的思想研究构想后，噶兰德教授表示大力支持，给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并饶有兴味地询问我以上想法从何而来。我便向他介绍了影响我这一思路的聂锦芳教授及其近期学术成果。当噶兰德教授了解到聂教授的学术主张和研究规划后，他意味深长地表示这即便对德国专家而言也是一个挑战极大的研究，为此他很感慨在中国有人如此重视利用他们的编辑成果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相比之下，他认为在这一方面德国和欧洲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得知12卷本丛书的出版后，他非常兴奋，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尤其是对12卷本中《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研究。由于时间匆忙，我根据国内的丛书出版报道临时口译了他所关心的部分目录和内容提要，他根据以上信息敏锐地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很可能是近年来突破甚至颠覆以往《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我与海因里希教授等专家在这方面的争论很多，而单从目录结构和内容提要上看，这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或任何一种既有的思路。我今年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如果成文会向同行提及这一成果。”说到此处，噶兰德教授耸了耸肩，无奈地表示他现在有既定的研究任务，所以无暇学习中文，只能期待这一丛书英文版或德文版的问世。他拜托我转达对聂锦芳教授的敬意和问好，并嘱我随时告知聂教授最新的研究进展，若有可能发给他一些介绍丛书的英文材料。噶兰德教授的态度和评价令我很受触动，带着许多思绪，我离开了埃尔福特。
除文献编辑专家外，我还特别希望拜访作为《资本论》思想研究专家的海因里希教授。因为他是目前德国屈指可数的专门从事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曾经参加过MEGA2的编辑工作，还是德国“新马克思阅读（-Lektüre）”思潮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与其他MEGA2编辑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拘泥和停留于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更重视奠基于原始手稿基础上的思想研究，这从他多次再版的《价值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及《如何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述中可以看出。而在这一点上与聂锦芳教授的研究方式非常接近。
海因里希教授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科技经济大学任教，为了撰写3卷本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前文提及的《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1818-1841）》即为其中的第1卷），他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在家投入研究和写作。我通过从网上搜索到的电子邮件地址与其进行联络，可能是由于他很少上网，起初联系不太顺畅，过了段时间才收到他的回复。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在柏林的家中做客，向我展示了他的所有藏书，并且针对我的论文选题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还推荐我去柏林一家藏书非常丰富的图书馆寻找文献。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向我介绍了其新的研究计划和工作进展。原来计划第1卷的内容是1818-1844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但由于要赶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出书，所以只好先将梳理完毕的1841年前的部分发表。目前他正在研究“《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材料，后续会继续处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海因里希教授对自己的这套丛书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待，为超越以往的马克思思想传记，特别在文献选择上下功夫。他不仅需要认真细致地处理包括书信和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的各类文本，还将与马克思发生过思想关联的人物著作、当时其他报刊杂志上的社会舆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文件档案以及19世纪各领域的历史文献等全部纳入到总体的考虑之中。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令他感到苦恼的地方在于，以上众多文献材料堆在一起，该如何统摄、解释、叙述和分析，让他颇费踌躇甚至一再延迟写作进度。听闻这一情况，我立即将聂锦芳教授主编的这套书介绍给他。他听后非常高兴，特别希望了解其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想看看作者们是怎么处理文献材料的。回到住地后，我与已经回国的聂锦芳教授联系，索要了12卷本的英文提要和目录，然后发给海因里希教授。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谨翻译如下：
亲爱的陈栋：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内容目录和概述。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它们看起来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很多共同的意图，所以我特别想在我（关于马克思思想）传记的框架设计中吸收这些著作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利用这些书——如果我要准确理解的话，只能用中文版。如果有全书的英文翻译，我很想尽快得到它。我还想与这套书的各卷作者交流。
最衷心的问候！米歇尔·海因里希
此后，海因里希教授在持续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同时，一直惦念着《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一书中与其相关的部分文献处理方式。2019年8月，这套书第12卷《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的作者王莅去柏林出席“新时代视域下的中德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研讨会，见到了与会的海因里希教授。他再次向王莅表达了对这套书的重视，特别赞赏聂锦芳教授对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历程的完整把握和全书整体结构的设计，说这对他之后的写作思路和框架有很大的启发。出生于1957年的海因里希教授还对在小他9岁的聂锦芳教授的悉心培育下，几位更为年轻的青年学者对马克思著述和思想的熟悉程度表示惊讶。
此外，我看到了海因里希教授在这次研讨会上所作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写作中能否规避个人化的历史观》的报告内容，再比照聂锦芳教授在参加完德国“马克思年”活动后发表的文章《马克思研究如何面对历史和时代》和《追寻马克思的足迹》，可以看出德、中两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研究思路、风格、观点上的相通、类似和差异，真正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又相互启发、珠玉互鉴，共同点缀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百花园。
