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自汉代开始逐步被纳入中央行政管理体系内，发展至今，已成为四川境内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其西北与陕西、甘肃接壤，向南行则为德阳、成都，历代作为四川的屏障。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受统治者的重视，历代的文人大夫亦云集于此，为绵阳方志编纂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清代民国时期绵阳地区方志的编纂概况

绵阳建制沿革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

绵阳，古称绵州，或载以“绵水之阳”，或载以“绵山之南”。绵阳市隶属于四川省，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东邻广元市的青川县、剑阁县和南充市的南部县、西充县；南接遂宁市的射洪县；西接德阳市的罗江县、中江县、绵竹市；西北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文县接壤。

关于绵阳地区的建置沿革，推及汉代高祖建城以前。商周时期至春秋战国这个由奴隶社会转变至封建社会的阶段，秦昭王设四川为蜀郡，绵阳地区属蜀郡至秦末。自西汉置涪县始，历来为郡县、州府治所，而多设置在今梓潼、三台等地，这正是绵阳地区所处的自然地理、军事战略位置的考虑，反映了其地特殊的历史地位。

与此同时，绵阳政区设置齐全，府、州、县（区）均有，为种类繁多的绵阳方志编纂提供了坚实的政区背景和可供记述的详实史实。

方志，是全面记载某一行政区域内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著述性资料文献。盛世修志，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献载体。世代相传，留下价值珍贵的方志文献。

方志在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及地方官员的重视下逐步发展，绵阳地区在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多存录于其他史书，仅作为地理志或通史的部分。

绵阳地区现存最早的方志是明代治地三台县的《潼川志》(十卷)以及万历时期《潼川州志》，后者继承前者之主体，以潼川州内的沿革、山川、古迹、祠寺、学校、赋役、官师、人物和艺文为主,其中较多收载唐宋时期著名文人学者如李白、杜甫等关于本境山川胜迹之诗文。这两部志书是今绵阳市境内现存最早的志书。

清代民国时期绵阳地区方志的编纂特征

编纂的组织及人员

有清一代，四川地区的修志，属绵阳地区修志数量较多，体例体裁丰富。民国时期的绵阳地区，虽然实行防区制，有的地方军阀控制的防区跨越县域，但修志依然以县为限，依据民国政府修志凡例，各县政府及官员重视修志，编纂的组织有序，人员选配得力，頗具特色。

清代民国绵阳地方政府重视修志，专设机构，选配的参编人员多，具有较高的学识；编纂分工有序，确保了修志有序进行。

民国时期绵阳地区直接参与修志的人数则相对少，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9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22条，对各省方志编纂的组织机构、纲目审核、取材范围、类目设置等等做出具体要求。由此带来1928年之后全国大规模的修志。

而绵阳地区民国修志主要集中在民国前期。同时，民国政府修志的号召，民国时期新思想、新事物的涌入，对方志编纂思想、内容增加，内目的增设等，使修志中的资料收集、采访人数增加。

职能分工的细化，社会动荡与政区变革使得收集、考证的工作增加，这说明绵阳地区从清代至民国时期修志组织的结构、规模发生巨大变化。

清代民国绵阳地区方志编纂的相同点是负责主持开展志书编纂工作的主体都是直管辖和治理地方的一把手，统一地进行职能分工更有利于集结地方精英在短时间内完成志书编纂，发挥官修志书的优势。

不同点在修志者身份的改变以及他们通过志书力图宣扬的思想观念，有清一代，主持志书编纂的地方官员是经皇帝授权，同时编修志书主力军都浸润在儒家思想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

这种文本书写诠释的是清王朝对该地域治理的合法性，且修志盛况源于纂修《大清一统志》，这表明绵阳地区的修志本质上是满足“大清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而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于军阀势力的割裂而被迫中断；

虽然民国政府也曾要求开馆修志并制定凡例，但实际上地方的修志权利被掌握一方政权的军阀所控制，因而此时文本书写的权力不再归属中央，绵阳三台、安县、北川地区修志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方志编纂成书时间与地域差异

清代民国时期绵阳地区方志编纂工作在地方政府官员组织下开展，受所处地域、时局动荡、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绵阳地区志书编纂工作大致是与中央朝廷、民国政府部署的修志时间要求同步，但也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绵阳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不均衡及地域差异。

如民国时期绵阳地区在因修志成书时间主要集中在1937年之前，后来几乎未再修志。

清代绵阳地区志书编纂的地域分布呈现明显的差异。行政区域范围更小，搜集资料与编修志书时间相对更短，修志数量更多。另外，边地如北川、平武之地修志频率远远低于内地如绵州、盐亭、江油、三台等地。

