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高中学历，治学精诚，见识超迈，著述等身，终成一代方志大家、目录学权威、山西历史地理学泰斗，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只有科级职务，没有大学文凭，年逾五旬，却在强调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20世纪80年代，被省委破格直接提拔为副厅级领导干部；

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学校长，岳父为张大千弟子。朴实低调，与爱人执手偕老，相濡以沫一甲子，旷世爱情感哭多少人。

他就是刘纬毅——山西省图书馆的创建者之一、中国新方志的首倡者之一、当代山西历史地理学的拓荒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传奇爱情

1931年9月，刘纬毅出生于河南省修武县小营村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为河南信阳中学校长。家中藏书甚富，刘纬毅整日浸淫其中，从此喜欢上历史、地理。解放战争时期，刘纬毅参加了革命，随军来到刚解放的太原，后在山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工作，在这里邂逅了他一生的挚爱、也是日后鸿案鹿车60余年的爱人巢菊初。

1953年刘纬毅与爱人巢菊初

巢菊初出身清芬世家中国地理方志 山西篇，父亲巢章甫是张大千最中意的弟子，被师兄弟们尊称为“大师哥”。解放初期，巢家积极支援国家建设，将家中的40多间房屋无偿献给国家。巢菊初出生在这样一个锦衣玉食之家，但她“锦衣肉食非吾乐，蘖操冰心益自坚”。1949年秋，她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毕业，坚决要求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被分配到解放不久的太原市，先参加太原市接管扫尾工作，后陆续在山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太原市委文教部、市委宣传部工作。巢菊初思想进步，漂亮活泼，能写会画。“当时，有好多人追求她，也有不少人给她介绍对象，这个是处长科长，那个是大学生，她通通不要，她就看上我了。”直到耄耋之年，刘纬毅每每回忆起来，脸上还是满满的幸福。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秋，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巢菊初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腿部严重受伤，从此卧病在家50多年。但她不忘治学，精通书画篆刻的她经常在古字、古书、古画方面，为刘纬毅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文献学释疑解惑，帮助断句，润色文稿，并为他刻章“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以共勉；而刘纬毅则挑起照料她的担子，无怨无悔。两人琴瑟和鸣，相得益彰，在二人世界里，意怡如也。刘纬毅直到81岁时，因为脑血管狭窄缺血，两次在家中昏厥摔倒，这才雇了一个保姆协助照料爱人。5年后，87岁的爱人在午睡中无知无觉安详去世。

巢菊初为刘纬毅刻章“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

刘纬毅为爱人举行了简朴的树葬仪式。在殡仪馆，当爱人的遗体从冰柜中抬出时，刘纬毅不顾一切地冲开众人，扑上去把这个和他厮守了60余年的冰清玉洁的爱人紧紧抱在怀中，将他颤抖的最后一吻深深印在她美丽如初的脸颊上。看着老人涕泪横流的无助的面庞，周围的亲友和工作人员都不禁潸然泪下。在绿荫下，当爱人的骨灰盒被缓缓放入树坑下葬时，刘纬毅又用力推开周人，爬到坑边，跪下给爱人磕了三个响头，高呼：“菊初，一路走好，你在天堂等我！”众人再次流下感动的泪水。此时此刻，没有谁比这个已经把照顾爱人当作生命支柱的老人，更能理解永别的含义了。对他来说，读书写书只是生活，而爱人才是他的生命。

学术高峰

1953年底，刘纬毅离开山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相继调到山西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山西省文化局工作。1957年，他主动申请参加筹建山西省图书馆，任筹备处秘书组组长。不久，负责筹备古籍部，组织整理堆积在山西省博物馆的大量古籍，后任古籍部主任。

在工作中，刘纬毅经常接待读者查找县志，咨询地名沿革。看到读者常常闹出“蒲州（今永济市）就是蒲县”“绛州（今新绛县）就是绛县”这类笑话，他遍查古志，整理成《山西古今地名对照》供读者查阅，大受欢迎。“文化大革命”中，他顶着“走白专道路”的巨大压力，潜心研究，著成《山西历史地名录》，开了当代山西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地名办公室各印刷1万册，仍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副省长武光汤等领导给予高度赞扬，许多领导干部到各县下乡时都随身携带。刘纬毅从此闻名山西学术界。

《山西历史地名录》山西省图书馆1977年印行

1980年6月中旬，刘纬毅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要重视地方志的编写》一文。在当时，《红旗》杂志的文章堪比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河南、甘肃等地正是以此为据，推动当地党委政府启动了修志工作。同时期，山西临汾市委干部李百玉写信给中宣部，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志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也呼吁开展修志。这三位山西人的振臂高呼，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全国的迅速开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们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首倡者。