当然，德国学者也不全是不懂中文，除了那些华裔教授（遗憾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专业的），个别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也关注到这套书。比如，汉堡大学的阿德里安·克劳奇克（）在其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专门设计的一节《聂锦芳与文本学视角的马克思》（⁃ktive）、在其用英文发表的关于中国庆祝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综述（’）中，都对这部书及其观点进行了讨论，将其视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之一。
那么，德国的马克思专家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套书并不约而同地表示为不通中文而“深感遗憾”呢？
可以这样说，《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是聂锦芳教授和受他的研究方式影响的几位青年学者在多年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和悉心解读内容基础上推出的重要成果。它选取了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真正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了起来。在12卷的篇幅中，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解读，探讨了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宗教氛围、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甄别了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通过对“巴黎手稿”的梳理，分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对“观念论”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了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探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1848-1852年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了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解读，甄别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透视了马克思晚年宽广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论和实践建构及其后续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在整套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逐渐摸索出一套具体的方法及其原则。诚如聂锦芳教授在该书完成后所悉心总结的：
在研究中，我感到最困难的，并不是权威而完整的第一手文献的搜集，而是对这些文献的把握、理解和解释；我们不仅要还原马克思当年写作的原始情境、文献状况及具体内容，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框架”来统摄和清理大部分处于散乱状态的文献中的思想及其逻辑。很显然，这样的“框架”不能出自我们纯粹的杜撰，更忌讳用一种外在思路、观念和范式来强行套用。因此，鉴于马克思留存下来的文本及其表述方式的特殊性，一方面，我强调，精深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必须走向文本、文献学，而不能将其全部让渡给马克思手稿的辨认者、著作的编辑者和翻译者，因为思想阐释是对文献编辑成果进行的检验和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客观、准确和到位地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所以我不允许学生离开文本、文献的原始状况和具体内容抽象地讨论马克思的思想；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很多叙述非常散乱，观点也不甚系统和明确，可是其中无疑又蕴藏着极大的思想容量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并且构成其思想发展前后相续而又不断推进的序列。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反复研读这些文献、切实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解释“框架”来贯穿这些分散的材料，体悟、概括和分析其思想。很显然，这中间解读者主体性的发挥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我们的解释与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能够接通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理解了他——不仅仅限于他的观点，更包括他对观点的论证；不仅仅限于他定型、成熟的思想，更包括他“苦恼的疑问”、对自我的反省、理论的内在矛盾、开放的多元思路、多重的理论和实践效应。
这真是发自肺腑的切身体会！只有在如此精深的研究中经历过类似的磨难和煎熬的人，才能体味和领悟其含义。分析至此，德国专家，特别是正在写作马克思思想传记的海因里希教授为什么极为重视这套丛书甚至为不懂中文而“深感遗憾”，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表明，在马克思研究中，虽然以德语为母语的研究者在搜集、阅读原始手稿的初期占有一定的便利和优势，但马克思思想世界的复杂、论证逻辑的曲折和理论结构的繁复并不会自动呈现在其面前。如果没有与研究对象相匹配的视野、思路及框架，没有深刻的体悟、把握和理解，同样不能作出准确、客观和到位的分析、阐释及评价。同样，即便是德国之外的学者，如果方向有远见，步伐迈得稳，功夫下得深，也能够有所作为。所以，研究对象及其原始文献对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具有几近同等的意义、难度和机会，不会特别眷顾谁，也并不天然排斥谁。无论是德国专家还是他国学者，如若不遵守基本的学术公度与规范，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扎实的积累和艰苦的探究，谁都不会取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我们知道，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园地，尽管前苏联和东德学者使用过“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МарксистскаяФилософиявⅩⅨвеке）、“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ist⁃isch-）等概念，但必须承认，是中国学者首次公开而明确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方向。黄枬森、庄福龄教授等筚路蓝缕，他们主持编写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奠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术的进展，8卷本在有关马克思的文献佐证、细节甄别、解释思路和框架设计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而《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是在20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文本个案的解读完成了对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意义的重新探究，它讨论的虽然只是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3卷的内容，但不仅以12卷本、600万字的总篇幅超过了前者全书，而且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梳理、分析和评论无疑都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可以说，这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进展。
而对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研究来说，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本文开头提及的陈康先生当年的夙愿，赢得了德国学界的高度重视，为国际马克思研究贡献出了“中国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