方志编纂的体例体裁

方志编修历史上，其名称经历了由地记、图经、地理志、史志合一的“志”、种类由全国性的一统志、综合志（省、州、府、县）、乡土志以及到各种专志。编纂体例体裁上，经历了不断吸收和借鉴历史、地理等典籍的记述方式，继承和运用多种著文，逐渐形成了地方志特有的体例结构。

清代至民囯时期绵阳地区志书编纂体例与结构符合朝廷及民国政府修志凡例要求，体例结构与中央王朝三次修志凡例要求一致，志书主要由图、表、正文、传、附录等构成。

绵阳地区志书体例及门类设置结构的完整性不断完善。同时，清代绵阳地区志书体例是依据《大清一统志》的样式制定，以平目体为主，并用有纲目体、三宝体。

清代民国绵阳地区旧志编纂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志书编纂的体裁运用上。体裁是指志书编纂过程中运用的具体表现形式，绵阳地区旧志体裁汲取了历史文献、地理门下的记载方式，包括志、传、图、表、按、小序等；

纵观绵阳地区从清代到民国旧志体裁运用的变化不在于体裁的类型，而在于其所占的比重以及编排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典型代表为黄尚毅编纂《北川县志》“凡为图廿三幅、为表八、为志八、为传八、载历任序文与首，所以溯邑乘之由来。录新序纲目于前，因以明县志之体例。”

清代民国时期绵阳地区方志的价值及评价

方志文本的作用不仅为我们研究方志编纂提供范本，另外由于清代民国时期绵阳地区的方志种类多样，数量众多，内容上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我们进行历史学、历史文献学、方志学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史料价值

在清前期承袭明制，设置土官治理少数民族聚居之边远地区，以及后期中央王朝逐渐收回土司拥有的地方财政、军事、任命官员的权力，派遣的官员大多都并非当地人且有一定时间的任期；

从“土官、土通判、土知事”到“知府、知州、知事”的官职变化以及兵力部署的增强，实质上反映了在康熙平定三藩之后，为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控制开始撤土官制度，推行流官制度，以达到中央高度集权的目的。

其实无论是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还是中国近代地方军阀势力当权都会为了巩固其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社会的治理来是实现国家（管治区域）长治久安；

使整个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而在实现对社会有效治理过程中，地方基层政府作为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政治机构，他们对地方社会的管理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文献学价值

方志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文献，它具有独特的性质特征、源流演变及其价值。清代民国时期绵阳地区方志所记载天文现象、自然灾害、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物产矿藏、艺术宗教以及社会状况等资料，往往为正史所不载，这些成为研究地域文化的基础史料。

除此之外，方志因其兼容性保存了大量的乡邦文献便于我们掌握地方文献著述的概况，同时方志编纂的连续性使得一些失传的文献得以保存，考源价值与辑佚价值较强。

除此之外，绵阳地区旧志的艺文志、山川志等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李白、文同、李凋元等文学大家和当地官员、儒绅的文学作品，成为绵阳地区旧志的最大特色之一，方志文学文献为研究文学作品和价值提供新材料。

文学文献价值

“地方志乘，本是一地方的历史，与国史不过具体而微。国史有艺文志，所以纪一代的文献；志乘有艺文志，所以纪一地的文献……所以志乘之列艺文，几乎是不可缺额项目”[1] 依赖方志记载一地之史，不仅记述了研究相关史学问题的资料文献，同时记载了大量的文学文献以保存、延续本地传统文化。

古往今来，生活与寓居在绵阳地区的文学大家诸多，或为兴叹富乐山水、探索大禹或李白故里，亦或为怀古惜今，书写情怀，在绵阳地区各级志书中留下了大篇幅的诗作、词赋，使艺文志成为研究绵阳本地文化和评价绵阳地区方志价值最重要的门类。

结语

方志在编纂思想上体现了大一统下的志书书写记载，突显了方志的特性；志书本身所具有的资政、教化功能体现了中囯士大夫为天下担责的价值取向。除此之外，方志之所以能在地方文献中占据一席之地，也与其编纂原则的灵活性有关。

一是详今略古，方志编纂的过程中则秉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从清雍正规定开始，志书在规定时间内必须重修突出了志书对于现实社会的记载；

如（同治）《直隶绵州志·武功门》中对清以前的重大战事只是稍有提及方志地理书的历史价值，对清统治时期内贵、川的叛乱描述尤详，另外在《蠲政》下详细地记载清代历任皇帝所采取的蠲免措施。

至民国时期，绵阳地区的志书着重记述了这一时期内容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以誊录和新编的形式强调了志书的时段性。

二是横排门类，竖排史实。方志从清代一门“专门学问”成长为“独立学科”，它从史书中逐渐脱离出来并吸收、融合了各类史书编纂特征，以时期为经，以政区为纬，从更微观的视角记载一地之史实，这些撰修原则及方法在新中国两轮修志中被新志继承，至于生不立传，述而不作等方法在实践过程中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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