同年，刘纬毅在《文献》杂志发表《中国方志史初探》的万字长文，被《中国地方志总论》和台湾《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全文收录，《中国地方志辞典》也列为词目予以介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界首次发表有关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论述，获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次年，刘纬毅应邀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届学术会议，交流《编修方志刍议》《山西方志考略》两篇论文。不久，又在《中国地方史志》《中国地方志通讯》等10多家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地方志论文。

刘纬毅的部分学术著作

刘纬毅不是地方志人，但已经被地方志人引为同道，甚至称他为“方志界的一字师”。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老领导武光汤等也向省委积极建言，刘纬毅都一一回绝，因为他太喜欢图书馆古籍部这份工作了。在这里，他可以远离尘嚣，放飞理想，在静谧古香的书海中自由遨游。

但他在地方志界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山西有个刘纬毅”几乎成了80年代初全国地方志界的口头禅。1984年2月中国地理方志 山西篇，在中央明确要求干部队伍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刘纬毅一没有大学学历、二没有年龄优势（时年52岁），以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被山西省委从正科级的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破天荒地提拔为副厅级的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成为山西政坛的一段佳话。

不久，刘纬毅受邀参加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旧方志整理工作委员会，作为一个“小年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语），与傅振伦等11位比自己年长十几二十岁的学界耆宿一同荣膺“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标志着他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全国地方志最高层的正式认可。

《中国地方志大词典》编纂人员合影，右一为刘纬毅

在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期间，刘纬毅分管省志和创办《山西年鉴》，执笔拟定《山西省地方志行文暂行规定》，主编了《山西通志·大事记》《山西通志·人物志》等志书25部，总字数750余万字；审定各种志书30余部；在《中国地方志》《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有的文章为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乔志强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等多种著作所引用。

与此同时，刘纬毅继续开拓他的方志研究领域。在方志史研究方面，1991年，他应季羡林任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编委会”之约，撰写专著《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两次印刷两万册，创下地方志书印数的最高纪录。这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方志史的开山之作，广受学界好评，获1993年山西省地方志书一等奖。以后，刘纬毅又以此为基础，组织专家主编了《中国方志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以“史”命名的方志史著作。

《中国方志史》三晋出版社2010年出版

在方志辑佚方面，1983年，刘纬毅在《山西师院学报》《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上党记〉辑佚》《〈太原事迹记〉辑佚》，这是新时期山西最早发表的方志辑佚成果。1997年，专著《汉唐方志辑佚》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并获山西省第三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华读书报》等10多家全国报刊发文盛赞。2011年，刘纬毅的《宋辽金元方志辑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煌煌两巨制，跨越汉唐宋元1500余年，钩沉佚志1500余种，把中国方志辑佚推进到一个新高度。201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汉唐地理总志钩沉》，填补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项空白。

《汉唐地理总志钩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出版

刘纬毅也没有停止在省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开始的两项工作——历史地理研究、目录学研究。1990年，刘纬毅出版专著《山西历史地名通检》，该书成为《山西历史地图集》和新县志编纂的重要文献来源。以后，他又出版了《山西历史地名词典》（专著）、《山西古今地名词典》（主编）。这两本书被公认为山西历史地理研究的扛鼎之作。1981年，刘纬毅主编的《山西古籍善本书目》出版，启功先生为该书写笺，姚奠中、顾廷龙先生题字，该书获中国图书馆学会二次文献优秀成果奖。次年，出版《山西文献书目》。1998年，主编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出版，好评如潮，获山西省第四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直到2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山西文献目录学研究的集大成和权威之作。

慈心善行

刘纬毅和爱人生活节俭，疏食淡饭，很少添买衣服。家里住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单位福利房，地面仍是原来的地砖，家具斑驳掉漆。但他们对他人却异常慷慨。刘纬毅的爱人有4个外甥，都在北京生活，生活并不宽裕。爱人去世后，刘纬毅资助他们每人10万元，也感谢他们对大姨的孝心。

刘纬毅和爱人有一个义女，年少时被自行车撞倒骨折致残，所以老俩口对残疾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爱人去世后，刘纬毅按照两人原先的约定，以他爱人的名义，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30万元。

刘纬毅夫妇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及家乡捐款证书

刘纬毅自1949年2月离开家乡小营村参加革命后，就一直在山西工作，但他心系家乡。2016年12月，他向家乡捐款20万元，用于奖励小营村小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建设小营村公益事业。这笔巨款捐出后，这位仅靠退休金为生的老人一生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连保姆也心疼地说：“刘叔叔捐得连自己的生活也紧张了。”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60年来，刘纬毅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多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尽是人间第一声”的非凡成就。但他在治学上从不满足，对学术界关注的《汉唐方志辑佚》修订增补后，已将书稿交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即将出版。如今，86岁高龄的他，仍然爬梳在浩瀚的古籍里，披沙捡金，思接古今，实践着自己“古训要立天地心，父谕应为生民命”的理想，攀登着新的学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