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是忧虑我们初心的失落。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服务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思想理论建设。对于这一点，前辈学者们始终非常清醒，也非常坚持。但是在今日，学术界的这种初心似乎失落了。我们似乎仅仅为了满足单纯求知的欲望，为了研究而研究列宁哲学教育思想研究，几乎不再思考研究本身的现实性问题。第二是忧虑我们历史方位感的缺失。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需要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赶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在于此。但70年后的今天，面对包括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西方思想，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历史方位感，好像我们曾经是因而永远是西方的追随者，因此，过去需要今天同样需要效法它们。殊不知，在新的历史方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今天我们已和它们处在同一历史方位中、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我们决不能再带着“跟跑者”和“学徒”的心态来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第三是忧虑我们学术鉴赏力的退化。有大见识，才会有大格局。做人、做事、做学问莫不如此。佩里·安德森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举出了13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不过这些思想家在中国的被研究程度显然差别巨大。何也？因为我们有学术鉴赏力列宁哲学教育思想研究，能够自主判断哪些思想家更重要、更值得研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今天，面对琳琅满目的当代西方学术产品，我们似乎无法再做出有学术品位的判断与选择，只能听从偶然性的安排。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基于中国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鉴赏力，强化中国立场和使命担当，不断开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